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正确处理多对关系。首先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和中学历史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不是对中学历史课的重复，要有相应的拓展和提高。其次是史实讲解和理论升华的关系，重点是讲透“四个选择”，既要做到论从史出，又要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实现理论上的彻底性，才能说服人。再次是结论讲述和资料引用的关系，结论要有历史资料作支撑，最好引用具体的史料。最后是现代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的关系，网络现代教学法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法，要坚持阅读相关的学术经典名著，提高理论素养。另外，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一方面老师要注重授课技巧，另一方面设置学生参与教学的环节，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国近现代纲要”课；五对关系

【作者简介】王广峰，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原文出处】《思想教育研究》(京)，2017.11.86～89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全面深化改革视野下的党内反腐败研究”(项目编号：15LZUJBWZY133)阶段成果。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以下简称“纲要”课)具有历史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双重属性，在教学中既要兼顾历史课的特点，又要凸显政治课的属性。因此，在教学中要注重教学方法，正确处理多种关系，要把教育性、知识性、生动性和理论性、逻辑性、实践性融为一体，增强学生对近代中国所选择道路的认同感，进而切实提高教学实效性。

虽然“纲要”课和中学历史课一些内容相同，但“纲要”课不是中学“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简单重复，“纲要”课的讲授要避免中学式的照本宣科，要在中学历史课的基础上深化与提高。首先是背景知识的补充。中学历史课是粗线条勾勒，缺乏细节，“纲要”课要讲解得更为详细。比如在论述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抽象笼统地讲封建式管理体制的弊端，缺乏吸引力。可以以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中的种种失误来阐述，他创办汉阳铁厂时，先是选址汉阳，而不是大冶铁矿，铁矿石需要从大冶运输到汉阳，人为增加了运输成本；汉阳是低洼地带，建设必须夯土，又增加了施工成本；接着在购买冶炼机器时没有区分铁矿石属性，购买的设备无法使用，再次购买增加了成本。再加上一些不计成本的管理方式，最后导致汉阳铁厂难以经营下去。这一系列的历史细节，充分阐述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逻辑，只学习西方的技术，不改变落后的封建管理体制，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其次在中学历史课的基础上，要作适当的拓展，不能停留在中学的认识阶段。比如在讲解封建宗法制时，要突破中学的一夫多妻制认识，严格地讲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不是一夫多妻制，妻生的孩子称为嫡出，妾生的孩子是庶出，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位制，庶出的孩子没有继承权，为确保皇权稳定性，只能是一妻制。如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对皇后的废立问题，不是简单的后宫政治斗争，而是涉及皇位继承这个权力的核心问题。这样的拓展，不仅提高了课堂的趣味性，也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

在扩展时，要注意把零散的知识点总结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讲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要结合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来论述。《论持久战》解决是抗战进程问题，而对于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我军的主要作战方法，要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为此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已经从传统的战术的层次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这是以弱胜强的有效方法。这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进而可以阐述这是特殊的国情决定的，西方在完成工业革命的情况进行的战争是典型的阵地战，如斯大林格勒战役。而中国生产力落后，军工系统表现尤为突出，军队缺少攻坚的重武器，所以只能打游击战。

“纲要”课要处理好史实讲解和理论升华的关系，做到论从史出，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重点讲透是“四个选择”即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比如在讲解第一个选择即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时，要讲清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能救中国的原因。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避免平铺直叙的流水账式依次列举民国时期的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爆发、南北议和、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上任、1913年国会大选、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案、二次革命失败等等，最后得出方案行不通。这只是客观陈述了事实，缺乏相关的理论分析。二是在分析原因时不要局限于毛泽东的论断。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1]1471学界据此来得出旧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国摆脱其控制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会千方百计破坏中国革命。此观点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

议会政治为什么到了中国行不通？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要运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欧美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政党在议会内部产生，独立的民族国家是议会政治运转的基本前提。而中国在推翻清朝后并没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缺少实行议会政治的根本前提，突出地表现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其合法地位，因为帝国主义选择了袁世凯作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同时军阀掌控军队而不是政府掌控军队，袁世凯掌握了北洋六镇的主要军队，屡次动用军队威胁、解散议会。这就说明议会政治的基本规则没有确立，也决定了议会政治在中国根本走不通，中国必须走先有政党，后有国家的道路，只有革命型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理论上的升华，不仅体现了学术的严谨性，也实现了理论上的彻底性。

