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家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京)2017年第20175期 第14-23页

内容提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对于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较少论及,在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也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三章中,则通过分析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地位、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的依赖、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批判了杜林关于“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阐明了只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能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The economic basis determining the superstructure is the well-known basic principl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However,upon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why this basic principle is the economic basis determining the superstructure,instead of the superstructure determining the economic basis,it is rarely touched in other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as well as less devoted to in the textboo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three chapters of the“theory of violence”in Anti-Duhring,through analyzing th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economics being fundamental to politics,the tools of violence relying on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ngels criticized Eugen Dühring’s viewpoints of historical idealism that are“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are historically the fundamental things,”and“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are the decisive cause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s”,and explained that it is the economic basis determining the superstructure rather than the superstructure determining the economic basis.

关 键 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状况/政治状态/政治权力/暴力/economics basis/superstructure/economic situation/politic situation/political rights/violence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其中包括很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从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原理,阶级的产生、本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原理,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其社会职能的原理,道德和法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及其阶级性和历史性的原理,分工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原理,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原理,等等。其中,他通过批判杜林所谓的“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形式,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次等的相反结果”[1](P165)等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作了深刻的阐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呢?对于这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较少论及,在我国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也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而《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三章,则集中阐释和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暴力论”三章虽然放在“政治经济学”编,但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通过分析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地位,阐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第一,把重大的政治事件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种观念,是一种支配整个历史观的古老观念,它使人们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这种观念虽然被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所动摇,但杜林对此毫无所知。正如恩格斯所说:“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像历史编纂学本身一样已经很古老了,并且主要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保留下来的关于各国人民的发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这种发展正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起着真正的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曾经支配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只是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才使之发生动摇;在这里,‘独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对这一切又毫无所知。”[1](P166)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作些简要的介绍。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梯也尔等人,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很多对动摇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传统观念的有价值的观点,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首先,他们在历史研究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思想成果。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把历史的发展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只知道个人、伟大人物,人民群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毅然反对这种观点,尖锐地批评了法国唯物主义者一味顽固地不承认人民群众有首创精神的错误。他们之所以对人民群众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是同他们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影响有很大关系的。他们虽然没有亲身参加到这个革命的洪流中去,但在他们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对人们来说记忆犹新,他们了解到人民群众在大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这种作用向历史学家表明,不能设想历史是某些伟大人物一手造成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事情。基佐在《法国史论丛》一书中讲到,历史并非从英国国王查理、法国国王菲力普开始的,而是从人民开始的。因而历史著作的首要任务是描述人民的命运,而不是描述个别显要人物;应该去阐述社会发展的倾向,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生活。他们在历史观上的这个重大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在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心目中,人民群众主要是指资产阶级。他们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强烈赞颂资产阶级对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又反对无产阶级,赞颂资产阶级打破新兴无产阶级要求的企图。这是阶级局限性在他们的历史观上的表现。

其次,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对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予以重视,并且试图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如上所述,他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那么,广大群众为什么要创造历史呢?换句话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时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呢?梯叶里回答说: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他认为,要想确实知道是谁创造了某一制度,是谁发起了某一事业,就要弄清楚实际上是谁需要这个制度和这个事业,群众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行动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制度和事业的动力和源泉。当某一制度违反群众利益的时候,群众就会起来反对这个制度。而敌视人民群众的制度总是对特权阶级有利的,特权阶级必然维护这个制度,所以反对这个制度的斗争也就成为反对特权阶级的斗争。在这里,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看到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利益的关系。梯叶里还认为,敌对阶级利益的斗争,不仅决定社会政治领域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宗教信仰。

再次,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还看到了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基佐认为,财产关系(或称所有制关系)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政治制度是由财产关系决定的。在西欧,封建制度的所有制关系,是土地所有制关系。要研究西欧的历史,就要研究土地关系的历史。所有制关系决定人们的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并进而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说,在基佐看来,财产关系或称所有制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

