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以来，《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在纯逻辑的思维框架中展开的。在这一思维框架中，《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被黑格尔化了，变得越来越抽象空洞。于是，如何实现《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去黑格尔化，还原马克思辩证法的本真思想，发掘《资本论》辩证法的时代内容，就成为今天《资本论》辩证法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2021年，美国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资本论》研究专家保尔·泽瑞姆卡出版了自己的新著《马克思变革社会理论的关键因素》。在这部著作中，泽瑞姆卡以《资本论》MEGA2版本的考据为依据，历史地考察由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探究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第一卷过程中发生的思想变化，反思俄国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创造与《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之间的关系，揭示《资本论》辩证法研究黑格尔化的理论根源，提出《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新方案。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走出《资本论》辩证法研究黑格尔化的困境，开展《资本论》辩证法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评析该书的主要观点，提取《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思想史论题，建构一个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为一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框架，丰富《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

在《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理论难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难题隐藏在关于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讨论之中。关于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人们既可以作静态的分析，也可以作动态的分析。所谓静态的分析，就是在哲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逻辑的分析，说明马克思的哲学传统及其理性构成；所谓动态的分析，就是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置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行历史的考察，阐发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路径及其变革过程，揭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实基础及其不同于他同时代哲学家的特点。长期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在研究《资本论》辩证法时，都是采用静态的分析模式，把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研究悬置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之上，导致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研究抽象化了。泽瑞姆卡在《马克思变革社会理论的关键因素》一书中质疑了这种研究方式，主张从动态的分析模式来研究《资本论》辩证法。为此，他以关于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讨论为问题域，考察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阐发了研究《资本论》辩证法的思想史原则。

泽瑞姆卡在《马克思变革社会理论的关键因素》一书的开篇指出：“没有人会质疑黑格尔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但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相信，黑格尔在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当然，流行的做法是用一种简单漫画式的方式来表达黑格尔的辩证法，比如他的正—反—合的公式，并且认定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是如此，然后用歪曲的模仿来攻击马克思。同时，人们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否持续存在？随着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他是否依然对黑格尔哲学对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进行过辩护？”在这段话中，泽瑞姆卡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考察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的尺度。在他看来，马克思从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就逐步远离黑格尔哲学，而趋近自己的哲学创建。他之所以说“没有人会质疑黑格尔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是因为马克思早年的哲学研究是围绕着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展开的，这就决定了黑格尔哲学必然在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的状况，人们对此当然不会提出质疑。他用“但是”一词引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相信黑格尔在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这段话，实际上是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些学者之所以相信黑格尔在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马克思哲学批判转向的决定性意义，当然也就没有联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考察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哲学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就人为地割裂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关系，只是按照研究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范式来研究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而当他们在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中找不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因素时，就不得不凭借想象，漫画式地描述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中的地位，这就导致了《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黑格尔化。泽瑞姆卡之所以谈到人们经常提出的那些问题，目的是阐明研究马克思成熟思想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本人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哲学思想的变化过程。根据这个标准，他考察了马克思自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以来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的一系列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黑格尔的现象学进行了总体批判；《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二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提出了他的历史主义的辩证方法；自1857—1858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开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他陆续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等，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明确地指出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过程表明，马克思越是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的哲学研究就越是远离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当《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时，人们已经很难在其中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因素了。通过这种历史的考证，泽瑞姆卡得出的结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断裂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不断地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为《资本论》辩证法的创造开辟道路，因此，自《资本论》开始，马克思不再采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谈论自己的哲学思想，而是把自己哲学的每一个论题、每一种方法都融入政治经济学的论题和范畴之中。泽瑞姆卡由此指出，人们要走向《资本论》辩证法，就必须联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论题和范畴来考据他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这就构成了泽瑞姆卡考据马克思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的思想史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泽瑞姆卡历史地考察了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及其关系。

