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 Rethel 1899-1990),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忠实的同路人辈子被关在学术圈认可的门外。他花了68年写成的不被世人所知的书---《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至今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鲜为人知的文本。我们这里面对的文本，是索恩•雷特尔作为本书附录一在1936年写给阿多诺的题为《功能社会化理论草案》的一封信。根据时间线索判断，这封信也应该是索恩•雷特尔自指为《卢塞恩草案》的主要内容。依他后来的说法：“这封信，正如我当时所有的草稿那样，只能说是自我澄清的一个阶段。”在这封信中，索恩•雷特尔已经把自己从1921年开始思考的先验主体与商品形式关系的问题直接与马克思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结合起来，并使马克思新世界观中已经萌发的实践认识论构境意蕴得以生长和视阈深化。从文本的思考构境意向中能看出，1936年索恩•雷特尔的第一个理念构境点是，社会功能化的剥削关系决定了现代性认知结构的机能，这也是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康德命题的第一个尝试性答案。

一、 伪自在的认识归基于历史性实践

索恩•雷特尔告诉阿多诺，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构想基于两个本质性的洞见。将自己的认识直接指认为“本质性的洞见”，也是需要勇气的，这能看得出索恩•雷特尔此时的理论自信。一是认识的历史发生缘起于与实践的断裂；二是人类的文化史与人类剥削关系史同体发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洞见”。

整个独立的且带有逻辑自律外观的理论的历史产生,也就是说任何唯心主义所理解的“认识”的历史产生，最终只能从社会存在的实践中一种独特且极其深刻的断裂出发才能得到解释。一般来说，这是与一种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洞见相符的：人类理论的所有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回溯到人类实践的问题上去,从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便可概括为，理论问题可归基于实践中的奠基性问题，即归基到矛盾之上。

乍听起来，这很像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的那个著名观点，即“认识来源于实践”。其实不然，依我复构的思境即海德格尔式的归基论，索恩•雷特尔这里批判的观念独立论正是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差异中指认的存在者假象，一部独立的形而上学史不过是与存在本身的深刻断裂后被石化了的存在者之尸，索恩•雷特尔让认识归基于实践的地方，海德格尔叫关涉（Sorge)。与传统解释框架中的认识论不同，索恩•雷特尔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观点并没有坚持简单的反映论，而是主张一种实践目的指向。在海德格尔那里，叫“何所向”。所以，他直接向收信人阿多诺求证，马克思“完全不是对一种新的本体论或初始哲学的设定”，他的新唯物主义不再简单地承认抽象的物质本体论。这正是阿多诺后来在《否定辩证法》中确认的重要观点。他更极端的说法是：一切企图建立某种“第一性”哲学的做法都是非法的。阿多诺反对过去一切本体哲学、主义哲学和体系哲学。这当然包括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只要是遵循一种“基础概念以及内在思想的第一性”原则，均在此矢所射之靶心内。

索恩•雷特尔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中并没有抽象的物质本体论，而只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出发点,也由此才会建立起始终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历史的认识论和自然观。由此，不仅非历史的抽象物质决定精神的旧唯物主义命题是非法的，而且离开了具体社会存在制约的抽象哲学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也是非法的。

其次，真理（Wahrheit)不是对无历史规定的物质存在的反映，而是服务于“对人的物质存在进行实践的改造”。传统教科书中那种真理是对外部事物本质的客观反映说在索恩•雷特尔这里遭到了拒绝，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历史出发提出关于真理的问题的；因此它只知道关于真理的问题是在历史中发生的（并通过历史而落到它的头上）”。马克思眼中的真理不是传统旧唯物主义那种对抽象物质存在的直映,而往往是由人类实践历史性地构序--构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历史发出真理追问的；因此它只知道在历史发现中（并通过历史而落到它的头上）发出真理追问”。我觉得，索恩•雷特尔这里的历史认识论是对马克思的正确解读，而此时正在建构起来的斯大林教科书体系中的真理观则是严重的理论倒退。可遗憾的是，这种对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误认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

