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本分析法是从文本表层深入到文本深层的一种分析方法。文本分析的价值在于使教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浅层走向深层，其以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国传统注释学、解释学、文本细读法等为理论支撑。其基本方法有句式转换法、语义分析法、词语替换法、关联分析法、语境分析法、次序变更法、归纳提炼法等，这些方法具有丰富与延伸内涵、激发与升华审美情感、增强说理深刻性与透彻性、提高话语创新性的独特功能。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文本分析法

【作者简介】马忠，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甘肃兰州  730000)；原霞霞，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16.11.67～72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的文本空间、意义填补与话语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4XKS031)。

 

文本分析法是文学评论中常见的一种分析方法，基本内涵是从文本表层深入到深层，从而挖掘不能被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含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教材文本由浅入深进行细致的解读，可促使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变；凸显文本“不可见内容”；创新教师教学模式，从而充分彰显文本自身的魅力及价值。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进行了研究，当前有必要更为系统、细致地加以挖掘，其中对教材的文本分析较为缺乏，故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对这一崭新领域作一探究。

一、文本分析的重要价值

所谓文本，“乃文学作品之‘本’，它以语言文字等符号为媒介，运载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1]通常是具有完整、系统含义的一个句子或多个句子的组合。一个文本可以是一个句子、一个段落、或者一个篇章。作为“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2 ]文本广泛应用于语言学、文体学中，对其细致解读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实效性、吸引力。

1.文本分析可使教材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总体上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准确性、概括性的优势且教材理论体系相对稳定，内容丰富、覆盖面广，但基于教学目的的规范性安排，部分知识点不得不进行简略，致使教材文字符号在表述中无法全部呈现，而且教材文本缺乏生动形象性，有碍于师生情感交流。读者以“更充分地呈现文本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为基本目的”[3 ]作为文本分析的宗旨，运用文本分析法有意识地分析文本的重点、难点、疑点、与文本对话的切入点，以及文本留给读者的“空白点”，可透过教材文本“可见部分”挖掘“不可见部分”，以期不断扩充新的内容，了解文本深层内涵，使“知其然”上升为“知其所以然”，从而实现文本突破。读者通过走进文本进行细致解读，对其达到既全面又细微的掌握，从而打开教材，使教材从封闭走向开放，将教材优势转向教学优势。

2.文本分析可使教材从浅层走向深层

文本本身寓含着可拆解性，其表层意义是指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与符号本身的意义能够直接简单地吻合，也可称之为字面意义；深层意义则指语言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与符号本身的意义不具有直接的联系，是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意蕴，必须借助受众的解读方可掌握，又可称之为言外之意。伽达默尔认为文本是“被理解的真正给定之物”，[4 ]故对文本的分析需从表层深入到深层。正如朱熹所言：“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混沌事物，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5]尽管文本分析法常见于文学评论中，但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文本本身具有独特性，更需要剖析深层内涵。因此文本分析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当有充分的应用。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文本分析法的理论支撑

因文本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文学、哲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故理论支撑来源于各个学科。但本文所探究的是文本分析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因此其理论支撑如下：

1.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进行文本阐释的理论，列宁的《哲学笔记》就是使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一个明显例证。其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研究者甚多。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大众文化批判、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等均有一定的文化语言分析。如症候阅读法“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从已说出的文字中辨别出沉默的话语”。[6]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当属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他强调从三个层次上进行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即“政治层次(把各种文本作为一种象征或寓言)；社会层次(将关注的对象转向文本隐含的意识形态)；人类生产方式层次(即任何文本阐释都会落实到经济基础上)”，[7]主张“要立足于文本的形式，从分析对象的结构入手，通过叙事角色功能的变化、社会关系与社会意识形态在形式上的投射，揭示出社会现实与审美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8]总之，詹姆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从多角度、多层次阐释了文本的生成，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阐释学，更有助于重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特点。上述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对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中国传统注释学

中国传统注释学也称注疏学、训诂学，是“为阅读古代书面语服务的一门科学，它研究如何正确理解古代书面语的语义，以求了解它的思想和内容”。[9]我国古代注释由注经开始，逐渐向史、书文扩展。形成初期以释字词、释句子、释主旨为主要方法；发展时期注重探求经文义理，兼采各家之长、综合运用的集注手法；丰富时期随着自然科学与佛经注释的兴起，采用以史证史、文学注释、逐章讲析原文等方法；理学兴盛时期注重直接从注义中寻求义理，阐述注者的政治思想的方法；完善时期注释演化为以史考体为主。在古代训诂文献中，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