首先，泽瑞姆卡对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质疑。现有的大部分研究把《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文本仅限于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和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写的《跋》，直到近年来，研究者们才注意到《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这就意味着，在大多数研究者眼里，经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只有德文第一版、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至于其他的版本，要么被简单地归于是恩格斯修订的，比如德文第三版和英文版；要么被当作一些机械性的翻译版本，比如俄文版、意大利文版等。泽瑞姆卡认为，这种认知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版本的考据上是不全面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时，研究者们只谈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而不谈马克思修订的德文第三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书信和MEGA2的研究成果，《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除了由恩格斯整理修订的版本，还有一个由马克思亲自修订的版本，这个版本虽然没有发表出来，却凝结了马克思晚年对修改《资本论》第一卷的构想，是我们今天研究《资本论》辩证法不可绕过的文本。也就是说，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不是两个版本，而是三个版本，并且第三个版本是与《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和《资本论》第二卷的问题相衔接的。第二，除德文第一版、德文第二版、法文版和德文第三版外，马克思还对英文版和俄文第二版的翻译提出过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围绕《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和问题展开的，其中纳入了他研究俄国农民村社等前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化过程的思想成果，在文本上，强调了法文版的结构和内容。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第一卷时研究思路的变化，理应纳入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版本考据中。这样一来，在考据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时依据的文本，就不应该是当下的研究者们通常所认定的三个版本，而是六个版本。二是由于已有研究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归于恩格斯整理的，因而没能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没能通过对比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与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之间的差别，来阐发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第一卷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及其特点。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及其辩证法思想研究中的一个巨大的缺失。

其次，泽瑞姆卡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上述六个版本的关系进行了考据。他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在内容上固然是一个整体，但是经马克思不断修改，呈现出了研究论题的变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中，马克思研究的重心在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上，与之相应，在辩证思维上主要以逻辑思维形式为主，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和为德文第二版写的《跋》中。从《资本论》法文版开始，马克思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以资本原始积累为主题，与之相应，在辩证思维上主要以历史思维形式为主，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给英译本和俄译本译者、他的女儿、恩格斯等人的书信中。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反复提到《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强调法文版有着独特的价值。由于上述变化，《资本论》辩证法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讨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问题的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第二个阶段是提出和思考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与之相应，在思维形式上形成了从逻辑的辩证法向历史的辩证法的转向。

不仅如此，泽瑞姆卡还深入地分析了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中所经历的思想变化，考察了经马克思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形成产生的实际影响，指出了《资本论》辩证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些研究构成了《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两个思想史论题：一是紧密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的变化，研究马克思本人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二是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的各版本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并以此为根据，研究《资本论》辩证法的形成史。这两个思想史论题并不是泽瑞姆卡明确提出来的，但他在考据《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的思想关联时已经论及这两个论题，它们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资本积累图式：一种是纯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图式；一种是资本主义环境与非资本主义环境并存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图式。在她看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属于前者，而她的资本积累图式属于后者。作为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专家，泽瑞姆卡谙熟她的这一思想，但他并不完全认同卢森堡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确建构了一个纯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图式，但这一研究仅限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中，马克思已经突破了纯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开始将非资本主义因素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来研究资本积累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图式不是一种，而是两种，即揭示纯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运动的积累图式和探究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并存条件下资本运动的积累图式。与之相应，也存在着两种方法论：一种是以抽象力的形式表达的线性的辩证法；一种是以历史研究的形式表达的复杂多元的非线性的辩证法。从这一观点出发，泽瑞姆卡对比研究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的结构与研究方法。

