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文化全球化、知识信息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建构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在内容与形式上努力增强其系统性、时代性和有效性；二是在教学实施与学生知识和价值的内化过程中如何跳出多重话语空间的影响场域，或者某种程度上说是如何实现对多重话语场域的正视、解构与融合。因此，通过分析国内官方-民间话语空间、中国话语的国际-国内话语空间对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影响与辐射，试图揭示不同场域的话语空间本身的对峙与互动，及其对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挤压与推动，进而引发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中对如何实现多重话语空间的解构与融合进行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话语空间；话语体系；高校思政课；融合

【作者简介】于智慧，上海政法学院讲师、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170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7.11.34～42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7 BKS011)、上海市教委德育咨询实践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7-D-123)的阶段性成果。

话语空间是指话语生产、作用以及发生效力的范围和场域。话语即权力，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的，“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①。话语空间是话语的载体，也是支撑和延展话语权的场域，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话语空间就意味着占据了话语权，话语空间决定了话语权的辐射力度和范围。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利益阶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国内话语场域中，民间思潮与话语表达呈现日渐多元的趋势，而官方话语相比较显得严肃与单一；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由于西方思潮与西方话语的多元与强势，使得中国话语在走出国门后面临新的挑战与话语权的争夺。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和功能的教育话语，辗转在多重话语空间之间，深受其推动与挤压。

一、官方-民间话语空间的形成与对峙及其对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挤压

(一)(国内)官方-民间话语空间的内涵与形成

所谓“官方话语空间”又称“政府话语空间”，多指由党和政府等官方机构传达政策、发布权威信息而形成，以政府文件公告、新闻发布会、大众媒介等为传播载体，以报道和公报等作为表达方式而形成的话语空间形式。而所谓“民间话语空间”，是指长期积聚形成的各种民间思潮(如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新儒学和民粹主义等)，由于个人言论相对宽松而形成一个与官方话语相对独立并有一定交错的话语空间，主要以互联网、自媒体、手机短信和各种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②。其话语主体主要包括网民个人(一般网民、网络意见领袖或在网络中发表言论的传统精英)或网络群体(网络社交群、专门组织并操作网络舆论活动的“网络水军”等)，其阵地主要依托互联网，表达载体通常体现为网站评论、博客撰文、微博动态等。民间话语体现为民间情绪和利益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代民众的生存状态、权力诉求和社会理想，对主流话语起着潜在的消解、反抗以及建构作用，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始动力③。

官方-民间话语空间的形成与对峙肇始于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勃兴。长期以来，国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主要主体，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自上而下地传达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思想，由于政策性的语言在传达过程中具有权威性、高效性、简练性等特点，成为我国党和政府的政策与文件话语的主要表达形式。在高度统一化的总体性社会中，“文件政治”大行其道，大量的政府决策以文件的形式呈现，其宣传与执行极具强制性，在“强国家-弱社会”以及整齐划一的模式下，民众对国家与政府的决策主要体现为一种单向度的被输入，既缺乏反馈意识也缺少反馈渠道，民间话语空间被官方话语统领和笼罩，公共话语空间总体呈现为一元化的官方话语空间。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利益诉求多元格局的形成，激发了民众对于利益表达和公共事务参与的强烈诉求与渴望。与此同时，网络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其便捷性、开放性和隐匿性的突出特征，使其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民众利益和诉求表达的最佳通道。民间表达意识的觉醒和表达途径的生成，使得原本一体化的公共话语空间开始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一分为二，形成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人际传递特别是互联网传播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QQ、微信上议论时事，针砭时弊，品评政绩。两股力量——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就话语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和碰撞，并围绕公共信息进行“博弈”，旨在争夺公共话语空间的中心舞台，从而最终形成官方-民间双重话语空间。

