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完善教材体系建设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基础任务与关键环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诞生十余年来，历经多次修订，成为一部较受师生们认可、喜爱的示范性教材。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研究与建设，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课堂的育人化人功能，应进一步注重教育对象调查、深化理论热点研究、推进基础原理探索、强化教材难点攻关。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刘水静，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北京教育》：德育版，2018.1.72～7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不仅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认识推向了更高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矛盾、新目标、新方略、新任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致力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意义重大。在改进中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基础任务，是完善新形势下的教材体系建设。2006年9月，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正式运行，中宣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工程”重点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同年投入使用。截至2015年，“基础”课教材经多次修订、历十年发展，成为一部较受师生们认可、喜爱的示范性教材。新时代深化高校“基础”课教材研究与建设，应进一步注重教育对象调查、深化理论热点研究、推进基础原理探索、强化教材难点攻关。
一、注重教育对象调查
“基础”课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法律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有效开展“基础”课教学的一个前提，是教育者对青年大学生的心理、思想、情感、观念等现实状况具有透彻的了解和掌握。在经济全球化、思想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他们跃动在时代浪潮的前沿，是我们有待走进、观察和了解的活力群体。而近年来学界对“基础”课教材建设及教学开展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重教育内容研究、轻教育对象考察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中央有关讲话、文件、精神的内涵、意义，围绕其进“基础”课教材、课堂的路径问题及“基础”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的研究；而针对教育对象开展的调查、分析，对“基础”课教学效果的观测等成果数量不多。其二，部分论及教育对象思想动态、心理特点、道德观念或法治观念的研究成果，其立论依据，多为研究者自己的感性认识或直观感受。虽然这些感受来自研究者自身从事“基础”课一线教学的“切身体会”；但这类“切身感悟”性的心得体会，难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片面性、随意性。其三，国内教育界、学术界一些连续多年开展的且已形成品牌的全国性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研究成果，未引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尤其是多数思想政治教育一线教师、辅导员等实际工作者的应有重视。如教育部组织开展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武汉大学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等年度调研报告，虽然都极具科学性和权威性，主流媒体、权威报刊也高度关注调研报告的发布，但国内研究者和相关教育工作者在学术研究或工作实践中对调研数据的运用还不充分。
积极推动“基础”课研究关注教育对象，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使我们对教育对象的思想观念、道德素养和法治意识的了解，从感性认识进至理性认识，从经验描述转变为科学分析，是我们切实增强“基础”课教材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顺利完成“基础”课教学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任务的应为之举。
二、深化理论热点研究
考察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基础”课内容建设开展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一些热点议题，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梦”“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基础”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推动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理论主张、重大方针政策进“基础”教材、进高校课堂、进学生头脑，与时俱进地提升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坚定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代表党中央于不同时期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的关键词，成为“基础”课研究者聚焦的理论热点，这一现象自然、合理且十分有益。但是，分析学界关于此类理论热点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以下不足。
其一，从文章的形式上看，多数成果为中短篇的报刊宣传文章，长篇的学术成果较少。其二，从文章的内容上看，多数成果为中央文件的阐释性分析或领导讲话的解读性叙述，在深度专研基础上开展学理性建构的成果较少。其三，从文章的价值上看，多数成果侧重阐发理论热点进“基础”教材和课堂的重要性、必要性；而对中央精神如何进教材，理论热点如何从文件性表述转换为课堂的语言，新增内容如何与原有内容进行有机衔接等实际问题的关注相对不多。其四，2015版“基础”课教材的不少新增内容，如第二章第三节“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第四章第三节“继承与发扬中国革命道德”等，应当成为“基础”课讲授时的着意之点；但“时代精神”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及如何理解中国革命道德的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等重要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因此，努力深化当前学界关于理论热点的研究，推动现有研究从文件解读、讲话阐释转向学理探讨、思想专研，是极为必要的。
三、推进基础原理探索
“基础”课教学，是一项针对青年大学生开展的入脑、入心的思想教化工作，是帮助、引导高校学生“变化气质”“提升素养”“升华境界”的灵魂工程。以此观之，“基础”课教学的使命不可谓不重大，而“基础”课教学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强调科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彼此促进，是新时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特点。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文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目的之一就是为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大教师提供科学研究的学科依托。当前学界关于“基础”课建设的研究总体而言发展迅速、成果卓著。但从具体理论研究的内容角度看，当前研究多集中于对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的实践考察、经验性分析，而对“基础”课中的道德、法律、教育问题等涉及“基础”课基础理论、根本原理的重要议题的探究相对不多。而部分针对上述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理论研究多现象分析，少本质追问。如不少研究者讨论当代中国社会中道德“滑坡”“爬坡”的认识问题时，往往从诸如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建设等实践层面展开。所论虽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对道德本质问题和社会道德发展规律的深度追问，因此缺乏理论的厚重感。第二，理论分析多立场宣示，少过程论证。部分研究文章只是堆领导讲话、摘文件表述，理论研究成了“口号”或立场的简单宣示，而缺乏学理性剖析，因此缺乏理论的说服力。第三，理论成果多宏大论述，少学术探微。如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部分文章往往从宏观角度讨论新时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分析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代表性的特征、内容，指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应坚持的原则等；而对承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切要义等，缺乏研读、发微的功夫。
推进基础原理探索，强化“基础”课程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厚度，要注重学科借力，如增强与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协同互动，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吸取中西文化传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智慧；要注重自主发力，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一“看家本领”，致力凝练“基础”课自身的基本问题，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的学术范式和理论解答。
四、强化教材难点攻关
“基础”课教材自2006年出版以来，历经十年修订，已经成为一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示范性教材。同时，实践发展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建设和教学革新亦无止境。“基础”课教材逻辑主线的历年变化，即显示出教材建设工作具有的与时俱进品格。加强教材建设，重在加强难点攻关。通观“基础”课教材十年编修及研究概况，当前教材建设工作中至少存在如下两大难点，应为学界研究攻关的着力之点。
一是如何实现教材内容“知识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基础”课教学是包括思想修养、政治规范、价值观念、道德要求、法律素养等主体内容的“规范性”教育。但这种“规范性”教育不等于教条化的灌注。面对知识素养高、信息接触广且已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大学生，我们尤其需要注重“知识性”教育与“规范性”引导的统一。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引导青年大学生接受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性要求，应当注重教材表述和教育内容的知识性书写，增强学理性辨析，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二是如何推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更好融合。自从“05方案”将原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以来，如何在教材编写中处理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就成了“基础”课教材建设中的一个难点。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编写体例上经历了“分—合—分”的演变过程：2006年第一版“基础”课教材采取“6+2”的体例，即六章思想道德内容加两章法律内容；2013版教材改为了“4+2+1”模式，即四章“思想道德修养”、两章“法律基础”和最后一章道德与法律的综合章，力图在教材编写体例上实现道德与法律的有机融合；2015版新教材又做了新的调整，正文布局采取五章“思想道德修养”内容加三章“法律基础”内容的简明结构。“基础”课教材体例的分合变化，一方面显示出编写组专家对教材逻辑体系建构的不断探索，另一方面反映出恰当处理道德与法律关系，以在“基础”课教材的框架、内容和表述上实现两者的更好融合，仍是一个有待学界加强研究和攻关的重点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