在研究《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时，泽瑞姆卡主要解读了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和为德文第二版写的《跋》。他认为，马克思在德文第一版的《序言》中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主要是围绕着解决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的难题展开的。马克思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只能用“抽象力来代替”。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抽象力，是研究价值形式的辩证方法。但是，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并不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当然也不理解马克思所讲的抽象力。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过是古典经济学的实证方法的运用，而马克思讲的抽象力就是黑格尔的三段论。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按照黑格尔的三段论构造出来的。为了回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论点，马克思在德文第二版的《跋》中专门论述了《资本论》的辩证方法，阐明了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于是，德文第二版的《跋》就成为人们研究《资本论》辩证法的最重要的文本根据。然而，由于受到概念论的影响，人们在读第二版的《跋》时，只读马克思论述辩证方法的部分，而不读其中论述德文第二版修改与重写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部分的内容。正是这样一种解读方式，割断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从而把《资本论》辩证法悬置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之上，使其变成了几条抽象的、可以用于说明马克思的任何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方法。与这种解读方式不同，泽瑞姆卡把德文第二版的《跋》看作一个整体，根据马克思在该文第一个部分论述的有关第二版的修改说明来阐发马克思在后一个部分专门论述的有关《资本论》辩证法的思想。在泽瑞姆卡看来，马克思在这篇《跋》中对德文第二版的修改作出说明时强调了两点：其一，第二版的修改，尤其是对价值形式部分的改写，是接受了他的朋友路·库格曼医生的建议，他使马克思相信，“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其二，马克思谈到，他在校订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的某些部分有的地方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有的地方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我们从这两点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马克思在这里作出的第二版修改说明，实质上是接着第一版《序言》中有关抽象力的方法论讲的，两者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第二，马克思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关于抽象力的形式的论述，随着第二版对价值形式部分的重写和相关内容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弱，这不是抛弃了辩证法，而是凸显了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原理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丰富了《资本论》的辩证法。这两个结论表明，马克思对第二版的修改说明同样讲的是辩证法的问题，不过，它不是以纯理论的形式，而是以讨论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叙述方式的形式表述出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与他在后面论述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关系结合起来读，就会发现，马克思在后面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关系的系统论述，既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歪曲他的辩证法的理论回应，也是对他在第一版《序言》中论述的抽象力的补充说明。总之，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中讲的抽象力、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关系等，是马克思用以研究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的思维方式，因而有着非常具体的、独特的内容。

在马克思那里，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因此，他所说的研究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的方法也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仅适用于研究纯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进入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并存条件下的资本运动，这个方法就不够用了。马克思在研究俄国农民村社以及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化过程时，就遇到了这一方法论的难题。基于对这一难题的思考，马克思在校订《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时，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的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分离出来单独成篇，设为第八篇，将其定名为《原始积累》。这就构成了法文版的独特价值。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公开出版和《资本论》MEGA2第一卷法文版整理出版，这一独特价值才被当代的研究者们认识到。负责编辑《资本论》MEGA2第一卷法文版的专家凯文·安德森教授在完成法文版的编校工作后，发表了《马克思和卢森堡论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安德森比较了卢森堡和马克思在研究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上的相同点和差别，证明马克思在研究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时，采用的是复杂多元的非线性方法。与安德森一样，泽瑞姆卡也从这一角度来评价《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独特价值。他指出，马克思将《原始积累》这一部分分离出来单独成篇，不是随意的，而是与马克思研究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思维转向有关。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马克思把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容列为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的一章，是基于他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在这里，资本原始积累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环节；而在法文版中，马克思把这一部分内容从德文第二版的《资本的积累过程》一篇中分离出来，将其变成第八篇，是基于他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其中已经包含了他考察俄国农民村社的思想成果。在法文版中，“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特性。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中，除了纯粹的商品交换活动，还有使用暴力和殖民统治等手段来维持与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泽瑞姆卡把《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看作马克思从研究逻辑的东西走向研究历史的东西的一个重要节点。