在中国传统的丰富注释活动中，形成了诸多具体而很有启发意义的文本解读方法，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采用的基本考证方法是“将文献典籍、民间传闻与实地考证互相印证”。朱熹说解《论语》，“注重以义理为标准解释经典之中的微言大义”。中国传统注释学作为一种基本的阅读方法，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其基本方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可以充分运用，特别是在讲解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经典时，应注重对个别字词的微观注释，从而激活文本活力。

3.解释学

解释学是研究语言的理解、转换和表达的理论，属于西方哲学流派。其历史久远，古代神学认为解释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而出现的关于理解、解释与应用的技巧；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近代解释学认为解释是排除误解进行文本重建的艺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主张理解是通过“视域融合”去扩大和丰富文本意义，通过解释者的知识视域和文本的知识视域交融结合，使解释学的发展从方法论转向本体论。总之，关于解释学，帕尔默认为可从六个方面加以理解：“释经学；一般的语言文学方法论；一切语言理解的科学；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存在和存在理解的现象学；各种解释系统。”[10]

虽然解释学属于西方哲学流派，但是它的一些解释理念和基本方法可为我们使用，尤其是其不断理解和解释文本的方法论对于一般的教学活动富有启发，因为教学本身就是教师对文本的阐发，“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一种创造行为”。[11]“伽达默尔把理解活动从一种理解——解释者倾听文本‘独白’的模式，转变为理解——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模式。”[12]这种对话式理解模式有助于突破传统灌输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高教学互动性，这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是很有必要的。

4.文本细读法

细读即详细的诠释，文本细读是英美文学新批评的术语，其基本内容就是对诗歌进行分析性细读。英美文学新批评式细读法肇端于20世纪上半叶，主要以燕卜逊、兰色姆、艾略特、韦勒克、文萨特、瑞恰慈、布鲁克斯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其中瑞恰慈、布鲁克斯对于文本细读颇有研究。瑞恰慈提出了很多有创建性的理论观点，指出“‘隐喻'‘悲剧’‘反讽’‘语气’‘价值’五个关键词构成诗歌理论的张力说”，[13]强调从文本“意思、情感、语调、用意入手，结合语境的分析来把握作品的内在结构和意义”；布鲁克斯主张“通过认真地阅读原文，反复推敲，分析结构，多方面、多张力、反讽、悖论、复义等诗歌要素，以全面把握和阐释作品意蕴”。其中反讽指的是所说的话与所要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是语词受到语境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对立矛盾的语言现象；悖论指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该方法强调立足文本，又从文本传递读者感情和作品意义，认为“细读方法并没有割裂作者、读者、文本，而是通过‘说话者-态度、语气-观察者-意义’的模式，向学生提供了一套沟通作者、文本、读者的细读方法”。[14]文本细读法以诗歌开端，后来逐渐拓展到小说并形成叙事学，虽然没有涉及政治语言的文本研究，但基本方法很有借鉴意义。尽管感性化的诗歌语言和理性化的政治语言表面上属于不同领域，但从语言学角度讲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赋予了政治语言以明显的艺术特色，从而使中国化的政治语言往往具有诗学特征。因此文本细读法的价值显而易见。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文本分析法的具体运用

上述理论较为抽象，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将其具体化，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准确概括的优势，需通过文本分析实现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的转化。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了以下几点：

1.词义分析法

词义分析法就是对词语内涵和外延的完整解释，中国传统注释学使用的其实就是这种方法。自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完全有必要建构一种系统的完整的语义分析方法论，以便对科学理论的意义进行解释和说明”。[15]在语言分析中，“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被作为基本的区分，其实政治语言介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之间，因此进行逻辑分析很有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解析，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元问题之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首先要回答的问题。”[16]由“思想政治教育”可衍生出“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不同概念，对之仔细分析很有必要。政治语言中的修饰概念如副词、动词、形容词等也需准确界定。如继承爱国传统中的“继承”一词可通过比较“承继”、“承接”、“秉承”、“承袭”等加以区别。又如锤炼高尚品格中的“锤炼”一词可通过与“锻炼”、“磨炼”、“历练”等加以比较。

