【摘要】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十分重要。高校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以思政课建设和改革为抓手，准确分析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特点，总结梳理思政课的教学经验，探索一套适应当代大学生特点和新形势发展要求的思政课教学话语体系，从逻辑、事实、价值、情感四重维度建构主流话语体系，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进而提升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输送合格人才。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认同；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曹峰，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广东  中山528404)。

【原文出处】《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京)，2016.3.41～4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学生对中国道路的认同问题研究——基于主流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视角”(课题编号：15YJC710005)、2013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问题研究——基于高校思政课主流话语体系建构的视角”(课题编号：2013 CZ023)的研究成果。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因此，“三个自信”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而“三个自信”的建立，其根基主要建立在人民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基础之上。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如何提升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认同度，成了党和政府尤其是高校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高校宣传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阵地和重要平台，但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却是不争的事实，存在着淡化、虚化、僵化、形式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等诸多问题，出现了教育者觉得“不管用”、受教育者觉得“不解渴”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源于两个方面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能否说服人和教育者理论功底的问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科学站位定位并做好顶层设计的问题[1]。可见，当前我国高校思政课的效果欠佳与其遭遇的话语困境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话语作为道德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递信息的载体和桥梁，对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话语的运用策略往往直接影响到教育关于道德的解释与说服力”[2]。因此，笔者试图从高校思政课主流话语体系建构的视角人手，就提高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进行分析，并为解决如何提高国内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问题提供话语参照和借鉴。

一、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总体纲领的概括。它最先由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其科学内涵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问题，更多地关涉政治认同的层面。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自身来说，其前提是一个政治性的原则问题。它关系到中国未来所走道路、发展模式的性质、方向以及所秉持的核心价值原则等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际上可以转换成大学生政治认同。而所谓大学生政治认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基础认同是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的认同是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的核心认同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同，政治认同的现实认同是政策认同。”[4]很显然，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关键和重点是后者，即对执政党、政府及其实施政策的认同。目前大学生政治认同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从主体内在的气质与性格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偏重于感性判断。当代大学生是以90后为主体的“新新人类”，和所有时代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身上明显体现着“理性思维与激情冲动、知识欲求与事俗欲望、理想情怀与现实关切”等双重角色、气质与性格。但在不同年代，大学生所体现的气质与性格又各有侧重。客观地看，如果说“老一代”大学生(80年代～90年代中期)更多体现为“理性思维、知识欲求和理想情怀”特点的话，“新一代”大学生(90年代后期至今)则更多体现出“激情冲动、世俗欲望与现实关切”的明显特点。“老一代”大学生深入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并积极投身国家的政治建设并理性参与改革等重大“事件”，他们怀揣各种“形而上”的理想情怀。相对而言，当代大学生则更加关注个体前途命运的发展、个人利益诉求的满足，他们心里充斥着各种“形而下”的现实关切。这些基本的气质与性格特点同样深深体现在政治认同上。当代大学生对于执政党、政府以及社会政策等的认识和考量，更多地停留在自我现实利益诉求是否得到满足这一基点之上。换言之，从某种程度上看，生活在现实的国家和社会之中，执政党和政府是否满足了自我诉求、现行的政策是否使自我从中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等，就成为当代大学生考量和判断执政党、政府和政策优劣的客观标准。这种政治认同的偏好影响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长。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种政治认同偏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因为这种过度关注个体权益、现实物质利益实现的政治认同倾向，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政治的感性判断与认知，其背后的驱动力是人的激情和冲动等原始欲望，而不是理性和审慎的成熟思维。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这种内在气质与性格特点，难免会使他们对执政党、政府及政策等产生盲目、草率、偏激甚至错误的认识和判断。

第二，从主体外在的社会大环境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受制于各类复杂信息的直接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愈发加剧。“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样一句流行音乐的歌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总体社会背景下，加上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当前中国社会呈现的各种问题愈发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让许多人无所适从。但从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仍可以找到当前中国社会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一些趋势和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社会整体进入了信息化阶段；(2)中国社会已逐步形成多元思想文化碰撞的格局；(3)中国政治生态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在以上趋势和特征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也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他们不仅是数字化的“原住民”，生活在繁杂信息铺天盖地涌动的环境里，微博、微信等各种应接不暇的信息充斥于当代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当中。而这些信息基本都是没有经过过滤和甄别的“大杂烩”，里面包括大量有关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负面信息及评价；他们还是多元思想文化世界的“原住民”，生活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洪流中，西方世界的各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进入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他们对这些新鲜事物具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且常常来不及分辨就加以接受；他们更是中国政治生态被污染的“见证人”，从小目睹各类官员腐败案例和亲身体察着各种民生困境(就业难、入学难、看病难、房价高、婚育难等)。很显然，如果说政治认同最根本的是“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5]，那么作为从小生活在以上这种社会大环境里的一代，当代大学生难免会对执政党、政府以及其实施的政策产生某些不信任，甚至使他们对现行制度产生“信任危机”。如此一来，在外在环境的直接影响下，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很可能会变为政治冷漠或政治抵触。