进而，泽瑞姆卡考察了马克思从校订《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到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整理《资本论》第二卷的思想历程。他认为，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整理《资本论》第二卷是马克思生前未完成的工作，但他在这一工作中所提出的理论难题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研究《资本论》辩证法打开了一扇大门。泽瑞姆卡列举了马克思1877—1882年间分别写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尼·弗·丹尼尔逊、他的女儿燕妮和爱琳娜以及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于1882年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以此说明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整理《资本论》第二卷是马克思在生命最后几年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马克思反复提到法文版，建议英文版和俄文版的翻译需要参照法文版的篇章结构和内容。1877年9月27日，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英译本译者杜埃“在翻译时除了德文第二版以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因为他“在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马克思所说的“一些新东西”，主要是他对资本积累问题的新思考，包括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预言等。正是这些“新东西”构成了马克思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整理《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马克思在1881年12月7日写给大女儿燕妮的信中、1883年1月9日写给小女儿爱琳娜的信中、1883年1月1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通过考察这一连串的信件，泽瑞姆卡认证了三个事实：第一，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和德文第三版中，马克思研究资本运动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以研究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为重心转移到以研究资本积累，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为重心；第二，自法文版开始，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研究超出了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逐渐纳入他研究东方前资本主义社会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成果，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框架；第三，马克思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与整理《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工作是交叉展开的，不过，这两项工作在马克思生前都没有完成，正因如此，它所遗留的问题也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联系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来思考和发展《资本论》辩证法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起点。

从泽瑞姆卡认证的三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论》辩证法既是具体的，又是开放的。说它是具体的，是因为它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相联系，有着十分确定的内容；说它是开放的，是因为它随着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变换而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也体现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辩证法的阐释中。如此一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辩证法的阐释就成为研究《资本论》辩证法的第二个思想史论题。

在《马克思变革社会理论的关键因素》一书中，泽瑞姆卡对比研究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阐释的唯物辩证法与卢森堡阐释的历史辩证法。在这两种辩证法中，泽瑞姆卡更欣赏卢森堡以全球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而阐释的非线性的辩证思维方式，但是，他也绝不轻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而阐释的线性的辩证思维方式。在他看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阐释的线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辩证法的解读，因此，我们要实现《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去黑格尔化，就需要研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解读《资本论》辩证法的，又是如何阐释线性的辩证思维方式的，还要研究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和俄文版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泽瑞姆卡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阐释的唯物辩证法与卢森堡阐释的历史辩证法之间的关系，由同时性转化为历时性，力图从俄国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缺点中发现卢森堡阐释的历史辩证法的当下合理性，论证《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只有植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走进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泽瑞姆卡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辩证法所作阐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断地强化黑格尔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重要性。这一特点固然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解决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相关，但也与《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在俄国的传播有关。为此，泽瑞姆卡将俄国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史与《资本论》第一卷在俄国的传播史结合起来，考察俄国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起源。

在俄国，《资本论》第一卷的传播有多个版本，有《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也有《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版，不仅如此，俄文版还有第一版和第二版。其中，俄文第二版的译者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在翻译时，采用了法文版的篇章结构，这又使俄文第二版与第一版在结构和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差别。泽瑞姆卡在考察《资本论》第一卷的不同版本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时，专门考察了《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来龙去脉。他指出，《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版并不是马克思亲自校订的，但却是马克思最关心的版本。其最初原因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读到了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尼·季别尔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季别尔是第一个向俄国人介绍《资本论》的人。1871年，他在自己的重要经济学著作《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中，指责《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是在用黑格尔的语言讲述商品。为了回应季别尔的指责，马克思在1872年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专门论述了他的辩证方法，声明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立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资本论》第一卷在俄国思想界的影响，开始关注《资本论》俄文版的翻译以及俄国农民村社的前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1878年11月15日，马克思写信给《资本论》俄译本的译者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建议《资本论》俄文第二版的翻译在分章分节上“按法文版处理”。他还指出，“译者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丹尼尔逊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一建议，这就使得《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第二版带有法文版的特点，而不同于俄文第一版。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没有亲自校订《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但他的观点却被吸纳到《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翻译中，从而对《资本论》在俄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应该成为人们研究《资本论》辩证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版本。

