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我国的一切公私企业中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管理人员，都应该广泛开展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学习先进的工作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一步挖掘潜在力量，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改善企业的经营，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完成、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和交通运输计划而斗争。”

作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后的第一个元旦社论，其承前启后的意味不言而喻。社论肯定了公私企业为恢复生产所采取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其中特别肯定了公私企业通过开展生产竞赛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进而改善经营、增加生产，最终实现国家建设计划这样的做法。

通过梳理1949至1952年间的相关文献发现，生产竞赛的大规模和经常性开展，极大地推动了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另外，同一时期的创造新纪录运动和评选表彰劳动模范的做法，也拓宽了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推广的渠道，助力公私企业恢复生产的同时，从经济和思想上为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革新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和酝酿。

1949年1月，毛泽东指出：“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这是因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党的工作重心面临向城市转移，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然而，长期的战争致使国民经济破坏严重，如“许多工商业突然萧条，停工、歇业、失业的现象大量发生”，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出现严重缩水，“一九四九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棉纺织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要恢复广大公私企业的生产，就需要充分调动其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旧中国大量存在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一些“不统一、不合理、无政府、无组织的混乱现象和某些腐败制度暂时地继承下来了”。如在纺织部门，“业务和生产管理制度，都还没有统一起来。不仅上海、天津、青岛纺织局各有一套办法，甚至在同一城市的工厂也常常有各不相同的制度”。这些旧的生产管理方式和习惯，广泛留存在公私企业内部，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随着国家各项工作步入正轨，经济建设顺次拉开，公私企业生产管理上落后、低效等乱象迫切需要革新。面对这种局面，该怎么办呢？党和政府主要作了两个方面的努力和尝试。

一是沿用根据地经验。这是首先想到的一个做法。公私企业被接管后，一些曾经卓有成效的根据地经验，如“生产竞赛经验”等被集中推广。同时，还进行了一些企业制度上的调整和改革。然而，根据地经验主要源于农业生产和革命，直接拿来用于城市公私企业生产管理的毕竟有限。

二是在推广根据地经验的同时，也尝试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949年8月，刘少奇结束访苏回国时，有200名苏联专家同行。之后，有更多的苏联各方面技术专家来华。苏联专家除参与新中国重要建设项目的规划外，还作专题报告介绍苏联经验。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9月，仅苏联煤矿专家就向各大国营煤矿作过70次专题报告，开过50多次座谈会。中央重工业部设计公司在培养训练技术干部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的技术干部之所以能够很快提高，和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密切分不开的”。但是，由于中苏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引入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如在苏联专家参与的新疆汽车修理厂的设计中，仅房屋兴建就列支了2600万斤米的经费，而在其草拟设计的医院规划中，建设周期设定长达10年。

综上，恢复和发展公私企业生产面临的问题是：旧中国的企业管理落后低效，需要取缔或废弃；根据地经验需要丰富并适应新环境、新任务；苏联经验则须根据中国实际作出调整。总之，公私企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需要更多、更适合自身实际的新经验，而不是简单复制和照搬根据地经验或苏联经验。

从方法论上讲，要恢复和发展公私企业的生产，就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建设、国内与国外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无论是根据地经验，还是苏联经验，都需要在实践中调整为适合新中国公私企业生产管理实际的有实践意义的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

（一）通过创造新纪录运动，推动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实际相结合。

推动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与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实际相结合，主要通过创造新纪录这一运动来达成。东北机械管理局是东北推行创造新纪录运动较早的一个部门。各工厂自开展这一运动后，1949年8月份平均生产效率超过7月份1/3，9月份又超过8月份的1/3，即在两个月之内，提高了77%以上。太原西北钢铁公司炼铁部“首创生产新纪录，一号炉日产生铁八十余吨，质量标准也提高了一步”。石景山钢铁厂炼铁厂在1949年12月26日创下新纪录——“日产量达到日伪与国民党时期最高产量的百分之一八四”。

创造新纪录运动不是指一味刷新生产纪录，而是强调“发挥先进工人的经验及创造精神，带动全体工人提高整个生产效能”，从而为“创造新的生产标准”提供依据。

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公私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与新纪录之间存在不少差距。如果企业在生产组织和领导方面落后于运动的发展，便会产生与整个生产过程不相适应、不能配合的现象。比如，可能会出现“一方面在叫机器少设备不够，而另一方面却有大量机器和设备不去利用。在同一个厂这部分工人很紧张，另一部分工人空闲着没有工作”等情况。那么，究竟该如何制定新的生产标准呢？有两种解决办法：

