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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历史沿革与建设经验

2017-09-04     来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作者: 雷娜 左鹏

【摘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组织“时事学习”到1961年开设“形势和任务”课,从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形势教育”到1987年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梳理“形势与政策”课60多年的历史沿革可以发现,建设好“形势与政策”课必须有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必须坚持规范化制度化,必须坚持稳定性和变动性相统一,必须坚持课堂内和课堂外相结合。
【关键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思想政治理论课
【作者简介】雷娜,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左鹏,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3)。
【原文出处】《思想教育研究》(京),2017.2.79~83
【基金项目】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探析”(项目编号:16JDSZK107)阶段成果。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学生的必修课。梳理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历史沿革与建设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组织“时事学习”到开设“形势和任务”课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的方针,新设置的教育部明确规定:“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这种教育首先要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4据此,各高校在开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3门必修政治课的同时,陆续成立“时事学习委员会”,“在教务长领导下,负责计划、组织时事政策学习,结合社会政治运动,解决学生对时事政策方面的一般思想问题。”[1]10这是“形势与政策”课的萌芽和前身。
1957年12月,教育部发布指示,全国高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原应开设的4门政治课一律停开,但“对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任务,毛主席的著作和国内外重大时事,应当占用政治课的正课时间及时进行教学”。[1]33可见,即使在政治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动的情况下,“时事学习”仍然保持不变并被特别强调。
1961年7月,教育部印发《改进高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提出高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包括两部分: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二是形势和任务。其中,“形势和任务课为各专业、各年级的必修课程(主要内容是讲解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的任务、方针、政策)”,课堂教学时间“一般平均每周为一至二学时”,教学方法“主要是向学生作报告和组织学生阅读文件,并辅之以座谈和讨论”。[1]41-42这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开设“形势和任务”课的要求并作出具体部署,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课一并组成“高校共同政治理论”课,初步奠定了后来“两课”的雏形。
1964年10月,在“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中,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要求政治理论课必须“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今后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除继续开设‘形势与任务’课外,设置‘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其中,“形势与任务”课主要负责“阅读和讲解当前重大政策文件、报刊的重要社论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学校党委负责同志应当经常作报告。”[1]51这样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停课闹革命”。1970年,部分高校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生,在业务课和军事体育课之外,也只是设置了“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55
二、从恢复“形势教育”到开设“形势与政策”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高校恢复招生,“文化大革命”前的4门马列主义理论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得以恢复。在恢复这些课程的过程中,1978年4月教育部提出“上述马列主义理论课与政治运动、形势教育、劳动教育、政治工作等,从不同角度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各有侧重,不宜互相代替”[1]71。可见,尽管在当时还没有恢复“形势和任务”课,但还是提出了“形势教育”的要求,且明确与马列主义理论课“不宜互相代替”。
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马列主义理论课、形势教育课、党团组织生活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活动,结合学生的思想特点,有计划地进行”。[1]81这是“形势教育”恢复后第一次被赋予“课”的概念,实际上意味着形势教育课程化的探索再次启动。
1980年7月,教育部印发《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提出“马列主义理论课和形势教育及日常思想政治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势教育主要是讲解国内外形势,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应在党委宣传部门统一安排下进行”。[1]86根据这一要求,许多高校将每周一次的思想政治教育时间“一部分用来进行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一部分用来开设思想品德课,并已创造了一些新的经验”。[1]92
基于这些经验,1982年10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通知》,要求“形势任务教育和思想品德课可利用每周一次的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平均每周两学时,具体内容由各校根据情况统筹安排”。[1]93据此,“形势教育”改称“形势任务教育”,并第一次和思想品德课相提并论,且规定了具体学时,在课程化建设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1984年9月,教育部在对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作出若干规定之后不久,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重申“思想品德课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平均每周共两学时,由各校根据情况统筹安排”。[1]101由此,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课程体系初步形成。其中,与思想品德课并列的“形势任务教育”被规范化为“形势与政策教育”。
1985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提出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要适时地穿插各种切合学生需要的时事教育、文学艺术教育和课外活动,激发学生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献身精神”。[1]7此后,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动反映出来的学生思想状况,要求对高校学生“深入进行形势政策教育”[1]115,“有针对性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1]117。
在贯彻落实这些通知要求的过程中,许多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上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一定经验,但也有一些教训。“如形势政策教育,虽然普遍规定了课时,但大多数院校缺乏计划,没有专人负责,有的甚至放任自流。”[1]132基于此,1987年10月,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设置包括“形势与政策”在内的5门思想教育课程。其中,“形势与政策”作为两门必修课之一,“每学期均开设,时数根据需要由各校自行安排”,其教学目的与要求是“帮助学生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学习党的路线、发展、政策,全面掌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认清形势和任务,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发学习、健康成长”。[1]133这样,作为一门课程的“形势与政策”第一次被明确确定下来,不仅使1961年既已开设但后来中断的“形势和任务”课得以恢复,而且有了明确分工。之后,国家教委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施意见》,对该课程的性质和任务、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安排、师资、教材、经费等作出进一步的规定,要求将其“列入教学计划,合理地排入课表”。[1]137
三、作为思想品德课的“形势与政策”课
1989年7月起,国家教委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高校集中一段时间对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和法制教育、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形势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这些常规性的课程或讲座就成了当时“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新的高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系统地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品德教育的主渠道和基本环节,要重点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1]152为贯彻落实这一精神,1995年10月,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思想品德教育仍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法律基础课程和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其中,“形势与政策课程可以不占教学计划内学时,利用政治学习时间,采取专题或讲座的形式,集中或分散安排教学,平均每周不少于一学时,并要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1]159这个要求在随后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得到了确认。
针对“形势与政策”课设置以来课程建设和发展还不够均衡、教学管理还不够规范等问题,1996年10月,国家教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意见》,重申该课程的性质和重要地位,强调其作用是“其他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所不可替代的”,其“作为大学生必修课要列入大学教育全过程……可列入课表,也可利用政治学习时间,采取专题学习、讨论或讲座的形式集中或分散安排教学,保证每周不少于一学时”。[1]177