(二)官方-民间话语空间的互动与博弈

官方-民间话语空间何以会形成互动、博弈乃至对峙，可以从“框架”(Frame)理论得到解释。“框架”被传媒社会学认为是理解社会现实最重要的切入点。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是一种组织原则④。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社会沟通中，使用特定的规则作为框架来理解社会现实、对社会情况进行解释。而R.M.恩特曼对“框架”的经典定义则是“选择与凸显”，认为“框架”一件事情，就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用这样的方式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以及如何处理的忠告⑤。媒体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报道，都是遵守一定的框架对事实进行“精心选择”，某些主题、意义与因素被刻意突出或隐藏，从而引导受众对信息的理解。任何媒体所使用的框架都与其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新闻规制、社会制度、新闻从业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等⑥。框架亦与政治、权力结构、社会关系等紧密相关，特别是权力关系，是决定媒体在塑造社会现实时使用何种框架的关键因素。

从框架理论的视角出发，之所以存在双重话语空间，是两个空间构架社会现实所使用的框架有本质不同，不同框架背后与不同的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制度因素等相互作用，不仅影响话语主导者对议题的文本建构，也影响公众对议题理解的角度。社会化媒体时代，公众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官方话语框架，还能够积极主动地生产民间话语文本，与官方框架博弈、互动。如面对公共危机议题时，官方话语空间和民间话语空间呈现着具体的差异模式：事实VS研判、建构VS消解、回避VS凸显、主流声音VS情绪等。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两个话语空间出现互动、博弈甚至对峙。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转型期阵痛”，社会结构分化、社会矛盾凸显，“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中国人，虽然获得了比上一辈人更多的选择自由和充裕的物质财富，却面临着无所适从的尴尬，一边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文明成果，一边承受着过度开发给自然生态造成的恶果；一边是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人际交流的时空障碍，一边是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为心灵交流设置了无形的锁链，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加大，使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强，幸福指数下降，相伴而生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人格裂变、价值真空、行为无序、心理疲惫、精神焦虑”⑦。现实的压力、精神的焦虑、利益的不均衡容易引发人们对制度、政府的质疑、不满与否定。同时，在国内外与境内外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下，民众与官方的话语交锋有时并非单纯的一国之内的利益对抗，国际或境外反对势力有时会借此煽动和支持有些民众或媒体的反官方情绪，使民间与官方话语空间的交锋呈现更加复杂的动力因素。

(三)官方-民间话语空间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影响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官方向广大青年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递的主要途径和通道，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发挥着传递主流价值、导引正确方向、凝聚社会共识、激励正向行为的价值指引功能，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具有培养学生正确发现、分析、处理问题的知识教育功能。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其教育对象总是置身于一定的客观社会环境之中，深受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其个体的不同利益需求与实践决定了其对不同思想观点和价值观的选择。分化的、非理性的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起着对抗和消解的作用，且往往善于利用青年学生缺乏阅历和易被蛊惑的特质，动摇广大青年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可，极大地分解和弱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功能，挤压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话语空间。而官方话语由于受制于话语模式的历史传承影响，也面临着影响力、感召力急需加强的现实。

由于官方-民间话语体系的对抗与交融特性，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话语体系需要正面应对两种话语体系交锋的现实，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主阵场，不能简单以符号化和革命化的话语以及绝对确定性的论断来回应社会科学领域中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绝对不能把教材话语简单地复制到课堂上进行讲授，而应该引导学生分析、研判复杂的问题，避免对问题做简单、粗暴的结论。

二、“中国话语”的建构与重塑对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推动

(一)“中国话语”的国内-国际双重话语空间

随着中国用实践铸造的“中国崛起”之事实的日益增强，中国模式和发展之路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关注。然而，作为“行动上的巨人”，我们却面临着“语言上矮子”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国际社会，西方的话语、制度乃至理念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以至于“中国模式”乃至“中国道路”的话语权也深受西方的控制和主导。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重视国家话语权建设，并身体力行，用丰满形象的话语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使得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已渐渐成为叩响当代中国思想之魂的时代强音。“中国话语”本质上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归根到底是现代性的中国版本”⑧。“中国话语”作为国家生存与发展之道的形象注脚，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化象征，还是文明传承、文化积淀的集合与总汇，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⑨。

