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不能单纯依据社会成员的价值认知程度，必须要关注社会成员对宣导价值原则的认同和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低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们知与不知的问题，而是信与不信、行与不行的问题。无疑，如何解决社会成员对价值原则的知行分离问题，是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当性，注重发挥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类型的优长，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保障。

一、思想政治教育正当性缕析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我们不仅要关注“教育什么”以及“如何教育”的问题，而且也要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当性，①即“为何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当性，是激发社会成员接受、认同、践行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价值观念和规范要求的精神动力。

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价值原则与规范要求的内化与外化功能，必须首先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当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当性，可以从人的社会化、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市场经济社会价值整合三方面来论证。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合乎人的社会化规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当性中，我们不能仅阐释社会有序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性，更要分析和回答社会个体是否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在哲学的意义上，人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存在者；在社会学意义上，人是在社会关系中担当一定社会角色的社会人。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必须要通过“社会化”完成其从生命体的自然人到具有社会角色的社会人转化。人不仅需要通过生存技能的社会化即掌握和学习社会生活所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以获得谋生的本领，而且也需要通过“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通晓所在国家的政治、法律、道德等各种规范要求，以融入社会，更好地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所形成的规则意识对自然冲动的合理控制，是人具有社会交往能力和资格的标志，因为人们只有摆脱物质肉体的感性冲动才能避免人与人的战争而使交往与合作成为可能。为此，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说：在不得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群体中，人们必须要建立和遵守最低限度的秩序所需要的价值规范，即人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对于任何社群的生活来说，这种共同的价值体系是必然的且不可或缺。[1](P436-437)由之，人们通晓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学习社会规范，是人成其为人、获得“社会生活资格”②的必须。

在类的意义上，社会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虽然是人类自我立法的产物，但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等规范对具体的现实个人的既定性和先在性，决定了社会成员个体政治、法律以及道德观念形成的后天性。[2]“如果说人的生命是通过生命信息传递、遗传基因控制、代代接育过来……那么，人的社会行为、思想意识、知识技能却不是遗传获得的”，而是“通过教育这样一种信息传递和控制反馈的过程，即通过后天的传授和学习形成的。”[3](P61-62)人的知识、技能、生产经验、身心健康、政治观念、思想道德等形成和发展有赖于教育。作为对人的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意识专门施教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以及通晓社会相关规范要求，是在解决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对价值规范的内在诉求与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及其规则意识的后天习得性之间的矛盾，是在帮助人们获取“社会生活的资格证”，是在增强人们的“社会生活能力”。由此推之，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种强加于个体的教育活动，而是个体社会化的内在需要。

综上所述，撇开或忽视人的社会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需要性，单从社会维序角度立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是片面的，而且会导致社会成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排斥心理。为此，我们需要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个体需要性基础上，激发社会成员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和内在动力。事实上，一旦思想政治教育被人们认为“是你们(社会、政府)的需要而不是我的需要”，社会成员就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硬塞的抵触心理。客观地说，任何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不管其内容多么科学、教育形式多么生动，如果它不能转化为社会成员个体内在的需要，都难于避免低效化的命运。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马恩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且也重视社会意识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文章中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4](P668)显然，社会的发展，需要发挥好社会意识整合思想、价值定向的能动作用。事实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一定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正确的社会意识为人们掌握，形成该社会所需要的世界观、政治观、法治观、道德观，进而形成一种符合该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和精神力量，即主流社会价值体系能够指导和约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社会意识才能对社会存在产生积极作用。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P11)“因此，一种社会意识发挥作用的程度及范围大小、时间久暂，同它实际掌握群众的深度和广度密切联系在一起。”[6](P98)正因为此，任何时代的国家，为把社会“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7](P170)都要发挥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整合、价值定向作用，用理论武装社会成员的头脑，促进主流社会意识为人们信奉。所以，美国学者奥罗姆认为，“任何社会，为了能存在下去……必须紧密地围绕保持其制度完整这个中心，成功地把思想方式灌输进每个成员的脑子里。”[8](P317)显然，我国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进行引导而增强社会价值共识，促进社会成员树立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合乎世界各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普遍规律。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是市场经济社会价值引导与整合的需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的法治社会，这种社会的利益关系的规范与协调是法律制度及其惩罚而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劝诫与引导；也有些人认为，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变带动了社会控制力由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到现在的利益驱动的变化，所以，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引导，有利益激励和严明的制度就够了，思想政治教育可有可无；还有的人认为，现在许多社会成员的思想或行为问题，不是人们的认识问题而是现实利益格局问题，实际利益不解决，光靠思想政治教育说服不了人。那么，在市场经济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何在呢？