其三，认识的有效性取决于历史，或者说，社会存在的效用决定真理性质。这可以看作是上一个观点的具体展开。索恩•雷特尔明确界划道，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不同，马克思对真理的追问，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生活本身出发的，准确地说，他将“关于其有效性特征的概念归基到了社会存在之上”。这也就是说，认识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存在（生活）的功效，而不在于简单的物相反映一符合论。在索恩•雷特尔的思想构境中，在假想的经验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所以：“在资产阶级一社会学的还原中，‘存在’变形为粗糙的事实性，而它在马克思主义的还原中却产生出了其作为物质实践的特征；意识形态那被批判过的真理要求作为革命性的能量嵌入这个实践之中了。”

这一观点与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相近观点是一致的。青年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正是以拜物教的形式停留在社会现实的直接性现象上，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那种直接性”。这也是科学的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样式。依索恩•雷特尔的看法，马克思的实践一历史认识论的观点可以透视这种直接性的事实，将认识和真理的有效性归基于历史性的社会存在中，特别是改变世界的物质实践的有效性。他认为，必须“由对一定的历史和社会存在的分析出发,必须得出从属于这个存在的一个无漏洞的推导关联，直至导出其逻辑结构,导出其真理概念”，而绝不是相反。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显然是对的。

其四，社会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索恩•雷特尔反对旧哲学中那种与抽象物质相对立的抽象的意识观，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只有社会存在才决定了意识的产生、发展。在传统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中，先有一个抽象的物质决定抽象的意识,然后再在下一层级的历史观中设定一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其实，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根本不存在抽象的物质与意识的对立，而只有历史发生的社会存在与在此之上发生的全部主观世界的制约关联。人们面对客观先在的自然以及作为自己客观活动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事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特定认知结果。不过，索恩•雷特尔还特别强调：

离开意识的社会存在什么都不是，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无非是纯粹事实性的拜物教幻相而已；并且，离开社会存在的意识同样什么也不是，或者，更准确地说，无非是对“先验主体”的拜物教式反映。与之相反，“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而社会存在是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只有在这一联系中，二者才具有其历史的、辩证的现实性。

人类社会生活的肇始中，社会存在与意识就是共存的。在一定历史性质的社会生活之上，就会发生一定的意识，同样，没有不存在意识的社会生活，两者总是相互依存的。也是在这里，索恩•雷特尔指认马克思方法的本质就是联系性的（relational),这是;深刻的指认。

当然，有些自我膨胀的索恩•雷特尔并不认为马克思真的完成了上述理论意向，即便是在他最重要的《资本论》研究中。他自称，在“早年的学生时代以来的10年中，我一直关注着这一分析中阻碍着实际澄清的巨大困难”，他的疑问在于：在《资本论》中，

如果商品形式透析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直至其基本因素，以至于主体性、同一性、定在、物性、客体性和判断形式的逻辑这些概念清晰地、毫无遗漏地归基到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归基到其起源和辩证法之上，那么它就被足够严格地执行了。由于我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我并没有看到这一要求得以圆满地实现,所以我试图继续深化这一分析。因为我无条件地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连贯性依赖于这样的可能性，即继续推进对商品形式的分析，直到这样一个关键点，在这个点上，拜物教化的整个机制超出了特殊的资本主义拜物教，也就是说,因其有效性特征，对意识形态起源的揭示，贯穿了整个所谓的文化史,也就是直到古典时代，甚至还要更早。

这就是索恩•雷特尔当时向阿多诺陈述的一个主要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辟了正确的思考方向，即从商品形式透视全部资产阶级的意识理论，但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一任务。我不能苟同索恩•雷特尔的这种判断，所以对马克思的辩护如下：马克思从来没有打算把全部意识，包括索恩•雷特尔所列举的主体和同一性无条件地规制于商品形式，因为，商品形式并不是规制人的意识（认识）形式的唯一方面，实践活动还包括了经济活动之外的大量生产实践、艺术实践以及后来历史形成的科学技术实践，它们与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商品交换形式共同构成了人的主观世界十分丰厚的塑形与构序来源，索恩•雷特尔将全部人类主观意识特别是思维形式的基础狭窄地归基为商品交换形式，这也是他后来在理论学术构境上陷入死胡同和非历史逻辑泛化根本原因。而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商品交换关系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规制作用，在这一点上，显然马克思是对的。

 索恩•雷特尔自己标识出来的努力方向有二:一是真正解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深化关于商品形式与意识形式的关系问题；二是认为这一归基关系特别是“拜物教化的整个机制”甚至可以延伸到整个文化史。我有保留地同意第一个努力方向，第二个方向则还需要具体分析。能看到，索恩•雷特尔的第二个研究方向恰好是与他自己的所谓第二“洞见”相关联的。