在全球化的格局和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话语”的建构与表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国国家软实力重塑的新阶段。中国话语一方面发挥着面向国内民众进行思想价值引领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承担着在国际上展示中国软实力，获得国际认同的功能。因此，中国话语的建构需要正视国内、国际两个话语空间的影响与作用，在解构与融合中，形成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

(二)国内话语空间下“中国话语”的应然意义

1.解释与凝聚

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和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深刻变革，中国话语必须要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深刻调整背景下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的描述力和解释力，“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⑩。为化解群众对于中国道路、中国问题的思想困惑、价值困惑等提供具有说服力、感染力的论据和论证，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和以意导人的有机统一。在言语交流中让群众自觉理解、接受以及拥护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观念，凝聚共识，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2.批判与防御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推进，中国话语与国际多元化价值体系对话和交流增多，多元价值也随之进入国内话语空间，并占据一席之地。面对咄咄逼人的国际话语渗透，中国话语体系能否有效应对，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安危。中国话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因此，中国话语要增强批判力和防御能力，针对国际上各种复杂的价值形态，对企图渗透、吞噬我国主流价值观念的行为给予批判，揭示其真面目。在与国际多元价值体系话语交流和碰撞中增强抵御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三)国际话语空间中“中国话语”的使命

“以一定的话语为媒介进行国际政治领域的利益认同与表达是现代国际政治参与方式的必要环节与手段之一。”(11)随着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融入，建构和拓展国外话语空间势在必行。拓展国际话语空间，对于树立国家形象、争取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1.引导舆论，塑造国家形象

国际舆论作为国家形象塑造的首要因素，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先行者与开拓者，在国际联系日益紧密的前提下，国际舆论的影响力与作用更加明显。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始终掌握在西方社会手中，由于其立场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及西方固有的文化优越感，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要么沦为西方的“他者”形象，要么沦为失败的苏联模式的当代形象，要么沦为偏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和普世价值的负面形象。给“中国道路”扣上了诸如“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权威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威权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等各种“帽子”，围绕“中国制造”，抛出“中国威胁论”、“大国责任论”、“非洲殖民论”等，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没有民主、自由、不尊重人权，没有大国责任感、充满霸权野心的国家，等等(12)，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抹黑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极大地损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认同是国际话语权实现的关键，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形象。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中国话语要拓展国际话语空间，急需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获得国际支持和认同。

2.争取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

某种程度上，国际话语空间也就意味着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指的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它体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综合运用。包括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和对国际标准、国际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国际事件、国际活动的评议权、裁判权”(13)。相对于国家发展的硬实力，国际话语权属于“软实力”，正如约瑟夫·奈将“软权力”称之为“同化力”(Co-optive Power)，认为“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根据这一能力，一个国家可创造出一种环境，使其他国家能模仿该国的方式来考虑自己的发展，确定自己的利益”(14)。“同化式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产生政治导向的能力。”(15)当前，国际话语权依然为西方世界所掌控，他们推行话语霸权，挤压中国话语的国际话语空间，通过对中国发展整体形象妖魔化、对中国国际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压制以及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遏制，以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6)。因此，我们应努力探索，积极创新，提炼出适合描述中国道路、反映中国力量、体现中国价值、表达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成话语优势，拓展国际话语空间，更大范围地争取国际话语权，更好地争取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四)国内-国际话语空间的互动及其对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推动

