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道路不断彰显其强大生命力，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聚焦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道路的内涵解读、比较优势、国际评价和价值意义四大问题，加以研究评析，以便深化和拓展中国道路研究。

【关键词】中国道路；问题；评析；价值

【作者简介】赵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张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生。

【原文出处】《思想政治课研究》(沪)，2016.5.59～63，5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影响与国际评价研究”(12CKS00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外也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以下统称为中国道路)。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内涵的解读和认识，一直都是学界热议的问题之一，目前尚未对其形成统一的共识性界定。深入探索中国道路的本质和内涵，是对中国道路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关于中国道路的内涵解读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道路的本质和内涵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认识：第一，多维度探究型，主张从多个维度审视中国道路的内涵；第二，特点概括型，以中国道路的某一特点和侧面，来诠释其本质；第三，历史起点界定型，以不同的历史起点，去界定中国道路的内容和含义。

(一)多维度探究型：从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去理解和认识中国道路的内涵

以学者张维为为代表，认为中国道路，应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狭义层面上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经验和思路，与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是同义语。广义层面上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①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的内涵应包括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基本内容，政治发展、文化价值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更是其突出特点。②还有学者将中国道路概括为“八个社会”和“一条道路”，即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社会、开放创新型和知识社会、和谐与稳定社会，民主与法治社会以及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上九个方面构成了相互统一、相互协调的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等。③这类观点主张从多个维度和侧面对中国道路进行全面探析，避免以偏概全、以点概面的观点，总体上对中国道路的把握，较为全面客观，在学界有一定说服力。

(二)特点概括型，以中国道路的某一个或几个突出特点，来诠释其本质内涵

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俞可平认为中国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④从创新发展方面来看，陈学明认为中国道路的开辟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式的诞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多样化发展的一枝奇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⑤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有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极权政府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经济上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干涉经济的能力。也有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或权力资本主义等。⑥这类学者力求通过分析和探究中国道路的某一突出特点，来对其内涵进行界定。这类观点通常视角新颖，让人耳目一新，但其观点带有较强具体指向性，还有部分国外学者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容易对中国道路产生片面认识和界定，对此我们要有所辨别。

(三)历史起点界定型，这类观点通常，以不同的历史起点算起，去界定中国道路的内容和含义

以新加坡学者郑永年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论”，认为中国道路的范畴应该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多年。他指出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后期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⑦而肖贵清认为中国道路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⑧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近代120年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⑨这类学者，通常站在不同的历史节点来界定中国道路的时间跨度，并且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总而言之，不论是多维度探究、特点概括还是历史起点界定，虽然研究对象同为中国道路，但是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对中国道路进行考察，就会解读出不同内涵。笔者以为影响学界对中国道路达成共识的因素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关于中国道路根本内涵和本质特征存在争议，只有把握其最本质特征，才能确定其明确的历史起点和历史跨度；二是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关系认识模糊不清，在是否主张构建“中国道路”话语权上存在很大争议；三是国内外对中国道路的话语系统不统一，由于前两者原因，导致国内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国外学者又多受意识形态或专业背景的影响，对中国道路的解读更倾向于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和政治的集权化等认识。导致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国道路的内涵和本质的分析上，缺乏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因此，只有以中国道路根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为认识基点，不断加强国内外学者有效沟通，才能形成关于中国道路的共识性认知，建立有效话语体系。这有助于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

二、关于中国道路的比较优势

关于中国道路的内涵界定，虽然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以及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不断取得的新成就，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存在也依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理性探究中国道路背后的比较优势，是对中国道路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比较优势的认识

1.以张维为为代表的“制度优越论”。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在走访百国之后，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对于中西模式反复对比，认为中国道路的优势归根到底是背后的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他强调中国的制度安排就是“‘一国四方’——‘一国’指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是指四个制度安排：一是政党制度，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整体利益党)，它的作用是领导和协商；二是在民主制度，协商民主包括民主集中制；三是在组织方面，中国有选贤任能制度；四是混合经济制度，强调政府和市场两手抓”。中国模式的成功，根本上是由于这种制度的合理安排。他认为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⑩

2.以崔晓麟为代表的“治理体系优势论”。他认为中国道路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了新中国的政治治理结构及治理体系，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合法性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与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相比独具特色、富有创造性。⑾