综上所述，和以往时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相比，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明显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要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度，提高他们对执政党、政府和现行政策的认可度和支持，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显然，全面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需要多方面的协作努力，包括党和政府、社会和学校等在内的主体均需采取与其职能相应的有效措施。对于高校而言，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目前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开展常规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中应当以加强思政课的教学为重点。但在实践中，当前我国高校的思政课教学遇到了种种的现实困难，导致思政课在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实效性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其中课堂阐释的话语困境是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最大困境。

二、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提升的话语困境

当前，高校思政课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认同教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认同教育的主干课程。为了提高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高校在思政课教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教育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据笔者2015年在珠江三角洲5所本科、高职院校的调查统计，近40 %的大学生对思政课表示“兴趣不大”，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表示“不太感兴趣”的比例高达50%。毫无疑问，这种现状不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调查结果还显示，在思政课教学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感兴趣”的最大原因是思政课课堂存在普遍的教学话语困境，以至于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无力、无味、无趣、无情”的尴尬局面。归纳起来，这些教学话语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宣讲式”的话语困境。一直以来，高校把思政课定位为意识形态类的政治课。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也有很多教师开始强调思政课应该具有意识形态性及真理性的双重维度性质，但是多数人都是将意识形态性放在真理性维度之上来进行理解。这种认识既不符合思政课的真正内涵，也不利于思政课教学的开展(因为在其中意识形态性的价值之维和真理性的科学之维具有明显的冲突)。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很多思政课的课堂教学主要以教师为主体来开展，以教师对教材内容的宣讲、陈述、阐释和单向灌输为主，教师在课堂上“独白”，学生在座位上恭听；并且在讲课方式上，完全按照教材的条条框框进行安排，章节、小节、各知识点等均根据教材的编排顺序来讲述。这样的讲课方式与常规的“政治宣传”极其相似：宏大的理论命题、鲜明的政治口吻、整齐划一且生硬的表述套路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教材涉及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和社会现实相关的热点及焦点问题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深度解读，这样学生听起来就会感到既“无力”、也“无趣”、更“无味”。显然，这种“宣讲式”的教学话语体系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无法激发大学生的理性思考和政治认同。近年来，很多高校开始提倡并践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如提出和实行专题式、问题式、参与式等新的教学方式，对改变原来的教学方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效果仍旧不够理想。这主要表现在：很多时候虽然教师讲了，学生也听了，或许课堂上学生也有一定反响，但是课后可能很快就淡忘了课堂的内容。这样的教学效果同样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政治认同度，而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教师的课堂教学话语体系出了问题，即用“宣讲话语”替代了“教学话语”。

第二，“碎片化”的话语困境。在当前高校的思政课教学中，还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倾向和趋势：某些教师为了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关注度和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眼球，采用了和“宣讲式”话语完全相反的教学话语。例如，完全脱离教材讲课，天马行空，尽力运用各种零碎的信息资源来填充教学；或将教材的知识点割裂开来，突出课堂外的零碎信息(或以某个零碎信息来比附某个知识点)，强调课堂即兴发挥；甚至将各种娱乐方式引进课堂，最大限度地活跃课堂气氛。这种教学话语的最大问题是课堂内容缺乏逻辑性和条理性，在过分强调“形式”多样性的同时，背离了思政课本来的定位和目的，从而基本放弃了对“为什么”的追问，而这恰恰是思政课最能够真正说服人、打动人的重要保障和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碎片化”的话语使教师表面上看起来充满才华和情趣，课堂热闹甚至“激情四射”，但实质上是走向了“宣讲式”话语的另外一个极端：前者表现为有条理但“无力无味”；后者则表现为有趣味但“无形无神”。显然，思政课本是意识形态性与真理性兼具的极为特殊的课程，其本身的内容既严谨又严肃，如果过分渲染课堂气氛、断章取义、随意处理教材内容，以大量“碎片化”的话语进行讲授，则必然难于增强大学生的理性政治认同。更严重的是，面对当今多元化思潮和信息的干扰与冲击，大学生很可能失去理性的政治判断力和识别力。

