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向同行”，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及其培养目标决定的；特殊地说，是提升中国未来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所需要大规模人才的综合素质的需要，也是弥补当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各自存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两者的教育教学理念上存在反差的需要。两者“同向同行”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是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而言，主动建构两者“同向同行”的可行路径，一是把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切入点，以找到两者“同向同行”的契合点；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互动，以共同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发挥“协同效应”。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作者简介】陈锡喜，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京）,2017.1.154～16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16JZD041）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如何在改进中得以加强指明了方向。作为思政课教师，需要思考的是：思政课如何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高校各门课程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以下简称“哲社课程”）与思政课的“同向同行”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思政课促进两者“同向同行”的可行路径何在？

一、哲社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提出高校哲社课程与思政课的“同向同行”，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及其培养目标决定的。

习近平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中国高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高校的人才培养，也须体现这四个“服务”。而培养大学生的这四个“服务”意识，不仅需要从思想理论方面进行教育，而且需要在各门课程中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乃至所有课程教师的身传言教。高校历来是意识形态交流、交融和交锋的前沿阵地，而哲社课程的教育教学，不同程度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因而它理应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所应具有的这四个“服务意识”，作出各自的努力。

特殊地说，当前特别强调哲社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还基于两个需要。

其一，提升中国未来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所需要大规模人才的综合素质的需要。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是同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与当代世界关系的发展演化，不仅体现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而进入世界体系，也不仅体现在1989年后苏东剧变导致战后两极格局解体而给中国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世界矛盾，更体现在进入新世纪元年9·11事件的发生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和世界关系变化的“错位”，即中国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开始接近于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实现，并由世界的边缘走近世界的中心。与此同时，原来居于世界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主宰世界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各种结构性矛盾的爆发，使其陷入疲于拯救碎片化的境地。这一“错位”，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而言具有“划时代”的特征，即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发展到“世界的发展亦需要中国”。面对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必须承担大国的责任从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样一个态势，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来说，都应有所准备。这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供给不止于是“中国特色”的理论，还应包括面向世界的制度选择的中国方案和道义高地，更需要有能承担新的大国责任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应该具备强大的综合素质，他们要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中国情怀；既具有个性特征，又具有社会责任；既具有战略思维，又具有踏实精神；既对社会弊端愤世嫉俗，又对社会矛盾持理性态度；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等等。这样的人才，正是要从现在的大学生中开始储备的，而对其综合思想素质的培养，单靠现行的思政课是无法完全承担的，而需要全方位的哲学社会科学素养的熏陶。

其二，弥补当下思政课和哲社课程两者各自存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两者的教育教学理念上存在的反差的需要。一方面，思政课的目标定位同“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尚有距离。思政课“05方案”实施10余年，总体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在主流媒体中亦是如此。有认为“根本上改变了教师不喜欢教、学生不喜欢学”的状况，90%以上大学生评价“满意”；也有说依然是“学生不欢迎，老师很茫然”，甚至已濒临“死亡”。客观地说，10多年来思政课有了很大改进，针对性和实效性都在增强，但说整体上有了根本改观，亦难证明。思政课建设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投入产出比”（其吸引力和实效性与中央的重视程度、教育部门和高校在政治财力等方面的投入程度、教师在时间精力上的投入程度之比）不高。其重要原因之一，则是思政课的教育教学理念强调的是政治性“认同”和自上而下意识形态“灌输”，以致有时把思政课的目标定位于使大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把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学习要求“照搬”到教材和课堂加以贯彻，而没有实现它与“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的有效结合。

另一方面，哲社课程德育的总体状况并不十分理想。在社会全面开放和教育强调国际化发展的今天，高校哲社基础理论课程的教育教学，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国际化”之名，而将西方学术理论作为本学科的理论基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被边缘化的情况，而渗透在这些理论之中的价值观，将深刻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导向和理论思维，这可能使得未来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的决策和对社会的引领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要求。而许多教师甚至有些领导的教育教学理念，在突出哲社课程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乃至“思想自由”中，却在潜移默化地鼓吹哲学社会科学所谓的“价值中立”和“去意识形态化”，而这恰好与思政课的教育教学理念存在着很大反差。