一方面，市场经济社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导。在当代社会，我们必须正视市场经济的功利价值和人性的自利倾向耦合而形成的个人利益价值观。对个人利益主导和驱动的行为，既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成员的利益获取机制、惩罚制度，形成违法背德行为风险最大化的利益博弈格局，促进合规则的“利导行为”，而且也需要施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向社会成员宣传各种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规范要求，形成与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相抗衡的正确义利观，使社会成员自觉服膺制度而不投机钻营牟利，在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道理基础上，形成以义导利、以义制利的利益获取的“内部控制力”。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③期价值观念多元与混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整合。“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9](P2)面对多元社会文化价值冲突与价值无序引致的人们思想混乱与越轨风险，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引领与整合则成为我国平稳实现社会转型的思想保证。因为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体制转换和机制转轨社会结构调整的状况，也倚赖社会成员是否具有共同的思想认识、精神信仰以及共守的行为规范。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思想问题解惑释疑等，旨在为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价值标准，完成“过渡型”社会形态价值整合及其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任。二、思想政治教育类型分殊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既需要纠正思想政治教育单纯的知识论倾向，也需要避免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理论—认知型思想政治教育划等号的窄化倾向。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社会意识向个体意识转化，以培养具有正确道德和政治感的合格公民。事实上，对社会成员的政治、道德、法律等思想、态度、行为发生影响的教育因素，绝不止是以教育者为主导的理论认知教育，也有以教育对象为主的“实践—反思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互动型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以环境优化为主的“环境—熏染型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期，我们不能固守一种教育类型，应该注重发挥不同教育类型的优长。

理论—认知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价值正当性及其行为要求的说理教育，它主要解决社会成员价值接受和认同的理由以及规范要求问题。它是从人的思想认识入手来解决社会成员的行为问题。社会上开展的各种基于人们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旨在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教育活动，都隶属这种理论—认知型思想政治教育之列。理论—认知型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靠理论阐释、用道理说服人，使人具有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并按照规则行事。当前，提高理论—认知型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需要关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需要为社会价值整合提供理论支持或增强对社会现实思想问题的解释力。如何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尤其是能够对现实重大社会思想问题或社会思潮具有批判力、解释力、引导力，是当前理论—认知型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是要面对现代性引发的人们精神的分裂现状而开展针对性教育。我们需要正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缺失问题，即许多人只知道物质上“要什么”却不知道精神上“追求什么”。在现代社会，“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10](P48)社会价值的迷失，使许多人产生了缺乏生活意义支撑的浮躁，以至于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当代人的这种“价值缺场”和急功近利的盛行，使得说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处在了不被教育对象需要的受拒斥的窘地。借于此，理论—认知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避免教育对象精神缺失被遮蔽的抽象化教育。

三是要冲破当前理通行不同的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境遇。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原则为人们接受和认同，不仅关涉价值原则的合理性、教育方式的针对性等，更在于倡导的价值原则是社会通行的实际原则。当前社会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理论一套、实际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的理通行不同、潜规则打击明规则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信服力，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注重自身系统内部的改进，必须要把增强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力以及对环境的优化力纳入学科建设之中。