第三，“去个体化”的话语困境。如果说前两种话语模式都是缺乏深度的“讲道理”的教学话语的话，那么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十分重视“讲道理”的教学话语模式：某些教师为了在学生面前显示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学识，在课堂上使用大量抽象的语言和理论来授课，以至于使课堂远离学生的生活和社会环境。这就是“去个体化”的教学话语模式。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就“道理”讲“道理”，课堂上涉及的每一种理论都用其他理论进行论证和分析，环环相扣、逻辑严谨，但这种讲授脱离学生的具体生活和社会现实，也很少运用案例进行对接和分析，教师没有个性化的语言表述，在课堂上俨然是一架精密的理论分析仪器。这种课堂话语模式虽有“道理”，但既无现实关切又缺少个体感受，同样无法打动和感染学生。相对于其他理论课程的“价值中立”来说，思政课因其强调意识形态性而价值取向十分明显。显然，在这样的课程性质和定位下，仅有高深的理论、严谨的论证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枯燥、干瘪的课堂讲授形式，不仅难于激起学生内在的兴趣和情感，反而可能会因此引起学生的反感和抵触。因此，还需要运用真实的案例和生动的语言，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课堂讲授，否则学生的表现很可能依然是沉默、低头甚至是“逃之夭夭”。如此一来，思政课所希望的提升政治认同依旧无从谈起。

第四，“外在化”实践教学的话语困境。对于思政课的改革，当前呼声最高的是要加强实践教学。这样的看法在大方向上没有问题，问题是在具体实践中，在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改革中，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并有效进行实践教学？目前各高校的实践教学基本上都包括课内实践教学、校内实践教学及校外社会实践教学三种。但是在具体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开展的主要是一些外在的“实践”，如课堂游戏、简单问答及辩论讨论、课外参观、考察、调查等侧重面向客观世界的实践或“技术性”实践，而对于学生内在世界的“纯粹性”实践即如何改造主观世界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或者很少通过适当的方式去让学生开展这方面的实践。“外在化”的实践教学表面上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因为其以游戏、活动等代替课堂讲授，带有明显的“行动性”特征，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来不及思考或缺乏理性的分析，必然会影响课堂实践教学的实效性。说到底，思政课应该是影响学生长远发展、“三观”塑造的“内在”课程，它需要学生沉下心来阅读、思考和分析，只有如此才可能达到目标。因此，真正的课堂“实践”教学，应该是能激发学生深入思考的活动教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将理论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如此建立起来的政治认同才会具备以下特征，当行动是出于个人判断的独立的信念时，当我们不被别人随意多变的干预所支配，而是由于想到所采取的行动本身的必然效果时，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服从[6]。只有课堂上使用这样“内在化”的实践教学话语，思政课才能摆脱目前“外在化”实践教学的话语困境，才能达到真正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预期效果。

三、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主流话语体系建构

综上所述，在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全新特点及思政课话语遭遇现实困境的双重夹击下，高校思政课要真正发挥提升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功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认同度，必须重新审视教学对象、授课内容和讲课形式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建构一套思政课的主流话语体系是重中之重。为此，当前高校思政课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来建构主流话语体系，由此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及优越性”，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1.逻辑话语建构与大学生政治认同

逻辑话语体系主要通过思政课的课程内容设计，从逻辑上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规律性”，突出其“非偶然性”或必然性的逻辑特征。显然，对于日益理性和求知欲望强烈的大学生群体来说，逻辑说服力是促进大学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为重要的要素，逻辑的必然性支撑将会为大学生剔除情感偏好或认识偏见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逻辑话语体系建构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历史观，即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范围，并没有发生偏离。重点是通过对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进行阐释，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合乎规律性和逻辑性的本质。第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逻辑。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逻辑认为，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包括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代表学者是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其影响深远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的核心内容就是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可行模式，因此人类的历史也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世界。因此，出于对弗朗西斯·福山观点的批判，思政课的逻辑话语需要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质上开拓了人类进入现代化、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另外一种模式，为人类现代化之路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西方现代化逻辑的一种超越。只有如此，才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合乎逻辑性和具有真理性，从而使大学生真正信服和认同。

2.事实话语建构与大学生政治认同

事实话语体系主要通过思政课的内容材料设计，从事实上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优越性或“比较优势”，突出其较之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和中国自身不同的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种比较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维度。