与此同时，在哲社课程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理念时，思政课为避免意识形态性过强而导致“亲和力”的减弱，却在课程建设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有意无意地渲染“娱乐化”的倾向，或在政策制定上导致“自娱自乐”的封闭现象，使思政课在教育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乃至教学方法等各方面，与其他哲社课程缺乏必要的互动。这造成思政课在总体战略规划和课程设计方案及其教育教学的视野不够宽阔，过于强调思政课的“特殊性”，而没能主动与哲社课程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和相互学习、借鉴。有的思政课教师因缺乏专业功底，或对思政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分不清思政课和哲社课程的联系与区别，因而缺乏教育教学的自信，淡化了思政课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有些哲社课程则不把思政课当作科学课程，或者“敬而远之”，或者干脆鄙视甚至反对思政课。这些，都从客观上影响了高校学科教育协同育人功能的发挥。

哲社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可能性在于，从根本上说，是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同样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因而哲社课程不同程度上均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育人功能是其内在要求，问题是朝什么方向去育人。科学性是哲社课程的显性表现，而其隐性的依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渗透。错误的社会思潮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除了利用社会突发和群体性事件推波助澜外，往往是借助学术话语来增强其“蛊惑力”，并从而渗透进政治思潮。在学术领域正本清源，加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可以有效地帮助大学生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而避免受到被错误的学术思潮所助推的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这对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至关重要。哲社课程是应该而且有可能承担这一责任的。

基于思政课和哲社课程各自存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两者在教育教学理念上存在的反差，再结合中国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的根本要求和面向未来的特殊要求看，要实现思政课和哲社课程在德育方面的“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党委应承担政治领导和统一思想的责任，而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和职能部门则应承担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责任（这是另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而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政课建设的院系和教师而言，则应发挥其主动建构哲社课程和思政课“同向同行”的积极性，其可行的路径，一是把准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切入点，以找到思政课和哲社课程“同向同行”的契合点；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互动，以共同支撑思政课和哲社课程发挥“协同效应”。

二、把准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切入点，以找到思政课和哲社课程“同向同行”的契合点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主渠道的思政课，其性质是传授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课，因此其教育教学目标不宜简单提“以学生为本”。但是，要实现“四个提高”，不宜把课程性质当作目标本身，要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须实现其意识形态性质与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的“内在融合”。这就是“以育人为本”。

思政课作为体现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要求与大学生成才需求和期待“内在融合”的依据是：从价值目标看，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人文情怀和人类解放精神；从理论内涵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蕴涵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逻辑力量，具有对当代现实的解释力，能够为大学生的自我发展定位提供社会参照坐标。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以及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这“四个正确认识”，应该成为思政课“以育人为本”目标定位中教育教学的切入点。而在这“四个正确认识”的切入点中，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是其核心。因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大局和把握未来发展大势，需要两个坐标：其一，是从历史到现实的纵向坐标，其中蕴涵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即中国之所以必须又有可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成就，以及今天还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其二，是中国同世界关系的横向坐标，即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化？而这两个坐标的确立，需要引入第二个“正确认识”，即“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有了这两个“正确认识”，才有可能引导大学生把承担“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意识，并把“远大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之中。

教育教学切入点的正确选择，决定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把以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为核心的“四个正确认识”作为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切入点，不仅满足了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成才的意识形态要求，同时也满足了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从而能真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以达到“提高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的目标。因为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大局和把握未来发展大势，需要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辩证的理论思维和科学的价值导向，这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水平。而要让大学生真正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四个认同”的政治觉悟，是需要奠定在理性的基础上的，这样才能既克服没有自信的“妄自菲薄”的心态，又避免盲目自信的“妄自尊大”的倾向，这一理性的基础，同样是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正确认识。大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养成和文化素养的提升，需要以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为坐标来融通古今中外，这也需要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对于大学生来说，如何在多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冲突中，做到既不至于陷入迷茫状态而丧失自我，又不至于完全沉浸在“自我”之中而无限膨胀，而是寻找到对自己的正确定位，从而确立成才理想和职业理想，并找到达到理想的正确途径，这同样需要有对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正确认识。

