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第二版序中写到，“我请读者以更开放的眼光重访（不是重新解读，也不是重新思考，而是重访）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在他们的著作中发现许多被忽略的东西和许多在努力否思19世纪社会科学时有用的东西，当然，他们两个人既属于19世纪社会科学，而又不属于它。”① 那么，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被忽略的东西”和“否思19世纪社会科学时有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他既属于19世纪社会科学，但又不属于它？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厘清马克思的学说与19世纪社会科学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19世纪的欧洲创造了对现代世界体系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三种新“制序”：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和社会运动。作为当时欧洲三大意识形态之一的马克思学说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恰恰在同一时期，社会科学开始从它的“哲学时代”走向“科学时代”，这一制序化过程的主要模式是它在欧洲传统大学的结构（中世纪以来形成的神学、法学、医学和文学四个“学科”）中被分化出来，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基础学科结构（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社会科学展开了一场“天才的斗争”，一场没有硝烟但火药味十足的“文化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马克思的学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之外，很大程度也是在大学门外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讲，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马克思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体制外”，真正将它们隔绝开来的不是大学的围墙而是制度的藩篱。尽管沃勒斯坦认为，当时欧洲大学中的“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即它们都把科学作为唯一可以想象的理性的世界观，而且都致力于它的实现。然而，这个“一致性”的背后却暗含着巨大的政治分歧。缪尔达尔指出，社会科学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科学”，马克思的学说同样如此。意识形态上的鲜明对立，加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巨大鸿沟，这种所谓的“一致性”不但没有拉近19世纪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反而让它们渐行渐远，直至走向对立。马克思对兴起于欧洲大学中的“社会科学”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因为它不过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代言人，而它之所以能够在当时欧洲的大学中获得一席之地，也是得益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掌控。与此相联系，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同样打上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不过是“假定的知识力量的分布结构”②而已。

历史地看，我们不可能把当时处于“体制外”的马克思学说纳入到“体制内”（19世纪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去理解，自然也就不能简单地用“学科”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它，因为它与19世纪制序化的“社会科学”和“学科”生来就格格不入。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来对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社会科学”和“学科”文化。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体系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知识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既要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又要吸收和利用同时代的科学成果，更要直面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得它们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博德曾提出，“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19世纪的，然而，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一说法部分地回应了沃勒斯坦提出的问题，但未能点明问题的实质。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同样利用19世纪所能提供的所有材料和信息，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超越19世纪社会科学？显然，答案不在研究素材和研究对象本身，而在于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

回顾马克思学说的形成轨迹不难发现，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始终体现着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即手段服务于目的，理论服从于现实。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历史研究中，马克思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学科领域，他从未将问题学科化。马克思之所以要在众多学科之间不断转换研究视角，是因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研究中，不断有“新”的社会历史现象进入他的视野，以往杰出的思想成果和一系列科学发现不断充实着他的研究，这使得他自身的思维水平不断提升，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知和理解也在逐步加深。此外，马克思从现实问题出发找到的往往不是结论本身而是新的问题。正是因为他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而研究这些新的问题又往往涉及到马克思以往研究所未能涉足的其他学科领域，于是，新的问题也就转化为一种学习和思考的动力，促使马克思自觉地穿梭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思想成果之间。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所开创的不仅是一种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社会历史研究，同时也以这一特有的研究方式实现了对19世纪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批判和反思。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