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回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程，既是邓小平等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解放思想实现新突破新发展的过程，也是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一份厚重的遗产，凝聚着先辈的果敢与智慧，记录着国人的拼搏与成就，昭示着未来的期许与荣光。这份珍贵遗产和重要法宝给我们提供了回望历史、学习经验的重要契机，近期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谋划和部署。系统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对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沿着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行，续写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新的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有机体，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邓小平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围绕“改革的依据”“改革的本质”“改革的旗帜”“改革的目的”等重大问题构建起理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逻辑进路。

“改革的依据”也即“为何改革”是理解改革开放的起点，需要从当时的时代大势中去寻找解题密码。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二是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三是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

一方面，在国内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10年间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受到极大限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主张又一度占据思想阵地，国家一直在徘徊中发展，“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面临“如何追赶”的困难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科技革命推动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2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差距反而越拉越大。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说：“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中国迫切希望能够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红利，迎头追赶，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面对国内困顿和国际差距，邓小平审时度势，“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求“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并且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中国要抓住有利国际环境实行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快速发展。邓小平“领导了伟大历史转折”“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中提出了理论发展的必答题，即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何在？这成为“何为改革”的先导问题。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的不断清晰，“何为改革”找到了答案。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推动矛盾解决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坚持“破”与“立”结合和系统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先“破”后“立”，为“改革的本质”革命性出场铺设道路。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邓小平重提“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并抓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契机，提出“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通过“北方谈话”引发广泛关注，推动讨论深入开展，指出“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打破思想固化、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准备了思想条件。

系统创新，为“改革的本质”正确认识夯实理论根基。理论创新从来没有坦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下，质疑改革、“激进改革”等错误言论甚嚣尘上，对“改革的本质”的认识具体落到如何认识市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等方面。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三大理论成为理解“改革的本质”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点明了改革的时代必要性，生产力的“欠发展”状态需要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了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改革的目标指向，通过三大理论让“改革的本质”形成了有机的统一闭环。

邓小平专门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的旗帜”，解决了“向何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作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与社会主义方向的最好结合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这个新道路的出现经过了初步探索、基本确立、不断完善等过程。

党的十二大之前为初步探索阶段，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锚定基本走向。邓小平抵制和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全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中央领导下，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前提。

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前是基本确立阶段，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基本框架。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构想。党的十二大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个体经济为补充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不断跃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图景已经显现。

从党的十三大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是不断完善阶段，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基本内涵。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并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更加清晰。1992年邓小平通过“南方谈话”对一些发展中面临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明确阐释，破解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理论疑问。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全面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快速发展的新征程。

“改革的目的”是改革开放的价值旨归，内含着“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党的初心使命，二者共同落脚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共同富裕成为改革开放的基本价值目标。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在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进程中，邓小平非常注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十分重视概括和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在农村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经过农民自发试验后向全国铺开的，邓小平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兴起也是农民的创造，“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人民是改革伟力的来源，在改革中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就是最大程度推动生产力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提出“两个大局”，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创造。

“邓小平理论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一样，用以长期指导实践，根本在于其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逻辑进路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和理论底色，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智慧。在革命和战争年代，邓小平就非常善于使用辩证法，毛泽东曾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是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具体应用的典范。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看，生产力始终是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坚持唯物论，重新确立生产力标准，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将改革开放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动力。坚持意识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原理，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敢想敢闯）相统一。邓小平要求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时指出“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整体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推行先试点再铺开的渐进改革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各方面改革。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反作用于实践，人民群众是认识的主体。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思想路线，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并结合对时代特征、主要矛盾等的新认识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举措，展现了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理论特质。

改革开放隐含着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的认识论原理。改革开放后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与基层的探索实践分不开，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的智慧和基层的探索与政策的制定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来自基层的实践汇聚成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上升为国家政策后，迅速产生了巨大效果。

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和可变性，要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过程中，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点作为处理中国与世界、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开放、前后历史阶段关系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联系观点要求关注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性社会大生产。中国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前邓小平就多次说起中国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更是对创造新型现代化生产方式的主动追寻。

联系观点要求关注事物内部的联系。改革开放是一篇“大文章”，涉及国家、社会方方面面。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实践中，坚持系统思维，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一体推进；积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将改革力度、发展强度和社会承受力相联系，坚持平稳推进各方面改革；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思想。一方面，正确认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具体实践多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调整有关，最终落脚于发展这个结果；改革与开放是推动发展的一体两面，“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都是为了处理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邓小平用联系的而非割裂的观点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为正确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历史提供了正确理论指引。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历史。”

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原理的运用。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孕育而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矛盾普遍性）和“中国特色”（矛盾特殊性）相统一的巨大创造。邓小平选择从农村改革起步，也是矛盾特殊性的体现，一是因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二是经过安徽凤阳的实践检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完成试点，可以向全国推开，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先开始的重要原因。