可是,这种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的财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如果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可以真正说明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因,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面前,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无能为力了。他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是财产关系(他们著作中的所有制关系也是在财产关系的意义上使用的)的基础,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应该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而决定生产关系的则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征服”,用“征服”来解释财产关系及其起源。他们认为,由于“征服”,一个民族占有了另一个民族的财产,一些居民占有了另一些居民的财产,就形成了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那么,一个民族为什么要征服另一个民族、一些居民为什么要征服另一些居民呢?他们回答说是为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即为了掠夺别人的财产。结果还是在兜圈子:用“征服”来解释财产关系,即财产关系是由于征服形成的;又用财产关系去说明“征服”,即征服是为了掠夺别人的财产。所以他们仍然没有找到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因,最终陷入了历史唯心论。

杜林由于对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这些动摇传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观念一无所知,所以仍然用重大的政治事件决定历史发展这种古老的历史观念说明历史发展。

第二,经济利益是目的,政治暴力仅仅是达到经济利益的手段,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人类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

首先,杜林用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丹尼尔·笛福所写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奴役星期五的原罪,证明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恩格斯认为,鲁滨逊奴役星期五这个虚构的故事,首先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鲁滨逊为什么要奴役星期五呢?是单纯为了取乐吗?完全不是。相反,我们看到,星期五被迫作为奴隶和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着。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五为鲁滨逊的经济利益来劳动。但是鲁滨逊怎样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呢?这是因为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逊为维持他的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即为他生产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从中获得经济利益。恩格斯指出:“这样,杜林先生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特意编造的天真的例子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因此,上述例子证明的同它所要证明的正好相反。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上如此,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统治和奴役的事例上也是如此。”[1](P167)

其次,杜林还用掠夺和暴力是私有财产产生的根源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用原始公社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批驳了杜林的错误观点。他指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绝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已经开始出现,虽然只限于某几种对象。在这种公社内部,最初是在同毗邻的公社的交换中,使劳动产品发展为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越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越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就越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原始公社在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保存得比西方长久,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更替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但由于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然形成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说:“私有财产的形成,到处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在这里,暴力没有起任何作用。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1](P169-170)原始公社解体以后产生了奴隶制,奴隶主要强迫奴隶为其从事任何形式的劳役,他都必须拥有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是怎样来的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虽然财产可以由掠夺而得,就是说可以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但是决不是必须如此。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1](P169)

再次,恩格斯还用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的历史过程,批判杜林的“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指出,如果按照杜林所说的“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这种观点,那么,现代资产阶级就不应当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产生的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资产阶级起初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缴纳贡税,它由各种各样的依附农和农奴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英法等发达的国家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渐地使贵族资产阶级化,并把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资产阶级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经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地产、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资产者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权力手段,这些手段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的。在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就政治状态来说,贵族拥有一切,资产者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资产者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职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以作为失去这些职能的补偿。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障碍和桎梏的封建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钳制。“资产阶级的革命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状况适应政治状态……而是相反,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使新的‘经济状况’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1](P172)

二、通过分析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的依赖,阐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认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武器),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武器)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武器)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恩格斯列举大量具体事例,说明暴力的工具即武器的制造和发展对“经济力量”“经济状况”的依赖性。

陆军和海军是重要的暴力,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因此,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西欧的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但是火药和武器的采用决不仅仅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不管工业以生产什么东西为目的,还是以破坏什么东西为目的,工业总还是工业。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政治上的统治和奴役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等级所占有。因此,火药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封建贵族在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等级的大炮;市民等级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封建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封建贵族的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这就是说,市民等级掌握的“经济力量”“经济状况”,是它发明和应用火药和火炮这种新的武器的物质基础;而火药和火炮这种新的武器的发明和应用,又帮助资产阶级战胜了封建贵族,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加速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即加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经济状况”的发展。

恩格斯根据新的武器的发明和在战争中的应用的实际过程,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此外,战争的进行对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率和交通工具依赖到多大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军士都能够向杜林先生讲清楚。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想依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么他除了挨揍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1](P179)

恩格斯从陆地转到海上,通过从船只到军舰的发明的实际过程,进一步说明了政治暴力对“经济力量”“经济状况”的依赖。他指出,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唯有在这种军舰上,蒸汽不仅能推动它快速前进,而且还被用来掌舵、抛锚、起锚、转动炮塔、进行瞄准、装填弹药、抽水、升降小船等。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只军舰现在几乎总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样板,是浮在水面上的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几乎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认为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状况支配的;不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军舰的建造,而且它的操作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部门。”“掌握‘经济状况’的人即工程师,现在在舰上竟比掌握‘直接暴力’的人即舰长重要得多。”[1](P180)“因此,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决不能说‘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的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恩格斯还以讥笑的口吻,用经济状况对武器的支配的科学预见说了下面一段有趣的话:“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下一次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灭受经济状况支配的各种装甲舰队吧。”[1](P181)

