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有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具有怎样的内在规定性和学科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中，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如何把握这个理论基础的基本架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教材编写中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个问题未作深入研究和解决，通常只是在相关教材中有所提及，不同教材对其内容和体系的把握和表述并不相同，而且在近年来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中似乎有进一步淡出的迹象。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历史任务，这种情况应当加以改变。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及其体系构建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未被足够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们觉得思想政治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不需要研究和论证，仅凭政治常识和顾名思义就能够把握，因而不是一个有研究意义和研究空间的学术问题。另一方面，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本身已有自己的学科归属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而不必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重复论述。其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性内容，是极为重要而不能忽视的组成部分。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派生性和应用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身并不属于人类元思维、元理论的层次，而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而具有派生性，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是一门派生性的学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突出的应用性，从根本上讲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它需要有基础性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和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而明确的，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前提和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揭示了物质世界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们观察和把握人类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应该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这是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的需要。当“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或理论知识出现时，就必须解答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回避和逃避。而用“理论基础”或“思想指导”来界定二者的关系，是最恰当和最自然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归属所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并不是独立的一级学科，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上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分支和部分，其学科属性是受上级学科决定和制约的。即使将来“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作为一级学科而独立建设，那也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升为学科门类。不论怎样，“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下并受其统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落实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作用不仅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也要体现在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才能始终处在正确轨道上。最后，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也是正确对待和合理摆放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需要。以往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什么论述，或只有个别的零星的论述，不值得在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方面有所考虑和安排。但后来人们发现，经典作家也有比较丰富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只是比较零散而已。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在学科知识体系建构中，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编写中，我们应该如何摆放经典作家的这些相关论述？是把它不着痕迹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之中，还是给它一个单独而明确的位置？从原则上看，应该给它一个相对独立而明确的位置，这不只是一个教材编写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里涉及名分和地位问题，不能以融入原理内容为借口而避而不谈。而且，二者并不矛盾，一方面要给它一个特定的重要位置，把它归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把其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之中。

在现代汉语中，“基础”一词是指“建筑物的根脚”，即“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亦即地基之义，引申为事物的根本或底层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对普遍性概念，用于对一定事物体系进行最基本的结构分析。当这对范畴被运用于社会结构分析时，就表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当其被运用于知识体系分析时，同样可以形成“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理论基础”即理论性基础。一方面，它作为“基础”，是知识大厦的地基；另一方面，它作为理论性基础，是由理论构成的基础，而与实践基础、现实基础有所不同。“理论基础”通常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为知识大厦的存在依据提供理论论证，确证其学理上的合理性和价值上的合法性；二是为知识大厦本身提供理论依托和思想支撑；三是为知识大厦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本学科知识大厦的坚实地基，起着根本的支撑作用。

为了确切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的含义，需要对一系列相近或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第一，要辨析“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或实际工作，后者主要指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或知识系统，即思想政治教育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探讨“理论基础”问题时，用“思想政治教育学”更为准确。但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个概念并不太通行，人们通常是用“思想政治教育”一词来表达上述两种不同的含义的。在我国学科目录中，本学科的名称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而是“思想政治教育”，但其含义应该是一样的。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物理”与“物理学”、“生物”与“生物学”等，人们也往往不加区分。因此，正像我们把“物理”看作“物理学”的简称一样，也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简称。