二、 文化与剥削的历史关联

索恩•雷特尔自己宣称的第二个“洞见”是认为，“人类文化史，其实在根本上是与人类剥削关系的历史同时发生的”。乍看起来，他的这一断言似乎与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正方向相违。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读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后，得知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前，还有一个原始部族生活的史前发展阶段,所以将“有史以来的一切人类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特设标注为“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史”。应该说，在一般的意义上，索恩•雷特尔的这一断言明显是错误和不周延的。因为在剥削社会发生之前，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相当长的一个没有阶级和剥削关系的前史时期，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星球上还残存着一些没有进入现代性的原始部族生活，以索恩•雷特尔的断言，由于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剥削，所以就没有“文化”？这是荒唐的论断。以我的理解，索恩•雷特尔这里的“人类文化史”即是服务于剥削阶级利益，并已经独立于生产劳动过程的脑力劳动及其观念产品的现代文化史。这样的限定之后，他的下述说明才有可能成立：

所有的所谓“文化”特征--诸如存在对人而言的世界形式性、人自身的主体特征、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纠葛、定在及其认同模式（在这里“定在”始终负有一种消极的论调），判断关系与理性、个体的人格性、真理问题、关于“知识”与客体世界的理念、善、美，等等--简言之，所有唯心主义高谈阔论的东西--都明白无误地被证实且被证明为剥削在发生学上的后果。

看得出来，索恩•雷特尔这里列举的所有文化特征都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的关键词，而且一半与康德认识论相关。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表面上自律”的意识形式其实都不过是剥削关系的一种异化理论存在，所以，让这些异化的意识形式归基于剥削的客观实践“将会使得整个人类文化的所有历史形式及形式化，转化为人类实践及其施魅的独特的问题式”。在认识论研究中意识到剥削关系的在场，这是所有专业哲学家永远都不会想到的构境层，也是有意义的论断,但将以康德哲学认识论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强加于整个人类文化史则必然是非历史的臆断。

所有那些所谓的异化形式--事实性以及本质的图式--都是以剥削实践为根据的劳动实践的拜物教化，并且，文化人类的所有理论问题式的真实内容，乃是一个关于其物质存在的纯实践问题式。如果这一点能够被完整地、简洁地证明出来，那么借此，显然就与上面所要求的、对异化的意识形态的发生学上的真理性批判直接联系起来了。

这是比较难理解的一段表述。在我看来，这大约是指康德认识论中放大的观念本质构成的先天图式和它所统摄的现象世界（事实性），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平等社会剥削关系中的劳动实践的拜物教化异在，一切看起来独立运行的理论问题式的真正现实基础只能是实践的问题式。依索恩•雷特尔的理解，如果能够实现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归基，那么对异化的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批判就成为可能。比如，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分裂，真理问题的悖结,无论哲学家怎样苦思冥想,都不可能在哲学认识论的观念内部得到根本的解决，只有将这些异化的、拜物教化理论形式归基到其缘起性的根基一异化和拜物教的剥削实践中，矛盾才会彻底解决。

可以看出，索恩•雷特尔在这里的构境背景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批判问题的进一步归基，即宗教世界的异化“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这个大的思路是对的。我的质疑有二:一是康德的哲学认识论并不是宗教,先验综合判断的逻辑构架并不等于上帝，绝不可能像费尔巴哈那样用一句“上帝是人的类本质之异化”就可能打发掉。二是索恩•雷特尔“非反思地”（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语）使用异化概念，却不知道马克思1845年春天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根本叛离，而他试图作为理论武器的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这种逻辑解构的结果，马克思后来的经济拜物教批判正是异化逻辑的替代。当索恩•雷特尔脑子中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理路处在一团浆糊状态时，企望他的讨论是完全科学可信的人们大约会失望。