国内话语空间和国际话语空间两者并不是两个孤立的、静止的存在，而是彼此碰撞、互动，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方面，国内话语空间是国际话语空间的坚实基础与坚强后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国内话语，只有占据话语空间的绝对主导地位，对现实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对社会思潮有着强有力的引领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满足的方式，才能凝聚人心，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营造出稳定、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为人民幸福、社会发展、国家繁盛和民族振兴创设良好的环境。而稳定的社会秩序、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强健的综合国力又是树立国家外部形象、获取国际话语权的最有力的依据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另一方面，国外话语空间的获取能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国内话语空间。占据一定的国际话语空间，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与国家利益的维护，能进一步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道路自信心，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说服力，巩固国内话语空间的主导地位。国内话语空间与国外话语空间的横向互动，及良好的作用效果可以反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话语空间，为思政课话语的良性拓展提供支撑。

三、多重话语空间下思政课话语主体的互动与话语空间的融合

巩固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体系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官方-民间、国内-国外多重话语空间的互相作用下，党和国家(政府)、教师(包括教材编审专家)、学生(17)作为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中影响密切的三类话语主体，其价值认同面临一系列建构与消解的复杂过程，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建设过程需要厘清和正视由于存在多重话语空间的相互作用，造成思政课话语主体受其影响，并由于不同话语主体在话语价值认同上存在选择与过滤的不同，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被消解现象，而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建构就是通过探寻话语主体对话语生产、吸收及再创造的内在机制及影响因子，澄清多重话语空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与挤压，建构融通多重话语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场域。

(一)多重话语空间下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中主体间的互动

探讨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的主体，简单说是在探讨“谁在说”的问题，除了传统意义上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是思政课话语主体外，思政课的接受者即意识形态的受众(比如学生)同样是话语体系的重要主体，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双主体间性，深刻影响着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而作为传播者的话语主体，在生产话语中由于受不同话语空间与话语身份的影响，同时会面临话语传播者与接受者双重身份的作用与转化(18)(见图1)。传播-接受主体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个主体都将面临着对各种意识形态价值的选择与过滤，在不同主体的选择与过滤中，接受者最终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认同是否与传播者的初衷一致就成为非常不确定的部分，而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实现传播初衷与内化接受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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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话语主体间作用机理

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传播者主要是指思政课话语体系的主导者、发起者和实施者。它是一个多结构、多层次的体系，既有组织主体，也有个人主体，既有直接主体，也有间接主体。具有来讲，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主导主体，即党和国家，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是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必须以传递党和国家的意志为首任。从这一角度而言，党和国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主导主体。二是制定主体，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和审定专家以及相关管理者。三是实施主体，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其中，党和国家、教材编审专家属于间接主体，思政课教师属于直接主体，是在课堂场域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主体；同时党和国家是隐性主体，教材编审专家和思政课教师属于显性主体，显性主体的话语表达会被接受者等同于隐形主体的价值宣扬。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各层次话语主体相互配合、互相作用，发挥着计划、组织、生产、运作、监督以及总结评估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的功能。

相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传播主体，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接受主体则指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接受者，他们既是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同时也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话语的选择和推动起着能动的作用。理解和把握接受主体，需要注意它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差异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传播过程中，话语的接受者并不是一味被动的、接受的，也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论提出的根本依据。其能动性，一是体现在接受主体对话语的选择，即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以及接受何种话语，在这种话语选择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对话语的评判和反馈；二是对话语的再创造，即根据自身的思想认识以及社会实践，对话语传播主体的话语进行再加工和创造，进行个体化的表达和诠释。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接受者的能动性，要求我们在传递话语的过程中，要充分注重对接受者主体性的把握，不同接受者以其思想状况和话语需求来生成和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因此某种程度上话语接受者对思政课所传递的价值认同与内化程度成为了衡量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效用的重要指标。