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统一原理的运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就是以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依据的。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此外，邓小平也没有忽视次要矛盾的解决，先后提出“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等，推动改革开放实践有重点有侧重地展开。

对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原理的应用。到底改什么、不改什么是改革第一问题，“该改的坚定不移改，不该改的不改”。邓小平以创新气魄着力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实践，但也多次专门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题，“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强调改革要让“鸟在笼中飞”，将“守”好社会主义方向作为改革创新的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用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和长期稳定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奇迹”，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持续推进、纵深发展，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引向深入，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新时代推进发展的重要动力。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放到更长的历史过程中来把握，对今天更好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核心都是“改革”，其传承性不言而喻，可以理解为历时性的“上下篇”，具有阶段上的先后顺承关系，其改革的本质、性质、方向、根本目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都未发生变化，二者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立足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新起点上，解决的是改革开放“未完成”和“新出现”问题，“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与新时期改革开放之间形成了传承深化的关系，这是理解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第一，改革主题的深化。新时期改革开放最大的主题是创造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并擘画了其基本图景、基本理论内涵、基本制度框架、基本经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源头。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进程中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问题，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共部署、同推进。从内涵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的道路模式，是如何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法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则包含着模式道路与发展目标双重内涵。从改革的目标上看，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也是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总体布局的深化。全面深化改革中“全面”二字体现的是改革广度的递升，“深化”体现的是改革深度的递升。新时期改革开放在实践的实际规模和深度广度上，整体上呈现出由易到难、先试点再铺开的“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曲线；以市场经济为贯穿线，将改革开放从一开始的农村、城市等“点”推进到了全方位改革的“面”，具有明显的渐进形成的“点线面体”布局特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统一，要求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进行全面改革，体现着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的系统思维。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正确把握新时代世界大势和国内形势前提下，主动对改革开放的传承和经验的运用，主动把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前进方向，将其作为“四个全面”重要组成部分，与五大发展理念紧密相连，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在主动布局、全面布局、深入布局上实现了深化。

第三，制度建设的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新时期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归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以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进入新时代，党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把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推进制度改革新成效、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指向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凸显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指向，制度在改革中的指向性作用愈加清晰。更加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丰富的实践成果，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更加强调要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根据新时代历史方位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新任务新要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更加强调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

第四，对外开放的深化。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实践中，开放是改革的“另一面”，是国家对外交往政策的重大改革，我国对外开放布局经历了典型的从沿海沿边到内陆的点、块、面的逐步推开过程。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尤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特征的重要体现，通过扩大制度型开放，“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新时代“经济互动”与“文明互鉴”交相辉映，“引进来”与“走出去”相得益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第五，指导思想的新飞跃。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伴随而生。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过程中，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问题，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这些理论的创新既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指导思想，也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经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两次飞跃都与改革的伟大实践密不可分，都是来自改革并指导改革，因不同的时代方位和改革内容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理论创新上实现了飞跃的接续。

改革没有“完成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接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持续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向深入，续写改革开放“后半篇文章”。新时期改革开放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之间有“传承”有“深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协奏曲”，继续唱响改革开放的“伟大之歌”。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新时代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生活期待、应对风险挑战、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留给我们很多经验，需要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坚守和传承。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讲话中，习近平提出要“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对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不变”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要坚持改革开放“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这些改革开放经验的提出对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提出明确要求，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要坚持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守正创新，不忘老祖宗，始终走正道、善于闯新路”，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守住全面深化改革的前进方向。

第二，要坚持改革开放“力度不减”。改革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革命”的力度与“革命”任务紧密相连。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待解决，各类发展中的问题依然涌现，“改革推进到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改革复杂程度、困难程度前所未有，“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充分理解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六个“必然要求”，以更大的主动担当作为，“大胆闯”“大胆试”，坚持改革开放“力度不减”。

第三，正确认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习近平强调：“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发展总体态势是好的……也要看到当前诸多矛盾叠加、风险挑战显著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第四，制度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改革永无止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已明确，习近平指出：“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第五，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承续着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开放到高水平开放、从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嬗变，尤其是把制度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的方法论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要“坚持稳中求进、立破并举，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制度质量、更加注重落地见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回望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勇于开拓创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程，让我们在拥有了历史厚重感的同时，更要思索如何将“新的篇章”完美书写。时代在发展，改革必须与时代相伴随以回答“时代之问”，必须坚持初心本源以回答“人民之问”，以更加强大的实力和自信回答“世界之问”，所以改革必须“不变”才能拥有初心底气、坚定方向和得到人民拥护，只有“变”才能跟上时代，推动新发展、满足新要求。改革是一篇“伟大乐章”，“不变”的是改革本质的主旋律，“变”的是改革实践的“节奏”与“音程”，要在“变”与“不变”结合中唱响新时代的改革协奏曲。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