第二，要辨析“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在日常性话语中，人们常常对二者不加区分。虽然这种混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原因和道理，但从学理上考察时还是应该把二者区分开来。“理论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自身体系之外，为该体系提供基本依据和指导的内容，具体是指马克思主义；而“基础理论”则处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体系之内，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是在层次上更为基本而已，通常指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当然，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还可以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个理论性分支，目前还未建立起来，但它是可以成立的。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也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起到理论支撑作用。但它也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一样，与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有层次上的区别。第三，要辨析“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指导思想”。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时，同时会想到马克思主义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或思想指导。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身份之间是什么关系？显然应该是等同关系，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在语义的意向上，“基础”是向下的，越向下就越重要，就越是深层的根基。“指导”则是“向上走”，指导思想是层次最高的思想，它体现着战略的高度和思想统领的作用。从语言表达上说，我们会说“基础上”或“指导下”，不宜把“上”“下”搞颠倒或混在一起。既然二者都是合理性表述，那么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中应该使用哪个概念呢？从以往和现有教材的表述来看，大体有这些做法：一是只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而不单独讲“指导思想”，认为在讲前者时已经包含了后者，因而只用“理论基础”一词就够了。以往的教材多是这种情况。二是只讲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而不再使用“理论基础”的表述。比如在近年来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中就是如此。当然，该书使用的是一个新词即“指导理论”，[1](P23)但意思应该是一样的。第四，要辨析“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知识借鉴”。“理论基础”是指马克思主义，“知识借鉴”则是指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科知识，特别是国外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标准，前者是指导思想范畴，而后者则只是相关知识的借鉴。比如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领域中相关理论和原则。在早期的教材编写中，曾一度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其他相近学科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某些理论放在一起，共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后来人们发现这是不合适的，不应该把政治属性和政治地位不同的理论简单地并列在一起，于是就创造出了“知识借鉴”一词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与“理论基础”相区别。当然，也有教材将“知识借鉴”改为“理论借鉴”，以表示我们所借鉴相关学科“知识”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理论性较强的知识。但不论怎样，“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所专有的称呼。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有其自身的结构和体系。把它的结构彰显出来，把其体系建构起来，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任务。大体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包括三个基本层次的内容，可以分别表述为“理论基础”“理论基石”“理论基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从总体性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内容无比丰富，我们可以简要地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加以把握。

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方面要着眼于整体性把握，避免简单化割裂，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来把握。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世界观依据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观点，比如世界的物质性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以及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等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比较直接的支撑和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分析社会现实中的运用和证明，它表面看来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不大，但实际上起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不懂得经济就不能完全懂得政治，也就不能懂得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规律，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新型国家建设的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规律，不仅为实践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和价值引领。

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当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作用时，不仅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在21世纪的中国谈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不能不谈到并突出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一系列理论成果或理论形态，主要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成果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是更为直接的理论指导。特别是在这些理论成果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总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也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

三是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当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被用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时，科学理论体系就转化为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常说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但以往我们所意指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贯穿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称之为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但在当代中国条件来谈论这一问题，则不能仅限于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而是要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括在内，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六个必须坚持”的方法论要求。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两个层面内容的统一。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若干相关理论。从重点性上说，马克思主义若干相关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石。它们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精选出来的理论观点。选取的原则或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着眼于理论的中观层次，以那些“不大不小”的理论为选择对象；二是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有较密切的关联，从而能提供更明显的支撑作用；三是这些理论通常在其他场合中不太容易得到单独阐述，从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域中得以凸显。以此为标准，大体可以选出如下七个理论。

一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在所有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中得到普遍认同，并且都把它放在第一位。这个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在人的社会意识上做功夫，是帮助人们形成和树立正确的社会意识。不论是社会心理的涵养、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还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都是如此。这一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一方面，这一理论揭示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的思想意识的社会根源和决定因素，揭示了人的思想意识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具有巨大反作用，从而确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依据和价值，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自身作用提供了方向指引。

二是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理论。有的教材之将表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也有一定道理。但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总是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而联在一起，不宜不列后者而单列前者。而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内涵较泛，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有重合之处，故不如“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理论”来得直接而明确。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指明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论述了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以及政治对经济的强大反作用。只有懂得了这一原理，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政治”，也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道路。

三是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理论。这一理论在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中少见提起，但也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观点，揭示了人与环境特别是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为直接的支撑作用。一个人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与先天因素有关，更与后天因素有关。在后天因素中，既有个人主观努力，又有外部环境影响。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对人有着巨大的塑造作用。在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中，既有社会现实对人的自发影响，也有像学校这样的场合对人进行自觉塑造。同时，人在环境面前又不是消极被动的，他们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周围环境。而环境的改造，特别是特定环境的创设，不仅是改造客观世界本身的一部分，同时也具有帮助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育人价值。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了那种只讲环境对人的单向改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并强调了人的实践活动对环境的能动改造作用。“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P134)可见，只有懂得这一理论，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改造现实的作用。