3.以沈伯平为代表的“理念优越论——实事求是”，沈伯平认为中国道路优越性根本在于实事求是的理念，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他说：“如果中国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实事求是，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⑿

4.以俞可平为代表的“政府优越论”。俞可平强调中国政府主要优势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又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第二是正确处理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第三是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机制。三个优势中他特别强调第一个优势，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中国现代化战略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拥有较强的驾驭全球化的能力”。⒀

(二)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道路比较优势的认识

1.以郑永年为代表的“外交优越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视角总结了中国四大比较优势：第一是经济发展提倡多边主义，例如东盟-中国(10+1)、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都是成功的例子；第二是外交睦邻政策，对于领土纠纷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式，并且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⒁第三是中国理念的影响力，“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已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这都展示着中国文明所内含的“和谐”、“友爱”、“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大幅提升，中国在日后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成为负责任的大国。⒂

2.以杜平为代表的“经济优势论”。他在2009年3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刻》认为“中国特色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有庞大的海外市场，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的市场，海外市场一旦靠不住，中国模式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有两方面比较优势：第一中国经济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国家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和部门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第二中国经济坚持出口导向和刺激内需相结合，同时兼顾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坚持两条腿走路。⒃

3.以乌玛尔·朱沃诺为代表的“独立自主优势论”。印度尼西亚信息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乌玛尔·朱沃诺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国坚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获得成功的秘方；二是中国发展了一种政府和市场机制相互协同的体系。“在市场机制下，通过竞争提高效率。与此同时，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提供法律依据和确保经济发展的公平公正。”⒄

总体看来，国内学者对于中国道路比较优势的关注视野广泛，涉及了中国的制度安排、政府职能、政党优势、治理体系、思想理念等多个方面，较之于国外学者，更为客观全面。但多数研究是以某一专题或从某一个特定视角进行研究，在跨领域、多维度的考察、外交影响、文化软实力影响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反观国外学者，他们则更加关注中国道路成功后引发的国际影响，其关注点聚焦于经济制度、外交优势、执政机制等方面，注重对时事关注和把握。不过国外学者对于中国道路比较优势的认识，在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认知上存在诸多局限性，他们更多侧重于中国道路经济奇迹的原因分析，而对于中国道路背后的思想文化、制度安排、发展理念等方面的研究关注不足。这就需要国内学者在汲取国外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弥补这一缺憾。

三、关于中国道路的国际评价

由于对于中国道路的内涵和比较优势认识不同，所以国外学界对于中国道路的评价也褒贬不一，目前主要体现为，客观“肯定论”、直接“否定论”和间接“否定论”三种论调。

(一)客观“肯定论”

持该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法国学者马西莫·普兰迪、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季塔连科等人。他们普遍承认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和道路，认为中国道路尤其自身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发展。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可以作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替代选择。⒅同样，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季塔连科认为，“今天的中国，没有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经过对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总结各个国家的经验，在汲取精华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⒆另外，新加坡学者郑永年也在2010年5月发表的《“中国模式”为何引起世界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模式是客观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⒇此外，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则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和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方案。他期望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新的发展和成功。“在此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具有地方性意义，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21)

(二)直接“否定论”

与客观“肯定论”相对立的则是以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以及美国的社会学教授乔尔·安得斯等人为代表的直接“否定论”。这类学者不认为存在具有特别价值的中国道路的存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独创性。纳森·安德森，在《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指出，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只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或者东亚模式的模仿而已，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诸如建立健全的市场、保护产权、稳定宏观经济、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等——“中国做的这些事情和标准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没什么差别，跟‘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没什么差别。‘华盛顿共识’如果要找成功的案例，中国大概应该是一个。”(22)同样，德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也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23)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走的是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此类观点，直接忽视中国道路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直接否定其独创性，大力鼓吹“复制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三)间接“否定论”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通过曲解中国道路的性质，从而间接否定中国道路的价值。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一部分国外学者对于中国道路性质的解读，常常有意回避到其本身所有的社会主义属性，将其变向的解读为国家资本主义、封建资本主义、既资又社的混合体、市场社会主义等模式。以伊恩·布里默、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人为代表，把中国道路归结于“极权政府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经济上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干涉经济的能力。以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等人为代表，强调中国儒家文化、封建官僚主义等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还有以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亚当·沙夫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也不是中国式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24)中国的社会形态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无法给予明确的界定。以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皮沃瓦罗娃为代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聚合的“混合经济”，各种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各种形式所有制经济并存，各种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并存。(25)