对词义的分析不仅需要结合词的性质，更要运用列举的方式进行细致区分，比如“严以用权”中的“严”有“严肃、严谨、严厉”等多种含义。又如“爱岗敬业中”的“敬”有“尊敬、敬畏、敬爱”等含义，业有“职业、学业、事业”等含义。再如“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力”有“力量”、“外力”、“压力”等含义。在教学中通过上述词义的丰富讲解，可大大开辟文本空间，给学生以立体化的知识呈现。

2.句式转换法

句式转换是各学科教学中备受重视的学习方法，转换即改换更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等都非常重视理论表达方式的研究。“话有三说，巧说为高”，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求，句式转换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转换，二是句型转换。其转换原则是不改变原句的基本意义；切合语言环境；合平语法和逻辑规律；注意照应关系。

结构转换指通过扩展或缩减的方法，对原句的整个结构或某个成分进行变换，使变换后的句子与原句的语义基本等同。其类型主要有替代转换、移位转换、合并转换、释义转换等，替代转换更显不可替代的作用，移位转换可凸显清晰的逻辑，通过合并转换可减少句子的繁琐，通过释义转换可降低句子的复杂。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转换生成语言学的重点在于精心建立起一种逻辑上前后一致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完善地解释句子的深层结构，并且用公式把这种深层结构清楚明了地表示出来”。[17]如在逻辑学上，由“p→q”可以推出“pvr→q”，两者并无语言矛盾。按照这一转换规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转换为“没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就没有新中国”，显然转换后的语言更有利于实现教学效果。

句型转换是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之间的转换。不同句型的生动形象、情感要求和审美鉴赏是不同的，如将“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可转换为“难道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蹴而就的吗？”或“实现共产主义不得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3.词语替换法

替换即同义词、近义词之间的更替调换，是用某个新的文字、符号或图片，将已经存在的文字、符号或图片调换下来。在词语替换中，雅各布森的关于词语组合和聚合关系的观点很有借鉴意义：“每一个语言信息都是一个双重选择的产物……把选择的词项结合成一个序列，该序列中在场的词项直接的关系式毗邻关系，缺场的词项直接是相似或等价关系，可以进行相互替换。”[18]这一方法在文本细读法中有很多使用。

词语替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替换的过程就是理解词语的过程，其原则是：“对于词语类型语境中的语词或语句来说，决定同一替换的主要是替换语词或语句类型语境的相容性。”[19]如“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若将“赶考”一词替换成“考验”、“检验”、“磨炼”等，远不及“赶考”形象准确，因为“赶考”一词旨在告诫全党接受评判、迎难而上；将“道德理想是激励个体的精神内驱力”中的“内驱力”替换为“动力”，则缺乏前者的内部唤醒的意蕴，后者只表示外在的促进作用；将“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孕育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中的“孕育”替换为“衍生”、“产生”、“生长”等，则无法呈现事物内在发展和质量互变的含义。

在词语替换中，有一种特殊的方法极具教学价值，就是用空白进行替换即删除法。空白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用全部可能性的词语即X进行替换。这样一来，被删除即去掉的部分就成为无限可以替代的部分，这与德里达提出的“删除号下写作”的方法相一致，这个删除号并不仅仅是否定的符号，“在删除号下，语词的传统含义一方面是被删除了，另一方面依然留下清楚的痕迹”。[20]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不断延异和追随的阅读方法有助于开辟文本视野，如“科学立法”中删除“科学”变为“立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删除“基本”变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然后将两者对比，可更好地辨析意义。

4.关联分析法

关联即互相贯连，关联分析法就是在概念体系中进行解释，也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方法之一。关联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人类的认知以最大关联为取向，而语言交际则以最佳关联为取向，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语篇的连贯性”。[21]关联分析以联想式和推理式为思路，主要包括矛盾式、差异性、相关性关联等。

矛盾式关联是在矛盾中进行思考，因为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总是在各个对立面之间互相依赖和排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可从文本的相反语义出发，采取迂回前进的方略，从对立面强化读者的理解。如讲解“理想”可从分析“空想”出发；讲解“人生须认真”可从游戏人生态度等反面入手；讲解“对外开放”可从分析“闭关锁国”的弊端开始。

