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历史上第一次以武装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是1926年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所作的讲演，后来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上，原标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全文不过2000余字，但系统论述了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条件、重大意义和深刻教训。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出现频繁的破坏革命行为。如何在复杂时代背景下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急需思考的重大课题。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毛泽东通过科学审视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探索性意义。

1924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然而，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国民党右派分子妄图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以纪念巴黎公社革命为契机，号召同一切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作坚决斗争。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大意义》讲演中指出，巴黎公社作为激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符号象征，在中国得以首次公开纪念意义重大。1926年3月18日，中国民众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公开纪念巴黎公社运动，所具备的社会政治条件之一是“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进而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出现的新变化。

（一）革命性质已由“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

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过初步阐释，认为此时中国的大革命既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民主革命，也与之前的辛亥革命在革命目标、革命力量、革命后援等方面有着本质差异，认为大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联合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运动。

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目前中国的革命已由从前“少数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向“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的革命转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强调，国民大革命“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这就意味着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理论是国民大革命的指导理论，也是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中国正在进行的大革命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革命不仅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还代表包括国民党左派等社会阶层在内的利益，革命的性质已经转向了“人民革命”，革命的前途也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努力建立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

（二）革命的策略是运用政治动员汇聚革命力量

过去中国的革命往往都是某一个社会阶级的单独运动，而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开展的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政治动员，使得广大民众表现出了对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革命运动的广泛支持与认同，革命已由狭小单一社会阶级向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多阶级多阶层参加转变。不仅有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各阶层民众和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社会团体也纷纷加入大革命浪潮，举行规模巨大的群众活动以支持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

大革命时期民众空前高涨的革命参与热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政治动员。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宣传鼓动工作。党的三大强调，“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进一步指出，要发挥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真实力量。大革命期间，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尤其注重政治动员工作，特别是对广大农民阶级的革命动员，明确要求广大共产党人要“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正是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做的讲演，目的就是为了让学员能够正确认识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意义，号召学员们重视并做好宣传动员以培养更多的工农革命骨干。

（三）革命的出路是依靠阶级斗争建立工农阶级专政

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鲜明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的观点，同时在比较不同性质战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随后，毛泽东以巴黎公社革命为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论证了中国大革命的正义性，指出巴黎公社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正义阶级斗争，中国大革命之初衷也是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反动军阀统治的正义阶级斗争。并且强调，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同国民党右派反共分子所宣扬的阶级调和理论作坚决斗争，要对模糊国家阶级实质的国家主义派予以坚决反击。

关于革命的前途问题，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指出大革命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是要在摧毁不符合各革命阶级共同政治经济要求的一切制度基础上，“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在第六届农讲所讲授国家问题时，毛泽东深刻指出，“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旧制度”。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应以“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号召学习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在夺取政权之后要摧毁一切落后制度，进而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权国家以巩固革命成果。

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对摧毁一切落后制度，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权的认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思想的继承和中国化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认清革命前途、巩固革命成果提供了根本的原则指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后来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等问题的思考认识不断深化，先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目的在于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和文化上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进行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建设，进一步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

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思考和分析。

（一）明确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谁是革命领导力量”是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之一。192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虽然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又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对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估计严重不足。受此影响，党的三大宣言表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严重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领导力量问题。党的四大虽然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但依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从而导致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态度软弱。

对此，毛泽东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对工人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观点。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阐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巴黎公社历史的考察，确证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必然性，并且提出要敢于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观点，指出法国“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作为最进步的力量应当向法国工人阶级学习，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如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就相当于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反革命势力，革命必然招致失败。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继承和中国化发展的理论自觉品格。

（二）肯定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援助作用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影响重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也犯有严重的错误。“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大革命时期，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帮助下，国民党一大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正式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还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培养造就了一批革命发展需要的军政人才，并给予了中国革命相当程度上的经费和人员援助等。

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积极作用，运用历史分析法考查巴黎公社发生的国际背景，以同时代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事实论证当时的法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地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存在联合瓜分世界利益关系，《南京条约》后的中国就是帝国主义联合瓜分的对象之一。然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使中国被压迫人民在与反动压迫势力进行决斗时获得了更多勇气力量和有力指导。

在大革命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遭到国民党新老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攻击，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有力批判了相关反动言论，对比审视了不同战争的性质和经验，从而使人们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式有了深刻认识。

（一）武装斗争是推翻反动阶级统治的基本革命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了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列宁基于俄国革命实践指出，“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强调武装斗争革命形式的极端重要性。但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妄想以妥协态度维护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尽管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军队中政治工作》《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等文章中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当时受右倾错误思想影响，我们党整体上缺乏对自身武装力量建设的重视。