正是在这里，索恩•雷特尔提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不同，真理与实践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反映关系，这原则上是对的。可是他接着说，真理往往是被异化的意识形态结构化地遮蔽起来的，或者说“异化了的意识与探寻真理的问题是捆绑在一起的；这就是说，真理问题仍然是异化的产物”，所以“人们必须砸开异化的结构，为的是撞开异化的意识形态而达到真理，意识形态的结构掩盖了这个真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产物,特别是，人们对外部自然界的认识并不一定都是与剥削关系直接相关联的“异化意识”，一个时代中发生的真理性认识在后继社会实践被证明其历史局限性是正常的。当索恩•雷特尔非反思地使用“异化”范式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没有异化的本真意识状态是什么，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意识形态不是异化中的不应该，而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

也因此，索恩•雷特尔为自己指认的进一步深入的理论任务就是：“在颠倒的关系中使‘先验演绎’的不可解决的难题（从思想出发构造存在的努力）变得可以解决:采取辩证地重构剥削关系史的方式，以物质的社会存在来构造逻辑。”你看，这还是对康德命题的关注。先验演绎中无法解决的康德难题，只有在索恩•雷特尔指认的剥削关系史中被彻底澄清。不是先验观念解释现实存在，而只能是社会物质存在结构说明看起来独立、先在的逻辑构架。他认为，这个特定的社会物质存在结构就是居有性的社会功能化。

三、 居有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化

索恩•雷特尔说,如果要真正实现上述两个理论任务, 即观念结构归基于实践结构、遮蔽真理的异化意识形态问题式归基于社会剥削关系,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所突破，他选择了一个理解社会历史结构的新范式,即功能社会化,这是原创性新概念。

那么，什么是索恩•雷特尔所说的功能社会化呢？依他自己的解释，这个所谓的功能社会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同体’的社会化类型在历史和结构上都是不同的”。具体些说：

功能社会化产生于与自然发生的社会化的断裂，这一断裂是剥削，即这样一个事实状态: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依赖于另一部分人的产品而生存，因为前者居有了因逐渐增长的生产力而产生的可供支配的剩余产品。这种居有首先是作为单方面居有而发生的（它能够囊括从习惯上以正当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对礼物的接受，到野蛮的掠夺之间的各种形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索恩•雷特尔精细地区分了在马克思文本中出现的三个生产关系的重要概念，即Eigentum、Besitz以及Aneignung,我们所熟悉的是前两个概念，即表示居有权归属关系的所有（也可译为财产、产权），以及表示对某物的实际控制和使用的--占有。而与这两个经常出现在中文译文中的概念不同，马克思在经济学文本中还使用过一种表示对某物进行侵呑和据为己有的居有。应该承认,马克思文本的-词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学术研究界的关注，甚至根本没有出现在中文语境中。所以说，索恩•雷特尔对这一概念的关注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将其日译为中性的“领有”。我觉得，这是一种词义不清的转译。在索恩•雷特尔这里，相对于原始共同体中那种自然发生的社会化过程，剥削关系产生了一批不劳而获的人，这种将原来公有的财富特别是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剩余产品”据为己有的剥削现象则生成独特的居有社会。我推测，在他的理解中，侵占他人劳动产品的剥削性居有关系比简单的财产和生产资料私有社会更准确地揭露了剥削社会的本质。同时，他又将所谓的居有社会区分为早期的以掠夺性侵占为主的单向居有社会与商品交换出现后形成的双向居有社会。这个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的观点贯穿了他一生的学术努力。

有趣的是，索恩•雷特尔提出这一观点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推论，即居有性的剥削关系的出现违背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定义的人的存在本质一劳动生产。请注意，这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个粗糙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一尚未异化的劳动，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劳动。他十分认真地指认，马克思在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提出，正是劳动生产才使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区别于动物:我劳动生产故人在，所以“必须将马克思理解为‘劳动过程’的这种现实性作为人类历史的根本性基础”，这是对的。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对于人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他的生活无时无刻不是与自然（这个自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也成为了一个历史概念）进行物质交换的生活，并且无时无刻不是生产和消费中的生活”。前一句是对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句“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所做的修正，而后一句的言下之意则是：不劳动者则非人也。可是，剥削关系的出现却“否认‘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人的物质生活’的实践”，因此否认了人作为人而应该进行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过程的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因而是对实践的一种实践上的否定”。在此，我们不难体会出索恩•雷特尔浓浓的价值悬设之意，这与他所公开声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不相符合的。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这种隐性的逻辑悖结，他总是无意识的。

所以，索恩•雷特尔专门界划道，他研究的范围正是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剥削关系这一特定阶段相关联的：