差异性关联在于把一组具有一定相似因素的不同性质物体或对象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从而充分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关联方式如“理想与梦想”、“千里之行与始于足下”、“法治与法制”、“权利与权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相关性关联旨在研究对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并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如由马克思可关联到黑格尔、费尔巴哈、杜林等；理想可关联信念、目标、愿望等。

5.语境分析法

语境即语言环境，指说话时人所处的状况和状态，中国古代注释学非常注重语境的运用，包括上下文语境、情境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等。西方哲学从康德开始，经由边沁、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到奎因和戴维森都认为，任何要素只有在与其它要素关联存在的具体的或历史的语境中，才是富有生命力的。所以，“一个命题只有在整个语言游戏的语境中才能成为一种运动，从而，理解一个句子，就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22]

政治语言的语境分析主要指政治语言活动赖以进行的历史背景、场合以及社会文化的趋向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并充分运用一些具有特定语境的语言。如“文化大革命”、“土地改革”、“改革开放”等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独特词语。再如习近平在说明中国发展需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撑时讲“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其中的“块头”、“体重”、“虚胖”需要放在中国语境中。又如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理解应放在各自文化传统及意识形态的背景下。

6.次序变更法

次序变更指对句子的主谓宾进行相对变动更改。文学新批评曾在诗歌研究中对诗歌语言进行各种次序变换，从而分析诗歌效果，如布鲁克斯认为诗歌不是一种机械的砌墙活动，而是促使对立物协调或和谐。次序变更中得到的新语句与原句的意义之间存在特殊关联，形成一些独具特色的话语关系，这样有助于意义分析。

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将其运用至教学中有助于对教材文本作出更为细致的解释。如“我爱国”变更为“国爱我”，两句实际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判断，从而构成了爱国主义的整体思想；将“助人为乐”变更为“乐为助人”，可以发现“乐”与“助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变更为“正确地树立幸福观”，在自由变通中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突出了幸福观的不同理论侧重点；“一切为了人民”还可变更为“为了一切人民”或“为了人民一切”，三句话从不同角度凸显出“为人民服务”的要义。

7.归纳提炼法

归纳提炼法就是把文本中繁琐、冗杂的话语进行归并，将大段篇幅精缩为言简意赅的内容。国人说话力求言简意赅，古代诗词以短小精悍、朗朗上口著称；在党的政治语言中也多有体现，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荣八耻”、“三严三实”、“四个全面”、“一带一路”、“五大发展理念”等。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归纳提炼法不仅有利于读者牢固记忆、掌握知识点，而且有助于提炼文本精华，提高读者对整个文本的掌控。该方法可用语言描述，如“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可用图表凸显文本的内在结构，从而形成对文本的知识重构。

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文本分析法的独特效果

1.丰富与延伸文本内涵

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其隐藏于事物深处，需探索、挖掘才可看到。“空间概念本身是多维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也是多维的，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复杂性。”[23]教材文本往往以概括性的面貌呈现在学生面前，无法凸显深层内涵。通过分析文本，教师打开了教材，由表层过渡到深层，有助于丰富与延展文本内涵。

2.激发与升华审美情感

“审美情感作为人的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必然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也会在一些具有社会性内容的审美实践中与人们的伦理意识相关联。”[24]传统教学往往注重知识灌输，激活审美情感不足。文本分析是激发情感和审美活动的有效途径，如在讲授“科学对待人生环境”时，如果只依照正常的讲课方式，那么给读者传递的信息只是浅显的表层意思与扼要的知识记忆，但是如果将促进自我身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经典叙事文本引入，可在“象”与“理”的融合中达到理智、意志、情感的高度统一。

3.增强说理深刻性与透彻性

教学要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阐述和探讨哲理。文本分析法的运用促使教师挖掘更深刻的思想，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在设计蕴涵丰富内容的问题时产生新颖独特的观点，如讲授“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以平常的讲解方式只会进行简单的理论灌输，运用相应文本分析方法可提出诸如“何为积极？何为进取？何为态度？”等问题。通过一系列分析方法，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化呆板为鲜活，体现出普通讲授方法无法达到的效果。

4.提高话语创新性

话语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幽灵。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是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能力，决定着社会舆论的方向。话语权的获得要依赖于话语创新，即围绕话语展开的一种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思维方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文本分析法，有助于回归生活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性地位，转换话语范式，优化话语表达，拓展话语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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