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积极倡导和推动改革的同时，针对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尽管邓小平并未直接提出“宏观调控”这一概念，但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经济调整等方面的论述以及内嵌于财税、金融、投资、外贸等多个领域的具体改革措施中所蕴含和体现的宏观调控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保证我国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定推进和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世界各国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常用举措，更是克服市场运行缺陷的必要方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更有优势。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方面推动改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他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都是“有控制”的市场经济，“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基于对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科学认识，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改革从观念、理论、方式、政策和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这些思想有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管理实践的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后如何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刻思考。

首先，有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自发调节社会生产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方式，一旦实行公有制，便不能再由市场自发进行调节，必须以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生产。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形式和实物形式两个维度分析了社会生产平衡问题，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机理与规律进行了论证，并提出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和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宏观平衡理论。列宁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通过计划配置资源，从而对全部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应该“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统筹兼顾、结合平衡的思想，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比例，以及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冷静地观察到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的重大理论判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商品货币和市场的理论，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把中央权力的“收”与“放”，把宏观经济多种调控手段，灵活地贯穿其中，通过科学的经济管理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协调、健康发展。

其次，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管理实践的总结。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开启，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约6%的增长速度，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面貌，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保障。但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落后于经济增长幅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失衡，而综合平衡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1961年 1月，为了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重点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发展速度，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我国从宏观层面调整经济运行积累了成功经验。1980年12月，邓小平在总结以往工作教训时深刻指出，“由于解放以前的历史状况，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这是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比例失调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教训后得出的结论。因此，结合历史上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比例失调，就必须从宏观领域对经济进行调整。他强调：“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这在全国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两次调整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

再次，是对改革开放后如何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刻思考。邓小平一直深入研究我国的国情，不断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才能解决我国发展落后的问题。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办事。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等现象和物价涨幅过大、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指出，“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而当时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需要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则需要整顿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保持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对经济进行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供给与需求受价值规律及市场机制影响。市场经济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周期性波动也会给社会资源和生产力造成负面影响。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合理干预的手段，是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的重要方式。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效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提高人民收入、保持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等具体目标。

第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这既是关系我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经济问题，又是关系我国社会能否安定、社会主义能否巩固的政治问题。1990年，在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时，邓小平感慨地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宏观调控必须将促进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目标。为此，邓小平强调，政府要提高计划的针对性和预见性，明确提出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到 20世纪末“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宏观调控是保证国民经济以适当速度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指出，经济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只有认真进行调整，“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第二，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特别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过热现象，总需求膨胀引发通货膨胀和物价大幅度上涨。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这就需要政府运用经济、货币等各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邓小平指出：“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因此，必须从宏观领域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控制总需求的膨胀，保持物价稳定。

第三，增加就业，提高人民收入。就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有效途径。实现充分就业既是经济繁荣的标志，也是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标志；既体现了劳动要素的充分利用，也保证了居民收入相对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将促进就业、提高人民收入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而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归根结底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四，保持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货币稳定、经济稳定和发展关系紧密，对社会供求平衡有重要影响。邓小平为此指出：“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同时，利用外资要合理、适度，不能过分依赖外资，要保持相应的偿债能力。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对外借债是利用外资的一种重要形式，但邓小平也主张“不要欠太多的债，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因此，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必须高度关注国际收支的规模和结构，使外汇收支差额和偿债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保持国际收支总体平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时期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的方式已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学会运用经济手段从宏观领域进行调控。在这方面，邓小平也作过深入的思考。总的来看，宏观调控手段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为主体的间接调控手段。邓小平十分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邓小平尤为重视的两种手段。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财政投资的比重相对在下降，但其作为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投资手段，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1980年1月，为补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邓小平提出，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基础工业急需项目和重点项目，以及教育、科技方面的支持，要求“从明年、至迟从后年开始，无论如何要逐年加重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同时，邓小平也认为，通过国家对基础建设财政投资规模的调整来调节社会总供求，是防止经济过热的重要手段。他指出：“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基建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建设规模不能过大。”此外，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确保经济发展有稳定的金融环境，就需要通过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的稳定。邓小平认为，货币超量发行和信贷规模过大，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985年 1月，他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工作，谈到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时指出，“票子发那么多，外汇降下来那么多，这是风险”。此外，邓小平提醒人们，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经济与金融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金融所具有的信用创造功能不仅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币值稳定，而且还通过影响利率、投资等，进而影响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及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另一类是以行政和法律手段为主体的直接调控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以间接经济手段为主，但也需要必要的辅助性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施科学有效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可以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行政手段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等方式，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运用计划等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是主要的经济管理方式，也是推动经济平稳有序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但计划手段主要应体现在指导性上。同时，法律手段对宏观调控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具有导向、保障和激励等功能。要充分认识法律手段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利用法律手段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和政府行为，来协调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针对当时我国经济管理领域的法制还不够健全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如工厂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此后，在他的推动下，我国陆续出台了一批经济领域的法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劳动法》等。

邓小平认为，要保障宏观经济管理即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在维护中央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并综合运用不同的调控方式。

第一，要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中央要有权威”，是邓小平针对 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失序问题而突出强调的一条重要原则。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确保落实经济法规、维护经济秩序、理顺和协调经济关系，必须由中央掌握经济宏观调控权，这就要求必须保证中央的绝对权威。邓小平指出，“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宏观调控就是必须由中央决定的大的方向问题。宏观调控中也必须确保中央的权威，才能引导地方、企业和居民向中央指明的方向和目标努力，达到整体效率最大化。邓小平指出，“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必须强调中央的统一调控，中央“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当然，由中央主导的宏观调控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否则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宏观调控中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上下同心，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成就。邓小平在强调中央要有权威的同时，指出中央应该适度下放经济管理权力，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地方缺乏必要的自主权，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1978年12月，邓小平提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关键点在于，中央的宏观经济管理要有权威，但这种权威表现在大问题和方向性问题的决策上，绝非事无巨细都由中央统管。此外，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1986年，邓小平就专门指出，“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要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方式。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要通过行政手段以直接的计划来管制经济活动，包括物资调拨、商品供应配额等。这种宏观经济管理方式被邓小平称为“穷管”。我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后，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调控方式也就必须进行调整。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充分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

重温邓小平有关论述中蕴含的宏观调控思想，对当前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要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灵活运用好不同调控手段，是邓小平有关论述中蕴含的宏观调控思想的核心内容。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新老问题交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捋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做到转变政府职能，探索建立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运作相适应，多种调控方式和手段相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让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更好地发挥综合协调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习近平对此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要在确保中央绝对权威的同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发展中不同角色的关系，发挥好中央与地方在经济调节和管理中各自的作用和积极性，是邓小平有关论述中蕴含的宏观调控思想的关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幅员辽阔，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必须在宏观调控中维护好中央的绝对权威，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发展合力。特别要看到，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体量越大，风浪越大，掌舵领航越重要；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发挥好党中央绝对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与此同时，各地经济发展与改革情况千差万别，要注意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各地区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勇于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党中央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也要给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基层留出更多探索空间，让各方面立足实际、开动脑筋，敢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落实到当前，就是要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与规划，结合本地实际，开拓进取，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成就。

第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发展保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也是邓小平有关论述中蕴含的宏观调控思想的落脚点。邓小平总是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并将其贯穿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结构调整阵痛显现的形势下，针对民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宏观调控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政策托底，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在宏观调控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就业保民生，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不断厚植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与可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