(二)高校思政课教师在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作用与功能

高校思政课教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面对学生进行传播、影响与教化的实施主体，也是直接主体，在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建构中起着关键作用。思政课教师在多重话语空间影响下，如何在准确阐述、表达知识性信息的同时，引导学生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进而内化为自身的价值选择和判断，成为当前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思政课教师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传播者，在思政课课堂场域空间中传播思政课的知识与价值，其传播的方式、手段、效果直接决定了学生的“抬头率”与“接受度”，因此近几年来思政课教学改革不断倡导教师要“研读原料”、“优化配方”，通过对教学内容与主题的重新设计与富有吸引力的叙事表达相结合，充分运用新技术，吸引学生的兴趣，以求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自身作为个体也是各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接受者，其本身也受多重话语空间的影响与制约，其自身需要解构与消解多重话语空间对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影响，而这种解构与消解的能力同样受制于自身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这种能力差异最终决定了思政课教师在传播与建构思政课话语体系中的作用与效果。在知识信息化的今天，高校思政课教师如果只是对理论的直接转述已无法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对青年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塑造需要思政课教师在面对国内-国际、民间-官方、学生自身成长等不同层面的问题时具有“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的能力，且由于思政课知识体系的特殊属性、其学科范围的中国特色，使得我们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用或套用，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难题，我们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地建构与试错中摸索与归纳。当代的知识分子，在多重话语空间的挤压下，虽然比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和多元，但同样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在对一系列理论难点和实践难题的把握上，与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遭遇的困难是相当的。有人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共产革命前期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像，总是变来变去，早上是自由主义者，中午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者，一会又变成斯拉夫民族主义者(19)，可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的时代，知识分子都难以消解掉各种迷茫，不得不在不断的选择与过滤下找到最适合的那剂良药。尽管从历史角度看，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的选择会存在某种程度或某个阶段的曲折，但对这种曲折的认识不能跳出当时的语境，而对一系列难题的摸索和试错都是为国家发展寻找出路的足迹，我们应该正视这个足迹，并沿着前辈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政课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价值与信仰的布道者，其对学生的影响与塑造直接决定了祖国未来信仰大厦的根基是否牢固。

(三)学生对思政课传播价值的接受程度受制于其对思政课提供的知识和价值的选择与过滤

学生作为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接受主体，由于受其年龄、知识、人生阅历与成长规律等制约，对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价值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与过滤。这种选择与过滤受制于其个性、喜好及成长需求，且在国内-国际、官方-民间等多重话语空间的影响下，由于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认识进而容易形成价值的混淆与误判。又由于青年大学生处于对事物具有猎奇、反叛的年龄阶段，其往往容易被非主流与非官方的思想吸引，同时由于思政课话语体系长久以来受“重政治正确，轻话语表达”思想主导，思政课传播者为了避免话语传播中的“解释错位与政治反动”，常常选择照本宣科或直接搬抄教材话语与理论，在对理论与实践难点问题的解析与阐释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语，对青年学生对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的选择与过滤有所忽略。而非官方、非主流话语主体，在对问题的揭露与分析中，往往更加大胆和批判，这种话语方式正好迎合了青年大学生的心理需求，使得大学生在多重话语空间影响下，容易摒弃或勉强接受官方和主流的知识与价值，进而造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式微。

(四)思政课的主导主体要承担融通多重话语空间的主要责任

纵观我国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演变，尽管有时代场域下自然演变的可能，包括与西方对话的要求和凝聚本国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其实际演变过程往往更多地以一种改革的形式展现，“85方案”、“98方案”、“05方案”是高校思政课改革的纲领性体现(20)，也是思政课话语体系演变的一种显性开启，通过层层推进与落实，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演变进程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主导推动发挥作用，这种主导所代表的主体就是党和国家。党和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在凝聚和引领方面比其他自然演变形式更具优势，比如高效、统一和权威。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的发展历史都不断昭示，凝聚和统一的主导意识形态对国家迅速发展非常重要。当主导意识形态被更多阶层认同，就会自然演变为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如果主导意识形态并不被更多群体接受，其也无法顺利转化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形成的推动者一般体现为政党和国内精英群体，由于我国在主导意识形态建构上具有历史传统和成功经验，因此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建构主体主要体现为党组织和政府，而党组织和政府的执行者为广大党员。

