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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唯物史观意蕴

2022-03-08     来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作者: 林于良

[摘要]奋进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以唯物史观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本质上把握唯物史观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关联,有利于全景式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内涵和价值指向,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意蕴,是对充满内在分裂和根本否定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充分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重要论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等,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标识,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唯物史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在逻辑
[作者简介]林于良,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江苏  苏州  215123)。
[原文出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武汉),2021.15.34~3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9ZDA022)的成果。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一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具有很强的时空穿透力和理论说服力,明确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是对充满内在分裂和根本否定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不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也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在新的世界历史场域中客观地开启了人类文明新路向。唯物史观科学地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等基本原理,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之一,被列宁称为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奋进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以唯物史观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有利于全景式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内涵和价值指向,从本质上把握唯物史观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关联。
一、充分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立的理论依据,也是其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先进性的科学方法论。
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以及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唯心史观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唯心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并不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实践结果,而是少数英雄人物的主观行为。马克思充分说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提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2](P602),“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3](P340)。为了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进行更为彻底、更为准确的表达,马克思又创造性地提出“两个决不会”的理论。[4](P592)这样,马克思彻底地站在了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为人们提供了打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谜的钥匙,将唯心史观从社会历史领域这个最后的、最大的避难所彻底地驱逐出去,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以及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依据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
必须指出的是,唯物史观绝不是“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将唯物史观错误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必然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单一线性对应,从而陷入生产关系不可抗拒的“被决定”的历史宿命。1890年,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阐释:“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5](P604)恩格斯的科学论述,在理论上清晰地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复杂的矛盾运动,不能进行简单线性理解。近代以来,我国许多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复兴,提出过各式各样的学习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方案,但他们的一腔热情被冷酷的现实浇灭,终究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究其原因,这些“方案”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历史反复证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决不能简单地跨界平移,用以剪裁本国人民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充分理解和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探索和解决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问题,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符合自身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神话,向世界证明人类通达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唯一通道,一切民族国家都可以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二、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将人类历史理解为既不是少数精英人物自由意志活动的结果,更不是纯粹无主体的盲目必然性起作用的结果,而是“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过程,即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起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判了英雄史观,批判了唯心主义将“群众”和“精神”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提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外显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经济意义,还将人的全面发展嵌入道路发展之中,在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人的价值的实现。这种深层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从原则高度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内容进行了逻辑再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道路信仰者和道路实践者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方面,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坚定信仰者。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遇外来侵略和剥削的屈辱历史严重打击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首先争取民族独立,站了起来;通过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富了起来;目前正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又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等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以现实可感的发展成就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信心。正是由于有了人民群众的坚定信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才能获得巨大的精神滋养,才能在实践中给予社会发展以明确的指向和持久的动力,中国的发展才能一棒接着一棒跑,不断取得新成就。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只有具备了强大的道路自信心理,才能将其转化为敢于探索、砥砺奋进的强大物质力量,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更加成熟和完善,成为最有生命力的道路、最能造福人民的道路。另一方面,从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者视角来看,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道路最本质的特点是实践,而不是照本宣科,“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人的实践,不实践就不是道路,也没有道路”[6]。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和发展必须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是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的中国方案,并不是固定的、现成的模式。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辟,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可能遇到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发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勤劳苦干、坚毅勇敢的精神,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沿着正确的道路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唯物史观的最高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在价值意蕴上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物的发展的统一。当前,一些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标准和理论来解读中国迅速崛起的奇迹,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产生了不少曲解和误读。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的增长,不太重视其他方面的发展。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富强逻辑”的单一维度进行的解读,误解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指向,也歪曲了人的发展本质。诚然,中国坚持从自身发展实际出发,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的,不仅注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大力推动政治民主、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生态文明等,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特别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物的发展的统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来推进现代化建设,克服了“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
三、充分体现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重要论断
唯物史观从原则高度科学界定了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宗旨、使命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离开人民,党的事业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即党是人民群众的主心骨,人民也离不开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肩负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历史地看,领导主体对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铺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同的领导主体自然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其主导的不同道路的走向和生命力自然也不同。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出场的政党,无论其话语多么精妙、政策如何多元、纲领如何华丽,都不可能掩饰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向度。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质特征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一以贯之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体现出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一条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希望。但将马克思“仅限于欧洲的结论”进行简单跨界平移,用以剪裁中国实践,依然不能救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彻底反思“洋教条”,指明唯有实践才是一切认识发生的根源和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真正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征程。此后,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的战略构想,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适时调整“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党的十三大正式制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根据时代发展新要求,党的十五大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作出细化和具体化,提出了新“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并且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结合时代发展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7]]在此期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让中国人民富了起来,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从发展指标看,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14.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不仅如此,中国在人口从9.6亿增长到14.1亿的情况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55美元增长到1万美元以上[8],成功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减贫目标,为加快国际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这一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更高目标,更明确了走向这一目标的战略安排,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30年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呈现出更加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百年奋斗征程上,我们曾遭遇过困难、经历过挫折,也走过弯路,但正因为党同人民群众始终血肉相连,广大人民群众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党也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接续奋斗,才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四、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P588)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唯物史观是充分体现实践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当我们把“对象、现实、感性”不只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是“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10](P499)之时,就会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吸收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创造,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
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而言,仅仅满足于抽象原理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难以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因为教条主义就是不顾事情本身而只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具体内容之上,结果必然导致失败。回望百年党史,在中国革命的初期,我们会发现一个熟悉的例证,那就是一些自诩为赫尔墨斯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话语倒背如流,因而他们认为苏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原则可以先验地移植到中国,其结果我们同样熟悉,就是导致中国革命的两次失败。问题随之而来,究竟为什么会失败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错了呢,还是俄国成功的经验不对呢?显然都不是,这里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就是局限于抽象原则的无头脑的教条主义。[11]唯有当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应该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才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才真正开启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解决了西方现代化道路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展现出显著的优势,客观地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向,这种创新不是有些人质疑的对唯物史观的背离,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理论逻辑的真正回归。一是创造性地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逐步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二是摒弃资本逻辑,创造性地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使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逻辑贯穿始终[12],将资本限定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服务。三是创造性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进行了深刻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是全球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中国共产党以西方现代化道路面临的生态危机之因为鉴,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绿色发展和生态发展,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为实现全球的生态文明治理树立了中国样板。四是创造性地处理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决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对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N].人民日报,2021-07-02(2).
[2][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N].光明日报,2016-09-07(13).
[7]田鹏颖,崔菁颖.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1).
[8]徐崇温.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
[11]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J].学习与探索,2016,(11).
[12]郭忠义,侯亚楠.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道路”[J].社会科学,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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