实践—反思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教育对象的感悟与反省的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理论认知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疏导与劝诫作用，而且也要发挥好教育对象的主体性，使之达成自我教育。人的自我教育不是社会成员的冥思苦想，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反思、反省而形成的感悟与认同。马克思主义既强调对社会成员进行先进理论和思想灌输的理论教育，同时也主张外部灌输要与人们的自我体验和自我教育相结合。恩格斯曾针对19世纪美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硬性灌输问题，写信给佛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11](P588)恩格斯告诫人们要注意避免抽象理论的硬性灌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一书中也强调：“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的。”[12](P27)事实上，个体对社会价值的选择与内化，离不开个人生活的实际体验与感受。对于教育者所阐释的道理和价值原则，社会成员往往需要在生活实践中去印证和强化，以至于人们更易于接受和认同那些与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见和经历事实相一致的事理与价值原则。

以法治教育为例。社会成员法治价值观和法治信念的形成，不纯粹是理论教育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法律效力和权威体验教育的结果。人们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无人处于法之外、无人居于法之上”的法律平等和权威，才会从内心敬畏法律、自觉守法而具有法律信念。因为价值观作为人的思想灵魂，“是主体整合价值生活中具体经验事实的背景式价值意识。”[13](P242)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宣讲的道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悟道而深于心，就无法达到“志于道，据于德”，“择善而固执之”的教育目的。有鉴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固守于理论认知教育，要注重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重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反思与体悟而达致的教育自己、改正自己、完善自己的教育形式。所以，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要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

交往—互动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分享与澄清的教育。对人讲清道理、让人明白其中的事理、使人遵循事理而凝结出的规则，既可以发挥理论认知型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而对人们开展各种主动性的教育活动，也可发挥人际互动的思想交流与引导的作用。社会学研究表明，作为社会人，人们在心理和行为方面不断地进行交流而相互影响。这就预示，社会中的任何人，在一定的情境下都可能成为影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教育主体，同时也预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交往—互动中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新时期，不能忽视交往—互动型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首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网络和群体的形成规律，需要发挥好以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关系而形成的朋辈、圈子文化的正向熏染性；其次，当今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对象，是具有独立、自主、民主、权益意识较强的社会个体，他们更倾向于平等交流与反思基础上的思想选择与接受；第三，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价值观对社会价值标准的客观性和一致性的瓦解以及网络信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等，无不对专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地位和权威产生了挑战，客观上需要发挥各类非专职教育主体的作用。以朋友圈为基础的微信传播为例。微信是朋友之间的主动信息传递，也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价值分享，人们往往把那些有趣、富于哲理的思想上传，让大家理解、思考、感悟。这种把个人认同的价值思想与朋友分享，因彼此信任、平等而产生无痕教育的效果。所以，在当代社会，我们要发挥好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平等讨论与对话所形成的思想交流与碰撞的教育作用。

环境—熏染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环境优化的刺激与强化的教育。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是人与环境互动的必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环境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但同时，人对环境也具有能动的改造作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P545)正是由于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价值观、行为等无不发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所以才有墨子“以素丝比喻人的品格”的隐喻，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14](P16)一方面，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风气、社会文化价值信息潜在的传递和强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心理、情感和行为，对人产生教化和濡化的“附带学习”(杜威语)。概而言之，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培育，除了理论宣传教育的作用外，社会生活实践的教化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生活教人规矩。另一方面，人所具有接受暗示的习性和模仿的社会学习能力，致使个人的思想观念、态度倾向、价值标准以及理想与信仰等，深受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风气和文化的影响。即是说，社会风气和文化形成的氛围，对个体思想和行为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环绕力，即“信息压力”和“规范压力”，以至于人们在观察、模仿、接受暗示的过程中，会因获得替代性的强化而形成或改变其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无疑，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提高，需要淳化社会风气，弘扬社会正气，发挥好环境熏染的正向作用。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9期）

①“正当性”有两个基本含义：合规律性具有合理性，合规则性获得合法性；在合规律性、合法性的基础上，具有正确性、肯定性。

②时下，人们往往只把职业资格视为“社会生活资格”，热衷于律师、会计、项目管理师等职业资格的获得，忽视社会价值、规范要求所具有的“社会生活资格”的作用。

③社会转型在一般意义上，意味着一个国家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形，而在当代社会的话语语境中，社会转型则是指一个国家现代化引致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所实现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社会运行机制、社会阶层、政府能力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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