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构建的实质是遵循图像的规律，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话语和传播方式。在阐明图像、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互生同构，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逻辑起点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以象征、隐喻和叙事的方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体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象征；隐喻；叙事

【作者简介】周琪，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京)，2016.4.35～4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重大培育项目“当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项目批准号：SWU1509387)、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jyg152025)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项统领作为主体的人、核心价值传播方式、核心价值话语表达等诸多领域的系统工程，但在建设过程中往往面临作为主体的“人”不再表现出“你说我听”的顺从，或个体价值认同与践行相分离等诸多难题。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认知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信息交流方式正日益图像化，人们在工作、生活、休闲娱乐中接触到的图像数量远远超过文字；另一方面，随着视觉认知研究的深入，人们更加注重以视觉图像构建起来的世界。我们已经处于海德格尔所预言的“图像时代”。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沿着旧有的文本话语前行，还是与时俱进地适应图像时代的话语表达？这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研究的问题域。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逻辑起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基本逻辑起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体的时代境遇，也就是世界的图像化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外在基点。二是主体的视觉感受机制，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内在基点。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所具有的图像化构建的可能性。客体(世界)、主体(人)与本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互构与生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逻辑起点。

1.图像世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构建

当下的世界，包括人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图像化的世界。所谓图像世界并不是人在图像之上，而是人就在图像之中，世界与图像没有先后或优劣之别。图像世界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科技的飞速发展。图像制作从手工绘画转向本雅明的机械复制与印刷，这意味着图像与世界开始从原来的从属关系或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转变成了平行关系，人们依靠摄影技术可以“准确”地再现所见的世界与对象。然而，科技并没有就此停步，当数码时代到来后，世界与图像之间的平衡关系被迅速打破，图像已经不再满足“平行于”世界，而是要“凌驾于”世界之上，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的提出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阶段，图像不再满足于机械时代的复制或模仿，图像自身已经有了自足性，图像甚至已经“抛弃”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图像不需要“原本”，图像可以直接“从自身复制自身”“从自身生产自身”——图像有了自己的逻辑体系和生产机制。正如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所举的例子，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这本身就是“自足的”、蕴含一定价值导向的图本。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图像世界诞生了。

图像世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一个基本前提。图像不仅作为信息传播符号而出现，更演变为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本身，铺天盖地的照片、海报、电影、网站等本身就是图像世界的构成体。在这个由数字技术催生文字符号、言语符号转向以电视、电影、网络等为核心构成图像符号的过程中，社会群体已经逐渐适应运用图主文辅甚至是全息图像进行信息交流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图像符号进一步重塑着主体的记忆、经验和话语表达方式。例如，印刷媒体的各种“图说”系列、几米的“都市漫画系列”、网络微博中的“老树画画”人生绘图系列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仍然固守文本或言语说服的话语表达方式，二者之间的疏离甚至对抗就会随之而来。换言之，图像时代的到来推动我们思考如何主动遵循图像的规律去把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最为基本的逻辑起点之一。

2.主体的凝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构建

传统哲学对于“观看”的理解是主体对于客体在视觉上的把握和感知，在观看的过程中，主体处于优先的位置，图像对于人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无关痛痒的，语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思维的体现。然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对于人的感知的研究表明，对于视觉或观看，图像的影响远非如此。甚至并不是我们在主动地去观看对象或世界，而是对象在“引导”我们观看。“我的视线在它上面……与其说是我看见它，还不如说是我依照着它在看，或者说与它一起在看。”[1]在这里，掌控或者牵引我们视线移动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看到的对象。人们观看的对象仿佛具有让人“沉浸”其中的导向性。看与被看在“凝视”之中出现了“逆转”，人不再是具有优先地位的主动观看者，而成为被观看对象引导的“追随者”。比如，当我们以语言的方式叙述“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时候，接收者是从“听”到了“他者”(第三者)的话语而开始对此产生认知，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解和价值认同的。但是，如果将一幅天安门的图像展示出来，内容传递的人称就发生了“置换”，天安门直接与接收者“面对面”，我和“他”变成了我和“你”，甚至可以随着图像尺幅的增大而变成“我们”，也就是在巨大的画幅之前，图像构图的开放性空间引导人们“走入”图像，从而产生主客合一的心理感受。又如，当美国影片《海上钢琴师》的片头出现众人面对自由女神像呼喊“美国”的图景时，传递的是人们对美国价值观的崇拜和向往，并通过“众人”这一图像符号暗示着“跟我们学”。这正是美国意识形态构建经由图像符号把看不见的价值观转变为“看得见”的图像的过程。这种主体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逻辑起点之二。