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的服务宗旨和实践践行，使得我党在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快速凝聚人心、组织力量、飞速发展，由于那个时代政府与社会的功能同一性比较突出，使得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随着社会和历史的不断前进，在深受全球化影响的当下，政府与社会已不再同一，且随着主导意识形态的推动者党员干部的贪腐现象日渐增多，广大民众曾经信服和追随的榜样力量渐渐式微，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呈现了一种道德权威下降的态势。而由于我国一直不存在超脱政府之外的成熟的社会空间，因此在多重话语空间影响下，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在社会空间内互相角逐，使得社会空间不仅暂未形成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

鉴于此，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的是建构融通多重话语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场域，而这种建构一方面需要党和政府作为主导力量不断推动并继续进行自身净化，使得党和政府重新成为广大民众信服的榜样；另一方面需要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场域，当社会意识形态场域与主导意识形态场域存在正向相融，且通过这种正向相融的过程能够形成融通多重话语空间的话语场域，则主导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就会越顺利，否则反之。思政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受制于上述话语场域的运动，同时在加速和促进话语场域的运动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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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话语空间的交错与融合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社会、教师、学生都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影响因子，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政治文化的融合与建构，都对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起着文化的支撑作用，而本文仅从学理角度提出了一点菲薄的思考，实践中的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出发点是好的，怎样更好地把一个东西表达出来，让它更好地被大家接受”，这样的老话，其实也可以看做我们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建构所要努力的原因，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倾注智慧的问题，也是一个仍与信念有关的问题，而我们所做的努力就像《一个人的朝圣》中那个虔诚的朝拜者，“狂风暴雨挡不住他的脚步，阳光炙烤下他依旧不停前行。好像他等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走这一趟。但他不在乎自己走了多远，只要还在向前走”(21)。

注释：

①[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何舟：《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向》，《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③唐佳海、陈亮：《试论中国民间话语及其嬗变》，《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④E. Goffman, "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Harper & Row, New York, 1974, p. 21.

⑤R. M. Entman, "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No. 4, 1993.

⑥Z. Pan and G. M. Kosick, "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1, 1993.

⑦牛慧清：《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⑧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

⑨《话语体系的中国之问》，http://www.xzbu.com/1/view-3616471.htm,2017-08-10。

⑩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308/21/c_132648439.htm,2013-08-21。

(11)阮建平：《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

(12)参见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

(13)梁凯音：《中国拓展国家话语权的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14)[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盖玉云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159页。

(15)[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盖玉云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17)陈秉公教授《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认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教育行为者，因而都具有教育主体的属性……任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都是‘双主体’的，都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两个主体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互动过程”。本文将学生作为思政课的话语主体，同样依从此观点，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无法逃脱学生这个群体，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生对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学生的影响与指引是思政课话语体系重构最终极的任务。

(18)党和国家、教材编审专家及思政课教师等可以作为思政课话语的传播者，同时其作为个体，本身也是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接受者，其对思政课话语的表达也是其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选择后的结果，从这个意思上讲，每一个话语传播者都是话语接受者；而学生作为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接受者，其对思政课传播的价值的认同、选择与过滤也会反过来影响思政课的效果，从而引起传播者对话语表达的建构，因此学生也成为思政课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主体。

(19)《余英时、史景迁对谈：1898-198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554.html,2017-08-13。

(20)三个方案分别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酝酿、1985年至1987年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两课”课程体系(简称为“85方案”)；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酝酿、1998年经党中央研究同意的新“两课”课程体系(简称为“98方案”)；21世纪初开始探讨、2005年经党中央批准提出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最新课程体系(简称为“05方案”)。

(21)参见[英]蕾秋·乔伊斯《一个人的朝圣》，黄妙瑜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