再比如在论述选择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时，讲到包产到户时，要对“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错误言论进行批驳。包产到户不是回到1956年三大改造前的状态，因为三大改造前农村是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买卖；而包产到户依然坚持土地公有制，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农民，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以重点是分清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不能把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相等同，一家一户的形式私有制可以采用，公有制条件下依然可以采用。由此也可以引申到股份制的问题，股份制虽然产生在私有制的西方，但只是一种融资模式，不能等同于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历史的魅力在细节，历史是具体的，动态的，对历史的叙述也应该是具体的，因此在讲授历史结论的过程中，要适当引用具体的史料，以此来支撑结论。比如在讲解《辛丑条约》的赔款额时，可以补充这是帝国主义按照当时4.5亿的中国人口，每人一两白银来计算的，共4.5亿两，不仅容易记忆，也增强了学生对帝国主义侵华的直观感受。例如，在讲授中国无产阶级遭受三重压迫的时候，可列举翔实的资料，宁波纱厂女工每日工资为5分至9分。重庆火柴厂女工，每日工资为5分5厘，那时每斤大米是2分8厘，一日工资还买不了2斤大米。一般工厂的劳动日短的是11小时或12小时，较长的13小时，最长的甚至达18小时。不少工厂为两周休息一次，甚至没有休息日。上海丝厂的缫丝车间，供应沸水的汽管，常年保持着高温，女工和童工，手常被烫伤。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和卫生设备，工伤和疾病时有发生。这一系列的数据，把无产阶级劳动时间长、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的特点生动地描绘出来，比单纯的文字描述更容易理解。

在引用史料时，最好使用可以直观感受的资料，而不是一堆冰冷的数据。比如在讲授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交通运输业时，可以引用统计数据，1911年，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2]29这些数据虽然有一定说服力，但缺点是缺乏直观的感受。可以以德国人在山东修筑的胶济铁路为例，修铁路的目的是夺取更多的特权和资源，铁路为此多次改道，潍坊的坊子煤矿发现后，德国人再次改道。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德军强占良田，拆毁百姓的房屋等等行为，引起百姓的多次反帝斗争，这些斗争在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中有详细的描述。这样统计资料和具体的资料互为补充，增强了课堂讲述的有效性。

还有，在讲到历史大事件时，最好引用相关的回忆录。比如甲午惨败后对国人的巨大刺激，可引用吴玉章回忆录，“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的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这使全中国为之震动。以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小国打败了，而且还失败的那样惨，条约又订的那样的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3]2。除了严谨的史料外，可以适当引用顺口溜、诗歌，比如在讲到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时，百姓用“宰相合肥天下瘦”来概括封建落后的管理体制，李鸿章凭借特权取得了丰厚的收益，而企业却大面积亏损。在讲到甲午战争时，可以大量引用诗人黄遵宪的《悲平壤》《哭威海》《哀旅顺》《台湾行》《度辽将军歌》等诗歌，可以真切感受到作者强烈的愤慨，抒发了满腔忧国。

在现代媒体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关系上，要分清主次关系，现代媒体教学并不能取代传统的读书探讨式教学。随着网络的发达，从网络获取资源的渠道也越来越便捷，特别是爱问、网盘、百度云、知乎网等网站可以下载相关资料。还包括《凤凰大视野》，北京电视台《档案》等收视率相对高的历史类节目，这是读书较少的理科生获得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现代媒体教学法应运而生，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一系列网上教学的新名词开始流行起来。作为教学一线的老师，对于能够促进教学的新鲜事物，我们都应该及时学习使用。

但同时也要看到，网上资料毕竟是二手资料，很多史料存在错误。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曾经发微博，援引清朝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的“开学讲话”，勉励刚入学的新生。但是据《光绪事典》所记，京师大学堂的开学日是在1898年12月31日，当时光绪早已被软禁于瀛台，怎还能出来讲话？其实，这篇“光绪讲话”出自网络小说《一个人的甲午》，于丹是把网络小说情节直接拿来当了史料，显然是错误的。还有在网上搜索关于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的情况时，经常引用周恩来所说的“我们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西柏坡是太行山区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央机关住的也是简陋的农家小院，所以听起来这段话是很符合当时西柏坡的情况。但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是在讲西柏坡，指的是毛泽东转战陕北，在童小鹏所著的《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中有详细的记载。