3.观念的具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构建

观念是抽象的，是以文本或词语形式存在的，但是词语并不是词语本身，而是有着生活世界作支撑的“存在”。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完全有可能构建其图像化的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有效传递给社会群体，并为社会群体所认同和践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观念和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般具有理论的抽象性和高度凝练性，如果无法有效地直接转化为社会群体的知与行，就将变为“我说你听”的强迫接受，或者受到个体的消极抵制。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就需要我们对生活素材进行图像加工和转化，使之成为社会群体容易接受的“图像”话语表达形式。例如，图文并茂的历史文本能够把历史事件的时间、人物、经过从“过去式”还原为“现在式”，而不是仅仅展示一系列冰冷的数字或文字。从先秦时代的“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诚焉”(《孔子家语·观周》)到汉代画像砖中的“二十四孝”“周公辅成王”“荆轲刺秦王”，再到魏晋隋唐时代的莫高窟佛教壁画的本生图、净土图，以及宋元明清的二十四节气图、耕织图、忠孝图，无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图像化的典型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本语言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视觉化“还原”，并且图像化了的叙事能使人们在接触到图像的一瞬间即将人的知、情、意、信统合起来，使人们接收到的内容远超出原有的文本内容，这也是人们经常谈论的欣赏艺术品时的审美心理过程。其实质是图像构建或者还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场景，在特定的场景中，社会群体之间、社会群体与观念之间成为相互的交流对象，评价自我并让别人理解自己。正如哈贝马斯把生活世界解读为“言说者”与“受听者”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场所”：“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说者和受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他们能够在其中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们的表达与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互协调，他们能够在其中批判和证实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不一致并取得认同。”[2]这种建构性或还原性的场景能够有效避免宣传教育中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单一文字语言的抽象或苍白所导致的社会群体对理论的拒斥。从抽象观念到具象观念转化的可能性，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逻辑起点之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三个层面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体系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不同层面的价值观念准确地传递给社会群体，并为社会群体所认同和践行。这显然不是通过单一的理论教育、文本传递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从文本、言语转变为不同层面的图像表达，通过图像的象征、隐喻和叙事方式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路径。

1.象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价值目标的图像化

象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图像化最为重要的构建方式之一。所谓象征，是指借用某种具体的形象标志不可见的人或事，以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这种具体的形象既可以用部分事物代表作为全体的“本体”，又可以表述抽象的本体。例如，好莱坞影片中不断出现的美国国旗、十字架、自由女神等特定图像元素，已经演变为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形象的图像符号。从中国炎黄二帝的图腾族徽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图像符号，龙的形象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之所以运用象征形式表述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就在于它能够把国家这一“看不见”的抽象概念本体化为“看得见”的具象表达，用具体的图像外显作为整体的国家价值目标。首先，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是很难进行单一的概念化表述的，需要转化为具体形象的认知方式，或者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视觉化“还原”；其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蕴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五大发展理念”等国家建设目标和理念之中。对于这一层面的价值目标和内容，单一的理论阐释无法使社会群体瞬时地系统掌握或理解，尤其是在面对不同层次、行业和领域的多元化社会群体之时。鉴于此，以象征性的寓意符号引导社会群体对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认同就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重要方面。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转换中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是最容易被社会群体接受的一种表现方法。在象征性的寓意符号系统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能够承载这一图像化的符号形式，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将中国古代建筑诸如气势撼人的长城、高大庄严的天安门等以视觉图像呈现，这种具象化形象作为国家的象征，是社会群体进行国家认同的典型象征符号，如同埃菲尔铁塔之于法国、基督山之于巴西、金字塔之于埃及、大本钟之于英国；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梅、兰、竹、菊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象征符号，把“看不见”的国家和价值目标转化为“看得见”的具象；三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俗节日文化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通过民族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等生动翔实的历史资料把国家价值目标转化为具有“实物”的情景，并用典型故事和生动事例将价值信仰与个体日常生活相关联，引导个体知、情、意、信、行的转化。

