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贞观年间，出现过一起官员档案造假案，并由此引发唐太宗和大理寺少卿戴胄的一场争论。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唐太宗继位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他雄才大略，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他深知人才是关键。于是出台政策，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招贤纳士。一时间，多年被埋没、怀才不遇的士子们看到了希望，纷纷前来京城应聘。就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投机取巧，在个人履历上造假。那个时候，各种档案又不健全，吏部也无法一一甄别官员的档案真伪。吏部将履历造假的情况上报给唐太宗，唐太宗看后很愤怒，立即让人起草诏令，要求伪造假档案的求官士子们，自诏令发布之日起前来自首，说明情况，朝廷将既往不咎。如果继续隐瞒，一旦被查出来或被他人告发，一经核实，将判处死刑。

诏令发布不久，就有人举报现任徐州司户柳雄，说他伪造在隋朝时的官位俸禄等级，蒙蔽了吏部，被任命为徐州司户。司户在唐朝是主管民事户籍的官员，在州一级称为司户参军，一般为从七品；在县一级称为司户，为八品官员。柳雄为徐州司户，应为从七品官员。

朝廷接到举报后，交大理寺查处。柳雄竟然也存着侥幸心理，认为朝廷不会一一查实，就一直没有自首。大理寺经过周密调查，人证物证确凿，确认柳雄伪造官阶罪名属实，根据本有的大唐律法，档案造假应判处流放，但此时的柳雄犯了隐瞒之罪，这时已过了自首期，于是大理寺卿没有判处流放，而是按照唐太宗的诏令，将柳雄判处死刑。

这时，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戴胄原先在王世充手下任职，曾因屡次谏言王世充而遭贬谪。621年，秦王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攻取虎牢关，俘获戴胄，任命他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唐太宗继位后，戴胄被拜为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627年，大理寺少卿出缺。唐太宗向大臣们说道：“大理寺关乎人命，戴胄清廉正直，正是合适人选。”于是任命戴胄为大理寺少卿。可以说戴胄是唐太宗一手提拔起来的，理应维护唐太宗的面子和权威，可是，他却不唯权、不唯上，只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是，按照大唐律法，柳雄不至于定死罪，按律应判流放，不能因为皇帝一时的诏令而废了大唐律法。大理寺卿也认为戴胄说得有理，于是将案子改判流放后呈报皇上。唐太宗看后，大发雷霆，不顾一切下令要执行死刑。但是戴胄执拗得很，就是不理唐太宗的茬儿，坚持大理寺的原判。

唐太宗听了汇报后，更为震怒，将戴胄召进宫，气势汹汹地责问他：“朕刚刚发布诏令，不自首者处死，你却判为流放，这不是让朕失信于天下吗？你难道受了柳雄的贿赂要卖狱吗？”面对唐太宗一连串的责问，戴胄毫无惧色，他仍然坚持法律的公正性，有理有据地回答说：“臣为朝廷捍卫法律的尊严，不敢有半点私心，更不敢收取贿赂。陛下如果当即下令处死他，臣下自然无法干预。既然交给大理寺走司法程序，为臣就不敢违背法律，就要按照大唐律法来判决。柳雄伪造官阶，罪不至死，应该判处流放。”唐太宗见戴胄当面顶撞自己，更是怒不可遏，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呵斥道：“你只顾自己遵守法律，却让朕失信于天下？你将置朕于何处？我这个做天子的还有什么权威？”戴胄毫不退让，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语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其实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屈从个人情绪而违背法律的信用，臣为陛下感到惋惜。”戴胄一番入情入理的辩解，使唐太宗听后恍然大悟，欣然采纳戴胄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误，你能予以纠正，朕有何忧也！”于是柳雄最后被判处流放。

戴胄坚持法理，敢于犯颜直谏。唐太宗也是一个开明的君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心平气和地采纳了戴胄正确的意见，维护了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