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政德是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官德”范畴，它与传统医德、师德、工德等相关职业道德处于平行地位，却又担负着更加繁重的道德义务。政德，指的是一切从政者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其内容极其丰富，特别是“爱民保民”理念、“公正清廉”理念、“举贤任能”理念等，在历代治国理政中均发挥过无比重要的独特作用，到了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好好继承。

【关键词】传统政德；爱民保民；公正清廉；举贤任能；治国理政

【作者简介】黄钊，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原文出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武汉)，2016.11下.4～6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评价客观而中肯，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价值，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导向。本文拟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谈一谈传统政德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现实价值。

传统政德是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官德范畴，它与传统医德、师德、工德等相关职业道德，处于平行地位，却又担负着更加繁重的道德义务。政德，指的是一切从政者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其内容极其丰富，如在处理官民关系方面，突出“民本”意识，自觉地在职业行为中，做到保民爱民，关心民生；在处理公私关系方面，做到出以公心，不徇私情，体现廉洁奉公的高尚追求；在挑选国家管理人员方面，坚持任人唯贤，力避任人唯亲，等等，都是政德涉及的重要内容。传统政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它既可为主体搞好自我修身、立德做人，提供行为规范；也可为社会君臣“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和“治国平天下”，提供重要指导原则。我国历代政坛上出现的具有高风亮节和完美道德情操的志士仁人(包括“清官”)，可以说都同我国优秀传统政德的滋养和培育分不开的。同时，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清明政治的出现，也都同高尚政德的传播和弘扬密切相关。这说明，我国优秀传统政德，确实在我国古代治国理政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有效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政德，到了今天，是否还具有治国理政的价值呢？回答是肯定的。下面，试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的肤浅体会，以就教于海内外同仁和大方之家。

一、中华传统政德强调“爱民”“保民”，这在今天的治国理政中，仍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爱民”“保民”。“爱民”一词，较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爱民也。”(《庄公二十七年》)“保民”一词较早见于《尚书·梓材篇》：“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爱民”“保民”是古代先贤关心民生、重视民力的集中体现，是当时政德的重要内容。它是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理念演化而来。按照“民惟邦本”的含义，势必要求执政者正确处理君民关系，借以稳固邦国政局。强调“民本”，是对奴隶制时代神化君权的否定，有突破奴隶制世袭制的进步意义。众所周知，在夏商周奴隶制时代，统治者曾大力宣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的说教，旨在宣传“君贵民轻”意识，以维护奴隶主的最高权力。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正在解体，奴隶主的权威开始下降，故民本理念应运而生。当时，儒家学者提出“民贵君轻”说，以取代奴隶主阶级的“君贵民轻”说，《孟子·梁惠王上》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从根本上推倒了奴隶制的“王权至上”说，肯定了“民心”“民力”在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树起了尊民理念。强调“民贵君轻”，就从哲理上揭示了君与民的本质联系。正是基于这一点，儒家的革新派进步思想家荀子运用“舟水之喻”的著名论断，来阐明君民关系，指出：“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这就从本质上论证了“平政爱民”的必要性，从而促使当政者在治国理政中，做到以改善民生为己任，自觉地为民众兴利除害，真正减轻民众疾苦。到了魏晋时期，北齐著名学者在其著作《刘子·爱民篇》中明确提出：“宽宥刑罚，以全人(‘人’，读为‘民’，下同)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轻约赋敛，不匮人财。”毫无疑问，这些主张，有利于减轻统治者对于民众的压迫与剥削，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正是在上述“民本”思想的推动下，一些开明的统治者，逐渐产生了对民众的敬畏感。据《贞观政要·君道》载：“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这个记载，充分反映了李世民对“民本”之道，理解得相当透彻，并落实在他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他亲手开创的“贞观盛世”，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上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古代封建君臣在接受了“民惟邦本”的理念后，尚且能够注意改善治国理政的方略，在“爱民”“保民”方面作出成绩。今天，我们的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党政干部作为“社会公仆”，难道不能够在“爱民”“保民”方面，比封建士人和封建君臣作得更好一些吗？毫无疑问，完全可以作得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人民群众兴利除害，是广大干部应尽的职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P367)所以，古代思想家倡导的“爱民”“保民”理念，完全可以丰富与充实当今党政干部们的政德追求，并为今天的治国理政贡献力量。

二、中华传统政德，倡导“公正”“清廉”，这在今天的治国理政中，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我国古代思想家，大力倡导“公正”“清廉”之德。所谓“公正”，指的是处理国家和民众事务，能做到“出以公心”“不徇私情”；所谓“清廉”，指的是在对待财利方面，能克制私欲，不受贿、不贪污，具有“清白廉洁”的品格。