其一，以“介乎先进生产者所达到的新纪录和现在实际上的技术标准之间”为标尺制定新定额。也就是说，标准定额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工人群众所能接受的高于现在实际上技术标准的定额。按照这一办法，在原料、燃料及水、电等的使用方面，行业内外渐渐有了统一的标准，陆续制定出新的行业定额和生产规程。天津中纺一厂织布厂还将“采用标准工作法的试验拍成了照片，发到各车间，进行教育鼓励”。

其二，直接对生产组织、管理制度等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纪录。针对企业生产组织与生产过程不能配合的情况，东北各国营厂矿采取签订联系合同的办法，以便“及时地克服各部门、工序之间脱节的现象，使某些部门中的生产新纪录，得到有关部门的相应配合，并使整个生产工作能够提高一步”。沈阳毛织厂制毛部调和组过去为了创造节省调和油的新纪录，无限制地多掺水少加油，使毛条质量降低，增加了纺毛困难，在与纺毛部签订联系合同后，“油水比例调和准确，毛条质量即有改进，不良品由全部毛条的百分之九点二减为百分之五点五”。

在这里，新的定额或标准或许不是当时最先进、最有效率的，甚至与根据地经验、苏联经验，以及新纪录本身有一定差距，但它们却是在企业生产管理中被反复实践和调整了的，更适合企业生产管理实际的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

（二）组织各类生产竞赛，调动工人群众使用和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积极性。

如何使这些与企业生产管理实际相结合的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首先就要充分调动工人群众使用和推广它们的积极性。为此，党和政府通过开展各类生产竞赛，以“提高群众觉悟，锻炼与建设各种行政与工会组织，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制度”。

一是重要节日、纪念日全覆盖。选择在重要节日、纪念日开展生产运动是党自革命时期便形成的传统。五月份因囊括“五一”“五三（济南惨案）”“五四”“五五（马克思诞辰）”“五九（‘二十一条’国耻日）”“五二一（马日事变）”及“五卅”等多个重要时间节点，历来是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的月份。自兴起“红五月运动”后，在5月前后开展生产竞赛即成为惯例。在1950年的“红五月”生产竞赛中，上海钢铁公司第一厂的炼钢产量，月初8天就完成月规定任务的42%。全国2800多个工厂、矿山和企业单位，220多万工人群众投入了给1951年劳动节献礼的生产竞赛。国庆节也是开展生产竞赛的重要时机。1950年9月底，为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全国各大行政区的大中小城市普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生产竞赛。还有其他各类纪念日也被作为生产高涨的时机，组织各类生产竞赛。

二是重大政治事件强化。除重要节日和纪念日外，一些事关民族危亡、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事件也能够激发群众凝聚力，形成利于生产竞赛开展的氛围。典型的例子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密集开展起来。1950年10月，东北机械管理局第三机器厂赵国有车间的工人向全东北工人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挑战书”。这场竞赛获得普遍响应，一个月的时间仅东北区就有40多个生产单位应战。到12月初，生产竞赛已在全国24个省及13个城市中展开。爱国主义热情与生产竞赛结合后产生强大效应，各地竞赛成绩斐然。到1951年新年前夕，全国国营工矿企业已有180多个单位提前完成或超过了全年生产任务。

（三）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宣传和推广其先进事迹和有效经验。

1951年9月，朱德在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要“大力推广先进的工作方法，……如果每一个劳动模范都能带两个徒弟，则全国就可以多增加千万个先进工作者。我们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巩固和发扬已有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各类生产运动的实践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通过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进而宣传和推广其先进事迹和有效经验，启发并带动中间和落后，形成广大群众自觉学习先进经验的热潮。实际上，“有意识地发现积极分子，培养模范工人，模范小组，树立先进的旗帜”，这样就“把死的抽象的奋斗目标变成活的具体的范例”，从而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

首先，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示范性强，便于推广。劳动模范的入选标准与其在企业生产管理中的表现紧密挂钩。例如，太原市在1951年评选出的所有先进生产小组，都是按中共太原市委公布的条件评选出来的，他们“都能做到经常保证质量、提高产量、改进技术、节省原料、减低成本、贯彻生产责任制、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各国营、公营企业也纷纷召开大会，“奖励工业生产中的劳动模范、新纪录创造者、合理化建议者及优秀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成为模范典型后，这些先进生产者的示范行动逐渐得到推广。仅在东北便产生了“成百上千的赵国有、李永、张德容、宋春化等类似的模范英雄人物”。