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关键是要“读懂当代中国”，这就找到了思政课和哲社课程“同向同行”的契合点。因为“当代中国”并非各种现象的堆积，未来发展大势也不取决于任何个人善良的意志。如何看待和分析大局，以从中预测和把握大势，存在着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导向问题。理论思维不同，价值观念相异，对同样的现实，会作出不同的判断。因而“读懂当代中国”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对实践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科学批判精神，以及分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而这便包含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思政课所要传递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和正确的价值理念导向，自然包含了上述内容。同样，其他哲社课程，只要真正坚持其科学性，亦能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如江泽民曾经说过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可以引导人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促进人们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1]（P269）恩格斯也曾经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P313）大学生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使他们最容易接受科学的理性精神。因此，弘扬科学精神和传播人文精神，是帮助青年学生“读懂当代中国”的必要条件，也是哲社课程的内在要义。

哲社课程对科学精神的弘扬和对人文精神的传播，本身也是德育的重要内容。其一，它通过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科学和反科学以及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界限，体现出对真理、逻辑和实践检验的追求，这有助于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因为对真理、逻辑和实践检验的追求，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问题意识、历史逻辑和世界视野的党，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走在时代前列的党，这样的党，是值得大学生信赖的、可以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的党。其二，它有助于培养公民意识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意识，从而确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念，以引导大学生作好科学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准备。其三，它有助于大学生思索人生，规划生活，塑造理想人格。大学生的人生规划，需要追问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善恶的界限，以使人生规划更合于人生目的和人生责任，更好地把求知与修养相结合，更主动地投身社会实践，从而在走上社会后，不仅能适应社会生活，更能引领社会进步，即争当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中国先进文化的弘扬者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者。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互动，以共同支撑思政课和哲社课程发挥“协同效应”

欲发挥思政课和哲社课程的“协同效应”，对于学科支撑而言，从事哲社课程教育教学的教师，都须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在不同程度上均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意识。首先要做到的是，自觉甄别西方原版教材，即使直接使用，也应在教学中结合中国的国情加强比较和评价，使学生在学习中能提高鉴别能力，而不能将西方原版教材所依托的理论当做我们研究和评价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基础。除宣传部门以外，学校教学管理部门亦应承担起把握哲社课程教学中的意识形态方向的责任，以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加强课堂教学管理，形成相关制度，如各级教学委员会教材使用审核制度、定期听课制度、不定期研究教学中遇到的意识形态问题制度、诫勉谈话制度等，坚决杜绝违背宪法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进课堂。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更应自觉承担起促进本学科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互动的职责，以共同支撑思政课和哲社课程发挥协同效应。由于当年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速度过快，它的发展还存在着公认的短板，如方向凝练不够，不少学科点不同程度存在名不符实的问题；学科功能定位要求不高，二级学科的设置大多对应于思政课课程；理论研究优势和特色不明显，空泛化和标签化现象严重，应对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能力不强，等等。为了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和影响力，使之能在同一平台与哲社课程“同向同行”从而发挥“协同效应”，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固本”的基础上加强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互动。

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加强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内部各学科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

首先要对何谓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作出明确界定，以既避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方向的泛化，又避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娱自乐”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骨干（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俗称“小马”），以马克思主义分领域研究为支持（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即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共党史四个分领域的研究，俗称“中马”），以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为拓展（泛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俗称“大马”）的学科体系。明确这一界定，并在这一基础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上述四个马克思主义分领域学科以及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互动，既有利于思政课教师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又可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其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四个分领域学科的学者在哲社课程中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积极性。