其实，关于马克思与《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关系，梅林在他的《马克思传》中作过详细的描述。他在论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遭际时写道：“第1卷的译本首先出版于俄罗斯。1868年10月12日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说：圣彼得堡的一个出版家使他吃了一惊，通知他说译本已经在印刷中，要求他寄一张像片去印在前页上。他不能不把这一点小惠给与他的俄国‘好朋友’，而且觉得这真是命运的嘲弄：二十五年来他在德国、法国和英国所攻击的俄国的人民却始终是他的‘爱护者’。他为回答蒲鲁东而作的‘哲学的贫困’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什么地方像在俄国那样流行的。”这段描述已经充分地论述了马克思与《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关系。泽瑞姆卡的贡献就在于推进了这一研究。他不仅考察马克思与《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关系，把它作为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所需的一个重要版本，而且把它作为研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形成所需的一个重要版本。

泽瑞姆卡认为，在俄国，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使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成为俄国人研究《资本论》辩证法的核心论题。但是，这个论题是他们从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而不是《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中得出的。不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接受《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的路径是不同的，其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截然相反。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季别尔读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但他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所以他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因此指责《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使用的是黑格尔的语言。与季别尔接受《资本论》第一卷的路径不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最早读到的是参照法文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第二版，所以他在最初读《资本论》第一卷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有关，只是后来在流亡瑞士期间读到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才知道了《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有关。当时，他感到，黑格尔的运动观念能够有力地论证推翻资本主义极不发达条件下的俄国政权的合法性，于是，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持赞成态度，并力图论证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也按照这一思路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将其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1891年，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试图使马克思更加黑格尔化，他的这一做法甚至超过了马克思本人；1896年，他在一篇评论中称，马克思是“当代的辩证唯物主义之父”；1908年，他出版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小册子，在该书中，他以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写的《跋》为根据，概述了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性。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思想对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列宁阅读《资本论》第一卷的途径与普列汉诺夫有很大不同。根据克鲁普斯卡亚的回忆，列宁是在1893年开始知道马克思的，由于学习了德语、法语和英语，所以列宁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德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著作；到1899年，列宁除了读过《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还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在阅读这些版本时，列宁对《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资本积累的论述不感兴趣，而对德文第一版第一章中用黑格尔语言来论述商品这一节特别感兴趣（当然，这主要是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列宁把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1914年。这一年，列宁钻研了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逻辑学，指出如果不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不可能读懂《资本论》的，尤其是不可能读懂《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列宁对《资本论》的这一理解看似与季别尔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完全相反：季别尔对《资本论》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持否定态度，而列宁则对《资本论》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持肯定态度，所以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发展了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在列宁的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依据的经典著作，所以人们也按照这两部著作的思想来阐释《资本论》辩证法，从而形成了对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讨论，进而出现了《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黑格尔化。

自20世纪70—80年代始，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衰落，人们对《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黑格尔化提出了质疑。1996年，詹姆士·怀特在其著作《卡尔·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起源》中提出，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围绕《资本论》辩证法中是否存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因素展开的争论，是由于《资本论》第一卷存在着多个版本造成的，这些不同的版本为研究者提供的思想资源是不同的，因而势必会影响到研究者对《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判断。怀特的这一思想为人们探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论》辩证法研究黑格尔化的做法，分析卢森堡反对将《资本论》辩证法研究黑格尔化的原因，都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泽瑞姆卡充分地吸取了怀特的这一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对比研究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不同版本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卢森堡产生的不同影响。他指出，卢森堡之所以否认黑格尔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她读到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同时，她还读了《资本论》第二卷手稿。正是因为读到了这些版本，卢森堡才能够洞察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积累时提出的新问题，并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去研究帝国主义经济现象，研究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并存条件下的资本运动，发展马克思的非线性的历史辩证法。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发掘《资本论》辩证法的当代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崛起，《资本论》辩证法研究就已经走出了纯逻辑的思维框架，越来越深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和范畴，去开发《资本论》辩证法的新内容和新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时候，泽瑞姆卡出版《马克思变革社会理论的关键因素》一书，可以被看作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资本论》辩证法的方法论路径的一种认同，也为当下《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去黑格尔化诉求提供了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根据。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