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现代媒体教学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很多视频的制作就是一个史料的加工过程，如果单纯从网络收集史料，显然是不可靠的。比如，在讲到改革开放后的包产到户时，都会讲小岗村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18户农民所摁的手印也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但深入阅读相关书籍，发现这个结论根本是站不住的。比如范晓春的《改革开放前的包产到户》和徐勇的《包产到户沉浮录》等学术著作，都指出包产到户根本不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在1956年三大改造后已经兴起并引起激烈的争论，改革开放后再次多地兴起，并没有全国唯一的发源地。所以，在讲述“纲要”课时，一些历史名著应该涉猎。例如，讲鸦片战争时，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应为推荐书目；讲日本的民族性格时，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应为必读书目。还包括学术名家的著作，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费正清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伟大的中国革命》等都应该认真研读，提高自身理论素养。

大学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考生，而是会思考、有思想的合格大学生，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是重要的环节。而现实中出现了教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埋头做作业、玩手机的情况，师生难以互动，是对教师教学积极性的严重打击。原因总结起来讲，一是教师的讲义没有与时俱进，无法引起学生的关注。二是教师在授课方面沿用满堂灌的方式，没有和学生互动的空间。一些高校的公共课依然采取上大课的方式，一个教师面对上百的学生，课堂时间有限，难以实现互动。

对此，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增加师生互动。第一，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讲课的时候有所侧重。公共课的学生学科背景千差万别，讲课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引用相应学科的知识，增强学生的认同感。比如，在向理工科的学生讲述中国古代科学发达，而现代科学并没有在中国产生时，可以向学生提问，理工科在中国古代的学科名称，在一问一答间实现了有效的互动。还有在讲到科学救国的方案时，如果是数学院的学生，可以以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例；如果是化学院的学生，可以以侯德榜为例。这样不仅使学生产生亲切感，也活跃了课堂气氛。

第二，要改变单一教师讲解的局面，也要改变成绩由一张试卷决定的局面。成绩改为由理论知识考核、平时成绩考核和社会实践考核三部分构成。在平时成绩方面，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行参与式教学。比如在涉及人物评价的问题上，可以采用分组辩论的方式。例如，在对李鸿章的评价上，因为他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被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但也因为签订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被百姓骂为李二先生是汉奸。这很适合辩论赛的方式，设置正反方，在辩论中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社会实践方面，不宜选择过大的题目，最好结合本地区的红色资源来进行。兰州地区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八路军办事处和会宁会师纪念馆，也可以与当地的红色资源管理方协商，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义务担任解说员，在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精神境界。

第三，影视作品比课堂的讲授更为吸引人，相关的历史影视作品可以向学生推荐。比如，讲到鸦片战争时，可以推荐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讲到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时，可以推荐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由文章主演的电视剧《少帅》。在讲到长征的时候，可以推荐电视剧《长征》；讲到巴黎和会时，可以向学生推荐陈道明主演的电影《我的1919》；讲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可以推荐老电影《开天辟地》；讲到解放战争时，可推荐《大决战》。还包括著名的纪录片，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租界的《五大道》；反映毛泽东生平的《走近毛泽东》；梳理几个主要大国兴衰的《大国崛起》。

总之，“纲要”课的教学方法和形式是多样的。第一，“纲要”课要在中学历史课的基础上补充背景知识，拓展新的知识，实现认识上的升华。第二，“纲要”课的讲解不是流水账式的史实陈述，要有理论上的分析，重点是讲透“四个选择”，实现理论上的彻底性，做到以理服人。第三，要避免中学历史课式的粗线条讲解，在讲述历史结论时，要引用相关的具体史料。第四，网络等现代教学法的兴起提高了教学效率，但并不能代替传统的读书方式，要阅读相关的学术名著，提高理论水平。第五，教师要提高授课技巧，最好设置师生互动环节，让学生参与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