总之，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中国道路的评价和认识，存在部分的负面评价和歪曲性解读，其分析逻辑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种：第一是将中国道路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以看待，试图重点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中国道路进行评价和定性分析，这里观点以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为代表；第二是将中国道路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去分析，试图通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去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这类学者主要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为主要切入点，淡化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以伊恩·布里默、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人为代表；第三是将中国道路看做是“中国超越”来理解，在这部分学者视域中，中国道路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可以作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替代选择。以美国的阿里夫·德里克、英国的彼得·诺兰为代表。他们过分强调中国道路优越性，回避其现存的问题，不免有捧杀的倾向；第四是将中国道路用“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术语来指代，片面的理解和考察中国道路。上述因素严重影响了国外政界、媒体和学界对中国道路全面客观的认知，给我们构建有效中国道路话语权，制造了很大的挑战，需要我们认真审视研究。

四、关于中国道路的价值与启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呈现出两个世界：一面是经济萧条失业率不断上升的资本主义世界；一面是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发展的中国。这不仅使“中国崩溃了”不攻自破，更进一步彰显出中国道路的巨大优越性。中国道路的开辟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一)中国道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启示

1.坚持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地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前进。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批判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一味照抄照搬他国的经验是绝对不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启示我们，一定要从国情出发走适合于自己发展的路。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发展，为中国道路的实施提供理论指南。党的十八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26)因此，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彰显中国特色。

3.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与世界关系日趋紧密，和平稳定不仅对中国自己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世界的繁荣富强也有关键作用。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用实际行动反驳“中国威胁论”，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力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积极构建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面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强挑战，中国必须进行有力的回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要靠主动作为和自觉建构才能获得。这种建构必须要从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高度着眼，构建一种既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又能体系现代社会价值追求，还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品质的新型话语体系。

(二)中国道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启示

1.中国道路的开辟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式的诞生。它向世界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只有一种社会、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27)，深刻揭示和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可以促使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反思。中国道路的开辟使人类有可能摒弃“独占”、“独有”、“独霸”，以及“零和博弈”的思维，而树立“合作”、“共赢”、“共享”的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人类发展面临的空前挑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借鉴。

2.中国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良好的示范效应。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中国的执政党忠实地继承和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传统，从为人民谋福利中获取执政的合法性，正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关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事求是”以及“发展共识”的发展理念也越来越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国家的认可。只有坚持在独立自主中不断的对外开放，虚心学习他国发展经验，大力发展经济，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才能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3.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意义重大。中国人民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危难之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它的开辟不仅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更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点燃了新的希望。它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世界之间”，为解答经济文化落后地国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中国道路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

总之，对于中国道路以及其背后的成功经验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更理性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独特优越性，更有利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促发了资本主义世界必要的反思。因此，中国道路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①⑩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5、98.

②丁晓强.邓小平与中国道路研究述评[J].党的文献，2014(3).

③王广等十学者纵论中国道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7-01.

④俞可平.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J].红旗文稿，2005 (19).

⑤陈学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2.

⑥(24)郎秀云.“中国道路”的争议和思考[J].学术界，2015 (4).

⑦沈伯平.道路自信与中国模式话语权[J].江苏社会科学，2013(5).

⑧肖贵清.论中国模式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J].南京大学学报，2011(1).

⑨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3).

⑾崔晓麟.道路自信与毛泽东的探索和贡献[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 (1).

⑿沈伯平.道路自信与中国模式话语权[J].江苏社会科学，2013 (5).

⒀俞可平.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J].红旗文稿，2005(19).

⒁郑永年.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7).

⒂郑永年.中国：大国思维与大国责任[J].同舟共进(月刊)，2008(8).

⒃Zheng Yongnia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M],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4.

⒄周小林.外国学者看“四个全面”[N].人民日报，2015-04-10.

⒅秦益成.国外学者政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共党史研究，2010(1).

⒆[俄]季塔连科.中国的探索对世界有深远意义[N].21世纪经济报道，2012-11-07.

⒇郑永年.“中国模式”为何引起世界争论？[N].联合早报，2010-05-04.

(21)李百玲.德里克论全球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6).

(22)[美]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M].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65.

(23)[德]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

(25)徐元宫.俄罗斯学者关于新中国60年发展经验教训评价之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2).

(26)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8.

(27)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