毛泽东对于武装斗争这一革命形式的重要性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1920年，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中就指出，以“教育的方法”达成共产主义是不可行的，因为“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毛泽东从人类社会历史角度分析得出“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的正确论断，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以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即中国革命要采取俄国以暴力武装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形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必须建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随后又在“八七会议”时进一步明确，“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捍卫和武装斗争思想的中国化运用，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性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要灵活运用巴黎公社和苏俄革命的经验

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毛泽东分析了巴黎公社与俄国十月革命这两次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得出“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的重要结论。毛泽东通过对比分析巴黎公社与俄国十月革命历史，发现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对巴黎公社坚持无产阶级占据革命领导权、坚持暴力革命等基本观点有很好的继承。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期，列宁认真吸取了当时法国工人没有广泛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刻教训，指出俄国革命存在“在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间，他知道并且看中了地方自治人士——地主，却不知道有农民”的错误，强调应采取工农联盟的策略。对此，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而“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强调领导中国革命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吸收这两次境外无产阶级革命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并且依据中国具体实际予以本土化应用。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强调俄国十月革命能够结合本国具体实际，辩证吸取巴黎公社革命经验，进而取得革命成功。这意味着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认识到机械照搬他国革命道路的不可取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总的来说，文章所内蕴的理论联系实际观点，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提供了哲学指导和方法依据。实际上，之后毛泽东正是对“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俄国革命道路是否符合中国具体实际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系列著作中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出“乡村宗法封建阶级”是旧中国“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坚实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的结论，深刻总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经验教训，以及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大理论思考成果，逐步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因此，可以说《纪念巴黎公社的重大意义》一文，初步体现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的主体自觉。

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毛泽东认为，纪念巴黎公社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做到“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在对比反思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败经验中“学得革命的方法”，提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革命向前发展、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是革命实践的具体战略指引等鲜明观点。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为何会失败？毛泽东在这篇演讲稿中总结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是巴黎公社革命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革命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这有利于集中革命势力，使革命行动达成一致合力。鉴于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中国革命欲想成功，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其一，要确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发展和人民军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革命发展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要求牢牢占据革命领导权。然而，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中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尽管随后党的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党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由于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国民党武汉政府抱有幻想，缺乏实际有效的举措，以至于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其二，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毛泽东通过对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得出必须坚持“统一集中”和“有纪律”这一重要论断，这是巩固党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继承和中国化发展，为党的建设理论的系统形成作了重要的思想铺垫。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从确立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通过增强党的整体凝聚力实现党的统一；党的纪律建设方面，侧重从党员政治标准、政治立场、政治责任方面不断丰富党的纪律建设基本内容，提出“四个服从”“一切行动听指挥”等党员行为纪律标准，以“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反对党内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以严格的纪律处分保障纪律有效落实。正是因为有了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国革命才能最后取得胜利。因此，党的建设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二）必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毛泽东指出，“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是巴黎公社遭到反动势力覆灭的重要原因，因为“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所以，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我们要对敌人予以坚决回应和致命打击。

其一，要有力回击敌人对革命队伍的污蔑。在革命队伍由弱变强的发展阶段，势必遭遇反革命势力的封锁和诋毁，致使革命正义形象“被妖魔化”。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极力宣传“赤色恐怖”、诋毁共产党，企图掩盖“白色恐怖”的罪证，目的在于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因此，对于敌人的诋毁污蔑，“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予以坚决地回击。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主张，“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因为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就是“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随着革命的发展，反革命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进行了愈加歪曲的报道和宣传，正如毛泽东所揭露的“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只有有力地回击敌人对人民革命的污蔑，从宣传和舆论上予以敌人致命打击，才能使革命正义势力由“失语”向“主动表达”转变，进而促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其二，坚决打退敌人的反动进攻。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提出“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扩展和丰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大革命后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利益的反革命本质面目愈加公开化，但是，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却没有意识到，“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幻想以退让求团结，缺乏敢于与敌人分裂、坚决打退敌人反动威胁的勇气。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就主张联合一切力量予以回击，“马日事变”发生后更是进一步明确“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认为以妥协求生存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只有斗争才能求生存求胜利，应坚决打退敌人的反动进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不同敌人作坚决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总之，《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历史经验与教训，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进行开创性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份重要文献，蕴含着毛泽东在党的幼年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革命、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体现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与主体自觉，是毛泽东思想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过程的重要一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这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自觉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战胜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作者：汤志华，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红惠，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