2.隐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价值取向的图像化

隐喻是一种比喻，即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运用隐喻进行图像化时，一是需要主体具有相似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二是需要本体和喻体之间具有相似点，三是需要主体运用感知、体验和想象等方法。通过此三方面，隐喻才能为主体所理解，否则这种隐喻就将失效。例如，陕北民歌《东方红》的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便是典型的“语像”隐喻，即用“东方”“太阳”“救星”等一系列名词组成的典型“语像”场景，暗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核心和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理念的基本前提均涉及具有相似心理、语言和文化的人，即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沿着这一基本前提，我们可以发现与之对等的图像化方式——隐喻。人们从社会层面的价值理念图像化的本体和喻体的相似关系中可以获知基本的规范信息，而图像能够迅速调动主体的感知、体验、想象等认知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共同或相似文化背景的人能够进行价值认同的互动，如“天平”的图像隐喻正义与法治，“橄榄枝”“和平鸽”等图像隐喻自由与平等。在使用隐喻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观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进行图像化时，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图像的选择需要充分重视社会群体的层次性，把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转化为不同社会群体能够感知和想象的具体内容，其实质是发挥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进行知、情、意、信、行转化的主体性。正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3]200，人们才能更形象、更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应该肯定的和必须反对的。二是使用的图像形式能够营造社会群体进行感知和想象的情境。情境是能够帮助学习者利用经验进行解释、说明并形成认知的熟悉的参照物，能够有效激活个体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或动机。霍夫曼将此称为道德内化的“移情唤醒”，并把间接联想作为移情唤醒的五种模式之一。个体通过图像形成视觉的或听觉的想象，从而产生移情反应并生成道德意识。正如霍夫曼所指出的：“这些亲社会的道德文本不是被动获得的，而是儿童在持续不断地建构、综合，以及在语义上组织诱导信息，并把它和自己的行动及受害者的状况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主动形成的。”[4]因此，运用社会群体所熟悉的图像营造的情境能够有效推动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例如，对于法治价值观念，可以从中国象形字“■”的解读中展开：“水”表示法律、法度公平如水的表面；“■”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它能够辨别曲直，在审理案件时，它能用角去触理屈的人。如此，既能够生动展示“法”的具体性和有形性，又能够在传统文化情景中开展法治教育。

3.叙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价值准则的图像化

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指向图像化的宏大叙述，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与图像的生活叙事相契合。从语义学上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的价值观念，不论是“爱”“敬”还是“诚”“友”，都有一个具体行动的主体，不论是“国”“业”还是“信”“善”，都与主体认知与实践的具体对象相关联，这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叙事提供了基本规范。对于叙事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动词，有了动词才有可能在叙事过程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表述和传递。例如，“爱国”这一个体价值准则，可以从繁体字“愛”和“國”的象形演化中展开理解，“愛”意味着用心和情感，“國”意味着人口和军队，既生动展示了爱国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又展示了爱国的具体性和有形性，通过文字的图像化解读，实现了“爱国”价值观念的叙事转化，深化了爱国主义教育。

同时，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更与个体的日常生活相关联，需要从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选取表现素材，用生活化的内容把高度凝练的价值准则具体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表达中，图像叙事的方式最能够引起个体的共鸣。运用图像这一“叙述者”可以把深刻的价值准则具体化和生活化，如同讲故事、看电影般设置或还原个体认同和践行价值准则的具体情境。当现实中出现与之相似的情景之时，个体会产生基于视觉经验的一种模仿，即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则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图像叙事亦是如此，如在扶老携幼的图像叙事中教会人们友善，在勤奋工作的图像叙事中引导人们敬业。基于日常生活的图像叙事，能够让人们感觉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书面表达或文字形式，还具有与自己直接相关的、蕴含于日常生活的丰富内容。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给妈妈洗脚”用1分钟的影像叙事把“关爱”“言传身教”“孝”的个人层面的社会价值共识表现得鲜活而富有感染力。“脑白金”广告用一对漫画版老人自叙的方式宣扬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孝道”“人情”。这都充分运用了图像叙事的形象、情感、看不见的“劝说”等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叙事还需要社会群体的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价值准则的图像表达来源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但这种生活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自在形态，更需要向自为形态演进，表现为经过精心设计和建设的图像形式，这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指向和价值指向所决定的。这些表现生活的图像素材不是简单的“好玩”或“好看”，而是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进行的再创造和提炼，从而使图像叙事的素材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主体参与空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3]200，同样适用于图像叙事的建设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在三个层面的表达与构建分别对应象征、隐喻和叙事这三种表达方式，并不是绝对的，三者之间也并非绝缘的。国家层面的图像化表达与构建也可以用隐喻或叙事的方式来表达，个人层面的图像化表达与构建同样可以用象征来体现。但是，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相对应的象征、隐喻和叙事应该是最为恰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构建的切入点和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刘亚兰.可见与不可见的：梅洛庞蒂视觉哲学研究[D].台北：台湾大学，2004：144.

[2]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165.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4]马丁·L.霍夫曼.移情与道德发展——关爱和公正的内涵[M].杨韶刚，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