其次，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具有感召力，利于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劳动模范作为万千普通劳动大军一员，凭借着拼搏精神取得了不凡的成绩。除生产管理经验外，他们新的身份、地位以及美好的职业前景都极具感召力。如劳模赵国有，他过去“穿不暖，吃不饱，……今天呢？家里堆满高粱、装满大米，住着楼房，穿的是崭新衣裳，上北京，去苏联，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到处都受人欢迎和尊敬”。事实证明，在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劳动模范的引领带动作用较为明显。在江西劳模仇业衡的推动下，江西机器厂职工向全省60万工人发出竞赛挑战，引发“全省铁路、公路、煤矿、电力、纺织、邮电等各产业单位”的应战。天津铁路管理局自从开展以劳动英雄李永为首的超轴运动后，“全路曾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员工卷入生产竞赛”。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的挑战，引发了各地劳动模范，如李书和、魏振华，以及各模范小组，如“毛泽东号”机车、“赵国有车工部”先后带动所在工厂的班、组应战。

1949至1952年间，党和政府通过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推动了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与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实际相结合；通过组织各类生产竞赛，充分调动了工人群众使用和推广的积极性；通过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引发了群众自觉学习先进经验的热潮。这三种实践活动虽各有侧重，但又有交叉，三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促成公私企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实践，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例如，创造新纪录运动开始后，全国各个产业部门包括钢铁、机械制造、煤矿，还有铁路、自来水公司等纷纷开展活动。生产竞赛的参与情况更是盛况空前。东北地区在20天内有近70万、天津有近6万、上海有10万以上的工人展开了爱国竞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1年4月，全国各地参加生产竞赛的厂矿单位达2811个，比上一年12月份增加了134%以上。参加竞赛的职工有223.2万名，较上一年12月份增加了86%以上，仅向马恒昌小组应战的就有5522个小组。

正是群众的广泛参与，以及劳动模范的示范带头作用，全国公私企业的生产不仅在短时期内恢复，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到1951年后半年，仅在全国铁路干线上就涌现了3万多个劳动模范，创造了许多新纪录，例如，调车模范把停留时间由15.5小时缩短到10.5小时；司机模范将列车牵引重量由规定的2000吨提高到6700余吨；货运机车将每日运行公里由规定的358公里提高到1100余公里。1952年与1949年相比，电力设备利用率提高了82%。国营煤矿的总回采率从30%提高到75%，煤矿工人的全员效率自0.33吨提高到0.62吨，炼铁高炉的利用系数已接近苏联水平。

通过对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使其密集渗透到公私企业的日常生产和经营管理中，这为公私企业生产管理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其次，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促进了公私企业生产管理的革新。

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目的是使各公私企业“更合理地组织劳动力，更经济地使用原材料，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设备与更科学地组织生产，充分发掘企业内部的一切潜在力量来完成国家给予他们的任务”。这为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革新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思想准备。

例如，天津工人及技术人员改进了技术，汽车制配厂职工试制四缸引擎成功，开创了我国自造内燃机的道路。电车公司修理厂职工试制无轨电车成功，成为我国第一个无轨电车制造厂。造纸分厂自制绝缘纸成功，我国电器工业用的绝缘纸，从此可以自制了。这样的突破和创新不胜枚举。不仅如此，通过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劳动力、生产资料为适应新纪录、新定额、新经验而不断进行调整，使企业生产管理更加规范，技术上有了统一的标准。公私企业中大部分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奖励制度等也都一一作了调整。

通过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事故也大大减少。华北、华东27个国营电业单位在生产竞赛中，与上一年第三季相比，各发电厂的事故平均减少48.9%，各电业局的事故平均减少61.51%，人身死亡事故在各厂、局内完全消灭。上海铁路管理分局上海列车段职工，经过4个月的努力，创造了200万公里安全运行全国新纪录，由此减少的国家财产损失在30亿元以上。

最后，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生产管理中的具体贯彻和体现。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必须贯穿于党的全部工作中。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生产管理中的具体贯彻和体现。一是利用节日、纪念日、重大政治事件等易于产生群众凝聚力的特殊契机发动生产运动，使参与行为成为群众的主动选择。如山东省贾汪煤矿职工群众在接受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后讲道：“只有搞好生产，努力抗美援朝，打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攻，才能保卫住咱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住和平不受侵犯。”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不仅该厂，全国各公私企业职工积极主动参与了各类生产运动，并屡创佳绩。二是政府对生产运动中出现的突击、单纯增加劳动强度的现象进行了严肃处理。因为枉顾“生产竞赛不是加班加点”的指示而肆意延长劳动时间的行为，“严重地违犯政府的劳动政策法令，危害工人身体的健康，也将使我们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不能持久下去”。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在这一指示的推动下，1949至1952年间，党和政府通过采取创造新纪录运动、生产竞赛以及评选表彰劳动模范等系列举措，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