三、通过分析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阐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第一,恩格斯阐明了阶级和阶级统治的产生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批判了杜林认为暴力是阶级和阶级统治产生的根源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阶级是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氏族公社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没有剩余产品,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此,这时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也就没有阶级划分。到了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劳动力有了价值,为阶级和阶级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需要经过社会分工以及随着社会分工而来的产品交换,出现生产资料私有制。恩格斯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P298)这里所说的分工,指的是旧式分工或称自发分工,即具有固定专业划分的分工。为什么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呢?首先,有分工就必然有产品交换,而有了产品交换,就会加剧财产的积聚和集中,使财富日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从而促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有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把社会成员一分为二,即分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其次,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由于这种分工,出现了只消费不生产、只享受不劳动的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P535)这些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人,专门从事生产的管理以及政务、司法等活动,成为剥削阶级的组成部分。

那么,阶级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道路产生的呢?奴隶主阶级是通过两条道路产生的。第一条道路是氏族公社中社会职能的独立化,氏族首领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氏族公社时期,为了维护氏族成员的共同利益,有一些社会职能如解决争端、监督用水、祭祀祖先、举行宗教仪式等,需要个别成员来担当,这些人被赋予全权。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没有剩余产品的情况下,这些担任社会职能的人不能脱离生产劳动,在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上与其他氏族成员是平等的。但是,在生产力有了发展、出现剩余产品以后,他们便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侵吞氏族公社的集体财产,破坏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平等,逐渐演变为氏族贵族,成为剥削者、统治者。第二条道路是氏族公社内部出现富裕家族。氏族公社时期,土地归氏族公社集体所有,由氏族成员共同耕种。生产力有了发展以后,土地虽然仍归集体所有,但开始分配给各个家族耕种。最初一年分配一次,后来几年分配一次,再往后就固定给家族使用。有些家族由于生产上处于有利地位,剩余产品较多,有可能从家族外部吸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到大家族里来从事劳动,战争中的俘虏正好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这样他们就成了剥削者。这些氏族贵族与富裕家族结合起来就是最初的奴隶主阶级。作为奴隶主剥削对象的奴隶,开始是由战争中的俘虏来充当的。这些俘虏原来是被杀掉,甚至有时是被吃掉,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能够提供剩余产品的时候就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作为剥削的对象,使他们成为奴隶。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土地买卖、高利贷、抵押制的出现,奴隶来源就不仅以战俘为限了,本氏族、本部落里破产的穷苦人也逐渐沦为奴隶。从阶级和阶级统治产生的道路和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不是暴力支配经济状况,而是相反,暴力被迫为经济状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奴隶制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它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1](P188)

第二,通过分析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说明政治权力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否则它就会陷于崩溃。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氏族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加强。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1](P190)恩格斯还以征服为例,说明比较野蛮的落后的民族征服比较先进的文明的民族以后,必须适应被征服的先进的文明的民族的“经济状况”,否则它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恩格斯指出:“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P191)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每一次斗争的结果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根据杜林先生的说法,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完全依赖于政治暴力,那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尽管有“英勇军队”即政治暴力,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嫁接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的大工业上去;或者为什么强暴得多的俄国沙皇不但不能偿付他的债务,而且如果不利用西欧的“经济状况”不断借债,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

第三,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把暴力看成是绝对的坏事的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全面论述了暴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第一次暴力行为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1](P191-192)恩格斯认为,暴力除去具有破坏作用之外,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的作用,杜林对暴力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只字不提。

杜林只是用一些空话泛泛地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奴隶制的暴力现象,根本不懂得奴隶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认为,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能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分工,简单说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奴隶主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奴隶,当然应该谴责,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是历史的进步。首先,奴隶制保存了大量的劳动力,把奴隶用于生产劳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奴隶制甚至对于奴隶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作为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是被杀掉或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再次,社会有了阶级划分以后,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古代科学文化的繁荣。恩格斯对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在历史上所实现的进步,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1](P188)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