1998年6月,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中宣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在分别明确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之后提出:“各层次各科类学生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形势与政策’课要列入教学计划,平均每周一学时,一般按专题进行;实行学年考核制度,纳入学籍管理。”[1]184这表明,在新的“两课”体系中,“形势与政策”课的地位依旧,并开始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设道路。
四、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势与政策”课
2004年3月,胡锦涛就“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从培养师资队伍、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改进宏观指导等方面下工夫,力争在几年内使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明显改善。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1]204
2004年11月,中宣部、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提出“要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专科期间的学习,计1个学分”,“各高等学校要从编制教学计划、明确教学要求、建立教学组织、开展集体备课、建立成绩档案、反馈教学信息等方面,全面加强课程建设”。[1]211这是自1987年“形势与政策”课设立以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就课程建设提出的最详尽的要求。
2005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四年制本科的课程设置为4门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同时,开设‘形势与政策’课。”[1]215继而印发的《〈意见〉实施方案》提出:“本、专科学生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本科2学分,专科1学分。”[1]219这样,在从“两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改革中,“形势与政策”课是唯一一门从名称到内容和要求都没有太大变化的课程。
为了确保《意见》精神落实到位,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指导,2011年1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在强调按照“05方案”设置课程的基础上,特别对“形势与政策”课提出要求:“要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来组织教学,选用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制作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和《时事》 DVD作为学生学习辅导资料。”[3]2012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制定《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试行)》。其中,“党委政府版”把“党委政府领导每年深入高校作形势政策报告≥5人次”列为测评标准之一,“高校版”把“形势与政策教育”列为一个二级指标并设4个测评标准:“1.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2.落实规定的课时和学分;3.制定并落实‘形势与政策’课集体备课制度;4.有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校外专家学者、校级领导为学生作形势政策报告的制度并有效实施。”[4]
正是这一系列规定、标准、体系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近年来“形势与政策”课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尽管目前还存在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滞后、师资力量不足、学科支撑不够等问题,但大多数高校都已开课并将其纳入教务管理系统,全国性的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基本形成,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初步建立,令人瞩目的教学科研成果不断涌现,[5]“形势与政策”课已经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设道路。
五、“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基本经验
纵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发展演变,可以总结出以下基本经验。
第一,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建设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根本保证。“形势与政策”课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教育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6]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告诫:“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7]江泽民强调:“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经常同师生座谈,作形势报告,这要形成制度。”[8]胡锦涛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9]习近平更是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10]正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才使得“形势与政策”课,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方式方法,但它始终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紧随时代发展,磨砺前行、锐意求新,朝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第二,规范化制度化是建设好“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但又不同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由于教学内容的易变性,它没有固定的教材;由于教学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它时常延伸到课堂之外;由于教学目的和任务的特殊性,它不是固定在某个学期开设,而是贯穿整个大学学习过程;由于课程沿革的复杂性,它的主管部门既可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也可能是党委宣传部门、学生工作部门;由于师资队伍的专兼结合,它的授课教师既可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可能是高校党政领导、学生辅导员,甚至可能是地方党政领导、社会知名人士。这就使得“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和管理不同于甚至难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自1987年正式设课以来,国家教委先后印发过两个专门文件,提出了具体工作意见。2004年,中宣部、教育部首次把规范化制度化确定为课程建设的重点,不仅对各高校提出工作要求,而且对各地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也提出工作要求,不仅对学时、学分提出要求,而且对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也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这既是对以往课程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课程建设方向的规划。
第三,稳定性和变动性相统一是建设好“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基础。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是课程建设规范化制度化的基本前提,但就“形势与政策”课而言,既有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比如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又有针对性、变动性都很强的教学内容,比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成就,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重要事项,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基本状况、发展趋势、重大事件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外交立场。这就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必须坚持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稳定的是一些固有的专题,变动的是这些专题的具体内容;稳定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基本特点、基本趋势,变动的是国内外最新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形势发展的影响;稳定的是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变动的是这些理论的创新发展、这些政策的不断调整。正是在这种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中,“形势与政策”课及时扩充了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及时回答了学生最为关心的现实问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四,课堂内和课堂外相结合是建设好“形势与政策”课的关键举措。课堂教学是课程建设的重中之重,无论创设于1961年的“形势和任务”课还是创设于1987年的“形势与政策”课,都对课堂教学有着明确的规定,但都没把教学完全囿于课堂之内。2004年中宣部、教育部更是明确提出:“要努力做到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1]211这既是由“形势与政策”课自身的政治性、变动性和广博性所决定的,又是由学生思想成长的特点、规律和环境所决定的。据此,既不能把课堂教学当作“形势与政策”课的唯一教学形式,像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统一教材、固定教师、中班授课、试卷考核,也不能完全摈弃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只是每学期组织几次报告或讲座、订阅几份学习参考资料、平时让学生上网自学、假期让学生社会实践,就算完成“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了。鉴于课程特点和学生需要,把课堂内和课堂外结合起来,一个充任主渠道,一个担纲主阵地,探索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这既是几十年来“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基本经验,又是进一步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的关键举措。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6.
[3]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试行)》的通知[D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253/201204/xxgk_134286.html
[4]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的通知[D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342/201102/xxgk_114966.html.
[5]王包泉,隋俊宇,刘姝.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及发展趋势[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7).
[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9.
[8]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2.
[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37.
[10]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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