古代贤哲，围绕“公正”“清廉”，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见解。关于“公正”，《吕氏春秋·贵公》言：“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疑‘生’为‘立’之误)于公。”这是告诉人们，公正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做到了公正无私，就可以得天下；反之，若偏私丧公，则必然丧失天下。可见，为政治国，不能不践行公正无私之德。汉代马融所著《忠经》曰：“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忠经·天地·神明章》)这里用“至公无私”来诠释“忠”，认为做到了“至公无私”，就是忠于职守，就能合乎政德的要求。故《尚书·洪范篇》明确提倡“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认为作君王的，只有做到公正无私，才能使王道正直平稳，永无波折。关于“清廉”，《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言：“廉者，政之本也。”这是明确把“清廉”看作理政之本。《吕氏春秋·忠廉篇》云：“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这是说，面对“大利”的诱惑，也不改变自己所奉行的正义初衷，才可称之为“廉”，表现了“廉者不苟取”的高尚价值取向。故“廉”在古代被称为“士君子之大节”(《欧阳文忠公集·廉耻说》)，是高尚人格的体现。可见，“清廉”也是为政者必备的重要德行。

需要强调的是，“公正”“清廉”到了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这是因为，贯彻“公正”“清廉”，不仅是当代党政干部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而且是每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2](P394)习近平同志还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3](P390)这些重要指示，很有针对性、现实性，说明我国古代崇尚“公正”“清廉”的政德，到了今天仍可在治国理政中，再造辉煌。特别是在党和国家全面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下，大力倡导“公正”“清廉”，无疑有助于深化广大干部的思想建设，把反腐倡廉方针落到实处。

三、中华传统政德，要求当政者注重“举贤”“任能”，这在今天的治国理政中，仍值得大力提倡

“举贤”“任能”，在思想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举贤”，指的是选举有德之材；二是“任能”，指的是任用有智慧的能人，两者合起来，就是强调选用德才兼备之人来承担社会公职。这既是政权建设走向优化的重要环节，也是主政者践行高尚政德的重要体现。

我国古代贤哲，十分重视“举贤”“任能”。儒家创始人孔子，曾明确教导他的“为季氏宰”的学生仲弓在为政中要坚持“举贤才”(《论语·子路》)，这表明儒家十分重视举贤。孔子之后，墨家创始人墨子，更对举贤有自己系统的理论见解，他撰成《尚贤》上、中、下三篇专论，明确提出“尚贤、事能”的主张，认为要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以“尚贤、事能”为政。该文载：“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悪，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尚贤》上)这就清楚明白地告诉人们，能否“尚贤事能”，是国家治理得好坏的重要标志，故又曰：“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贤者之治国也，蚤(通‘早’，下同)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尚贤》中)这些论述，均从理论上阐明了“尚贤事能”的必要性。墨子的结论是：“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与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尚贤》上)这些论述，把“尚贤”“使能”的道理讲透了，为古代中国推行尚贤政治，开了理论先河。

到了战国末年，荀子吸取了墨子的基本思想，多次强调“尚贤使能”。他在论证为君之道的《君道》篇，强调明君要在“得人”上下力气。其所谓“得人”，指的是“得贤才”，说：“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而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不难看出，这里旨在说明举贤任能的重大价值。故又说：“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又说：“隆礼至(疑‘至’为‘重’之误)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在《臣道》篇，荀子又强调说：“明主尚贤使能而饷其盛，暗主妬贤畏能而灭其功。”在他看来，国君选择贤能之臣，国家治理就有可靠保证。指出：“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这是说，有了正义之贤臣，则朝廷大政方针就不会偏邪；有了守边的能臣，则国家疆土就不会丧失。可见，举贤任能多么重要。

强调“举贤”“任能”，实质上是倡导“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奴隶制的世袭制，因而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它既体现了我国古代贤哲治国理政智慧，也显示了当时进步人士修身立德的高尚追求，曾对我国古代政权建设和官德塑造，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使到了今天，仍有其值得关注的现实价值。倡导“举贤”“任能”，实质上就是要求各级当政者，注重选用德才兼备的新人承担治国理政义务。当前，我们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目标极其辉煌，工程极其艰巨，只有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正是有鉴于此，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邓小平同志曾高瞻远瞩地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4](P415)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5](P411)以上邓小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充分说明，我国先贤倡导的“举贤”“任能”政治方略，在今天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仍具有相应的现实价值。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先贤倡导的“爱民”与“保民”意识、“公正”与“清廉”意识、“举贤”与“任能”意识，都是古代为政者奉行的政德的重要体现。它们不仅为古代从政者修身立德提供了行为规范，而且也为古代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导向，对古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过重大理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涉政德理念，对于当今我国各级党政干部搞好自我修身和治国理政，也有重大借鉴意义，我们应当百倍珍惜，努力将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2][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