第一，在横向维度上，主要是比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各方面成就与西方资本主义近三百年取得的成就、比较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与世界上其他同类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就，以中国发展的事实成就来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优势。第二，在纵向维度上，主要比较中国自身改革开放后和改革开放前(包括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成就、比较某一个和中国相类似的国家前后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以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事实来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优势。无论是横向比较维度还是纵向比较维度，事实话语建构都是要通过事实的分析比较，以一种客观有力、不可辩驳的方式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优势所在。这种比较十分有利于学生建立“直观”认同。需要说明的是，事实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收集和案例甄别，工作量比较大。教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建立学生团队来收集相关数据和案例，由学生先进行整理和分析，然后交由教师取舍和处理。这种做法有利于学生自觉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实认同，也减轻了教师的工作量。

3.价值话语建构与大学生政治认同

价值话语体系主要通过思政课的课程内容整合和设计，从价值原则的角度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优越性或“比较优势”，主要突出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较之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自身历史在主导价值原则上的优越性。因此，价值话语主要通过主导的价值理论原则和主导的价值实践行为、重大事件来展开比较和论述，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

第一，在主导价值理论原则方面：(1)我国坚持的根本价值原则是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明显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历代的价值原则。前者突出公有化原则、人民利益至上原则；后者突出私有化原则、个体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这种理论的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原则的优越性明显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历代。(2)我国坚持的具体价值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这里需要对党和国家历代主要领导人创立的重要思想和理论体系进行价值分析，突出人民主体、民生至上、群众路线等具体价值理论思想。通过这种具体的比较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价值原则的优越性就能凸现出来。第二，在主导的价值实践行为、重大事件方面：(1)主要通过整理和阐释我国近几十年重大的民生政策措施、政治改革措施等来体现其价值原则的优越性，如义务教育、社保医保政策、农业税减免、基层民主制度等。有些措施虽未能完全达到西方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但至少体现了中国对自身历史的超越。(2)通过整理和阐释近几十年我国应对重大事件的能力来体现价值原则的优越性，如对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等的成功应对，2008年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主导、人民利益至上价值原则的优越性。另外，价值话语建构应引入一些案例比较，如汶川地震3年后新城区的建成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后患不断相比较、2008年北京奥运的组织严密和志愿服务优质与2012年伦敦奥运的组织疏漏和无序相比较。在价值原则的实践行为与重大事件的比较中，也可以由教师指导和组织学生去收集材料并进行比较。总之，价值话语通过价值理论原则及其实施的比较分析，以我国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不懈坚持和持续践行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优越性，最终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4.情感话语建构与大学生认同

情感话语体系主要通过思政课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艺术等方面的巧妙设计，从情感激发和渲染的角度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优越性或“比较优势”。可见，情感话语主要从课程内容的情感激发、教学方式的情感激发、教学艺术的情感渲染等角度来进行话语建构。

第一，课程内容的情感激发。在设计课程内容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应尽量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大众的自愿选择，例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人民民主制度等，均是人民群众基于自身处境和对党的信任而做出的自愿选择。这些都涉及中国自身情况的前后比较。这些内容经过设计，融入人民情感的因素，才能更容易让大学生接受和认同。第二，教学方式的情感激发。在具体的教学方式设计上，除了常规的课堂教学外，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开展教学。例如，通过组织学生参观考察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调研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深入分析和比较不同时期的成就；可以就相关内容邀请亲历中国变革的专家、社会人员或学生现身说法；可以播放相关的影视作品，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与优越性，等等。这些教学方式通过“现场效应”的影响力，可以有效激发大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第三，教学艺术的情感渲染。这主要是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突破传统思政课的“宣讲式”、“去个体化”等话语困境，改变教师“独白式”、“纯理论式”的一言堂和沉闷的教学模式。教学艺术包含各种教学语言技巧，如故事叙述启发、语言诱导、即兴演讲等，这些技巧有助于拨动学生内心深处的情感之弦，达到使学生在自然情感上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情感话语的建构，同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特别是在转变课堂教学方式、应用课堂教学艺术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去，提高情感渲染的真实性和效果。以上是通过建构一种情感话语体系来促使大学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路径。

综上所述，高校思政课四种主流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别于一般性的政治视角(强调政府制定政策、实施干预)、心理视角(强调对认同主体的心理矫正)和社会视角(强调社会环境的改善或变革)，是当前高校通过思政课提升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也是高校力所能及的一项工作。

参考文献：

[1]杨振斌：《着力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载《中国高等教育》，2015年Z1期。

[2]刘丙元：《青少年的话语模式研究及其道德教育意义》，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韩晓峰：《大学生政治认同状态模型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3页。

[5]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6]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1卷)，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