四是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理论。在以往的教材中，是把“人的本质理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作为两个理论分别论述的。这有一定道理，但考虑到二者之间有着高度统一性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虑到教材编写的简约性原则，最好还是把它们合在一起，作为统一的理论来讲授。可以说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基本理论。它首先论述了“人”是什么和怎样认识“人”的问题，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着力强调人的社会性的根本意义，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避免孤立地、抽象地看待“人”。在此基础上，这一理论论述了人的追求和意义问题，在人的“生存、享受、发展”中，突出强调了“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并从自由发展、全面发展、充分发展等方面对“人的发展”作了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的，人本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因而该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是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理论。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相关的思想，但由于列宁对此作了最集中阐述，因而人们通常称之为“列宁灌输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人群众虽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但不能自发形成科学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P317)因此必须从外部对工人群众进行科学理论的灌输。这里的“外部”并不是工人阶级外部，并不是由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来对工人阶级进行灌输，而是指在工人阶级内部，由先进分子向普通群众的灌输，特别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向工人群众进行灌输。而且这里的“灌输”也并不是指“硬灌”或“填鸭式教学”，而是指“宣传”“教育”。这一理论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本质，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以及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是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当然，这一理论不只是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因而它属于“理论基础”的范畴。

六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而提出的，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主义社会是迄今人类最进步的社会，也是最和谐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就不再存在矛盾。事实上它存在着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敌我矛盾，主要以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通过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多面对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题。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对敌斗争中具有自己的功能，而且特别是在处理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向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处理矛盾特别是化解矛盾的方向、任务和原则，对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该理论是邓小平基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的，并在后来不断得到丰富发展，是改革开放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支撑。“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相同，表达方式相同，有着内在关系。同时，这一理论比“思想政治教育”更大更宏观：一方面，“精神文明”比“思想政治”范围要大，因为它不仅包括思想政治道德，而且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另一方面，“建设”比“教育”范围更大，前者包含后者，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或部分。正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比思想政治教育更大的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比更为根本，因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起着论证和支撑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去认识和把握，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并未明确使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也没有写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著作，但他们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科学理论和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和角度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环节有所论述。比如，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专制、资产阶级的思想舆论，以及宗教蒙昧主义进行了批判；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指出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及其担负的思想政治教育责任；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对象，如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如科学世界观教育、阶级观念教育、革命思想教育等；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如旗帜鲜明原则、物质利益原则等；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比如思想斗争的方法、理论教育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等；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比如报刊、通俗读物、传单等；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和艺术，比如合法宣传与秘密宣传相结合、从事大量揭露工作、十分谨慎地与宗教偏见作斗争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论述，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发展有所贡献。这种丰富发展有其鲜明的演进逻辑，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间接论述转变到直接论述。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大多是间接的，即是在论述别的问题的时候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到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都成了直接论述。二是从散点论述转变为全面论述。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论述是散点式的，分散在关于各种问题的论述中。而在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越来越丰富和全面。三是从理论基础转变到基础理论。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论述是他们的理论创造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相关内容，明显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的范畴。而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可以说恰好处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之间，因而具有双重属性或归属。一方面，就其与经典作家论述相承接而言，应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因而又可以归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上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下接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转变。

以上三个部分之间，即“理论基础”“理论基石”“理论基点”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可以多角度把握三者的关系：首先，从范围大小看，三者是宏观、中观、微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是宏观视野，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石的诸理论，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挑选出来的中观理论，可以说是“不大不小”的理论；而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论述则是微观性的，涉及思想政治教育诸多环节和细节。其次，从逻辑层次上说，三者是一般、特殊、个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构成理论基石的诸理论则是处于特殊性的层次，属于小范围的重点关注；而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属于个别，当然是若干个个别，而不是某一个个别。再次，从规模数量上说，三者的关系也是一、几、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是“一”，代表着整体和全部。它是唯一，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另外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石”可以是“多”，但也不能太多。因为“基石”是最基本的垫脚石，是“大石头”，而不是一些“小石头”。而“理论基点”当然是真正的“多”，它是十分具体而又丰富的。最后，从作用方式上说，三者之间是背景性支撑、间接性支撑、直接性支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理论背景，是从总体上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基础和烘托；而作为“理论基石”的理论虽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相对而言更为密切，但它们大多并不直接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因而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作用仍然是间接性的；至于“理论基点”，虽然较为具体和散乱，但它们大多是比较直接地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因而可以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理论支撑。概而言之，三者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递进过程。

[1] 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