这段历史的独有的特征,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的分裂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现象（一种孤立的、似乎是自治的知识现象），最终是起源于:这里人类生活的物质实践是通过那些与实践相矛盾的中介形式而实现的。社会中的剥削者部分（不论其与被剥削者种族是否源于同一种族）依赖于人类劳动的产品而生存，但却不是自己的劳动产品，所以这里统治阶层的生活并不是建立在自己对自然的关系之上，而是代之以对其他人的关系、以及后者对自然的实践一生产关系。

显然，索恩•雷特尔指认出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剥削关系，还是为了解决哲学认识论的现实基础问题。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出现了非直接劳动生产关系之上的寄生性存在,才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分裂。显然，他这里依从的逻辑不是马克思，而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主人的生存不是建立在自己直接劳动生产中的生存，而是通过奴隶的“生产一实践”中介式地面对自然，在索恩•雷特尔眼里，这种寄生性的剥削关系是中介性的思维形式独立于现实的真正原因。以后，这一理论质点上将梳理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野。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深刻的推论。因为，即便是马克思也很少直接谈及剥削对认识论的影响，他有时只是从宏观上谈到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的体现。关键在于，索恩•雷特尔是否能真正深入地讨论这一主题。他认为：“在剥削的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关系变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象，并将服从于后者的构序与法则，因此它相对于‘原始’状态而言乃是‘去自然化’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掺杂进来〕，以便从此按照中介形式的规律来实现，这些中介形式意味着对它的积极的否定。”

索恩•雷特尔这里的说明，显然有比较大的逻辑跳跃，因为，他在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讨论中先是引进了历史唯物主义构境意向，这里，又不加说明地突然引进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讨论的微观细节，这会让很多熟悉马克思理论某一个专业方向的学者无所适从。我觉得，这种显得十分不专业的写作方式很可能是霍克海默不认同索恩•雷特尔的原因之一。在1965年阿多诺与索恩•特尔的谈话中，前者对此也提出了尖锐的疑问：“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交换来中介的，那么这种关系具有何种特征，它的主体和客体具有何种特征？交换的抽象性如何规定这种关系，它是这种关系的因素吗？对于主体来说，客体是如何表现的，客体自身又是如何表现的？这样的主体如何由交换构建起来，交换抽象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当然,这时索恩•雷特尔还没有提出交换抽象问题，这是后话,但阿多诺的疑问是他一时无法回答的。

况且，索恩•雷特尔的这种逻辑挪移又不是特别准确，这无疑加深了理解上的难度。我们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最初说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时，就指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双重性，而在1857-1858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他深入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一市场经济运行过程里必然发生的人与人的直接劳动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而不是索恩•雷特尔这里描述的“人与自然的生产关系”变成“人与人的关系的对象”。当然，索恩•雷特尔这里思想构境的基本意向是对的，他特别想指认出康德一黑格尔式的独立的思维结构只是中介化的功能社会化的结果。我觉得，这种消极中介化的观点,更多地来自黑格尔的《法哲学》而非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人是由交换中介消极地无意识建构起来的。所以，我觉得索恩•雷特尔口口声声允诺给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答案”中的成分是复杂的，其显性话语与实际运作的隐性话语之间存在着断裂。

索恩•雷特尔认为，剥削关系对直接劳动生产关系的否定不是观念性的，而同样是实践性的客观存在：“这种否定本身具有实践的特征，它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居有实践。不过我认为，在这种关系中的居有实践是同一性、定在以及物形式或物性〔因而不只是“物化”才如此“物”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剥削样态了〕模式的真实的社会起源。”

居有实践本身已经是坏东西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中，实践总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如果出现反动的剥削性的实践，被其证明有效的观念难道也是真理吗？这倒真出了一个难题。关于这一点，索恩•雷特尔的这种反动的居有实践,后来在60年代先由萨特提出异化实践概念，然后由科西克发展成为与革命的实践相对立的伪实践。这些讨论对传统实践概念的线性解读是有冲击的。不仅人与人的关系的物化的居有实践是否定性的，由此产生的同一性、定在和物性模式都是剥削关系的表现，也是他所指认的社会功能化的具体表现。在这三者之下，索恩•雷特尔还会逐一交代其特定的批判性构境意义。（注释略）

参考文献：

【1】［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