要做好学科互动，在学术领域我们须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广阔的“中间地带”。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能把没有明确并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问题研究的学科领域都推向“反马克思主义”阵营，而应加强与这些学术领域、包括与“国学”（主要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西方学术传统以及当代学术思潮）的研究进行必要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廓清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世界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领域研究的影响，使这些领域中的哲社课程能一定程度上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至少不“逆袭”思政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政课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和哲社课程的互动，要彼此了解对方的教学内容和基本观点。思政课教师需要了解与自己课程相近的哲社课程在讲什么、怎么讲，也要让哲社课程教师了解与自己相近的思政课在讲什么、怎么讲，以及双方对那些在内容或观点上有交集的主要理论问题有哪些相同看法和不同观点，造成彼此分歧的原因何在，等等。创建跨部门跨学科的课程协作组或学术交流平台，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与哲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所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学理论）等哲社课程的交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与历史系、政治学系等开设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等哲社课程的交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哲学系、法律系等所开设的“伦理学基础”“中国哲学”“法学概论”“宪法学概论”“民法学概论”等哲社课程的交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与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文化管理系等开设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哲社课程的交流。双方要在交流互动中发现问题，并明辨问题的性质与影响：究竟是重大理论是非问题，还是学术性的细节问题。总之，经过交流和切磋，一起鉴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尽力做到相互提醒，相互帮助，寻找共识，减少分歧，共同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经过交流和切磋，一起鉴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尽力做到融会贯通。对于学术性问题，思政课教师要善于向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请教和学习，对于政治性很强的学术问题，思政课教师也应坚定表达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立场并提供思路。

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重视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并在这一研究中加强同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相应研究的互动，以尽可能取得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释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提升其学术水平，需要注重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为思政课服务。第一，当前不必纠结于如何划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绝对边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究竟有几条等问题，而是要研究本学科的诸多元理论问题，如学科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基本范畴、方法论、价值目标，等等。因为这些问题恰恰是各个马克思主义分领域学科所不曾涉及而又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问题。第二，研究文本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理（被后人解读和整理过的所谓“原理”）的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以及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问题与主义的关系等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摆脱对党的创新理论作简单重复的形式主义的阐释，而重点研究重大现实矛盾、重大理论难题以及提升中国经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研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要主动介入被其他学科或社会思潮“炒得很热”问题，如：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同人类文明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究竟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及其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怎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公有制同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个人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等的关系是什么？经济运行机制同体制和基本制度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国家学说同现代国家治理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评价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苏联东欧剧变过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尺度是什么？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如何重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是什么？如何分析“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目标模式、实现途径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然和应然、国家要求和群众诉求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无异于放弃意识形态阵地，便既无法支撑思政课，也不可能对其他哲社课程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用，就很难实现与其他哲社课程的“同向同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要善于借鉴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相应问题中所创新的范畴、方法和观点等内容，并提供自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中形成的学术上的比较优势，从而使对重大问题的解释能形成一定的共识，并使之渗透到思政课和哲社课程之中，以推动在涉及重大理论观点的教育教学上的“同向同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主动关注和研究各门哲社课程中可能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同哲社课程教师进行协调，推进这些资源的运用，以扩大“课程思政”的范围和挖掘其深度。同时，思政课教师还可与哲社课程教师共同开发以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导向的选题为主题的新的通识核心课程。但在建设此类系列课程时，应更多加入学术含量，更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其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的人员互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积极吸收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人才支持思政课建设。要制定一定的政策措施，设立师资选拔与交流制度，积极吸引在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深耕、又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才，作为思政课兼职教师。思政课教师积极开设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公共选修课或通识核心课程，对某学科专业有建树的教师，也可适当担负某些专业哲社课程教学任务。可建立双向听课制度，即思政课和哲社课程的青年教师到对方课堂听课观摩。吸收长期从事哲社课程教育教学的专家学者进入思政课教材编写委员会，等等。

参考文献：

[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