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世界历史性课题。今日之中国，是中国之中国，也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应当以更大的文明成就贡献于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21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性筹划，擘画了21世纪世界历史建构的总体图景，奠定了21世纪世界历史的价值基础，确立了21世纪世界普遍交往的基本原则，指明了21世纪全球治理的变革方向，阐明了21世纪世界历史的行动纲领，重构了21世纪两种社会制度国家彼此交往的理想格局，是全人类在21世纪建设美好世界的总纲领，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引领世界历史走向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是21世纪的世界历史观。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历史理论；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25.3.42～48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是习近平发出的世界之问。何去何从，考验着各国的智慧。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应当以更大的文明成就贡献于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21世纪的世界历史走向，深刻回答21世纪的世界历史难题，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21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性筹划，涉及世界历史的总体图景、价值基础、交往规则、治理理念、行动纲领、两制格局等若干重要方面，是人类在21世纪建设美好世界的总纲领，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21世纪的世界历史观。

一、擘画21世纪世界历史建构的总体图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擘画了21世纪世界历史建构的总体图景，核心要义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世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科学阐明世界历史的总体图景和未来走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世界历史是一个合规律的历史过程，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迄今不过500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人类历史从碎片化的民族历史、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绝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呈现，历史事件也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世界历史图景的展开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不是精神的运动逻辑，而是物质的生产逻辑或者说经济基础的支撑逻辑。“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②15世纪至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大体是西方的作品。西方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西方的生产方式，推行所谓的西方文明。一句话，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对美洲、非洲等广阔土地上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人种肤色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进入21世纪，西方主导建构的世界共同体——五眼联盟、四国同盟、奥库斯军事联盟、七国集团等，无一不是同质化的国家共同体，也都以建构同质化的世界为己任。告别近代，走出西方，走向后西方时代，21世纪的世界历史将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21世纪的世界历史贯穿着怎样的演进逻辑？我们这一代人将会把世界历史引向何方？这是全人类必须回答的世界之问。

世界很小，我们共享一个家园、一片蓝天；世界很大，容得下五个大洲、所有国家。为了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习近平深刻把握21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方位和发展大势，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21世纪世界各国由于共同市场的形成和普遍交往的发展而成为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历史的可能图景，不是单纯美好的主观想象，而是奠基于当今世界的经济基础之上。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极大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博弈迎来了于我有利的重要转变。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21世纪世界历史大势的必然抉择，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指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21世纪的世界历史描绘了“五位一体”的总体框架，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提出了“五个世界”的总目标，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④具体说来，在世界和平问题上，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在世界安全问题上，坚决摒弃自我至上、抱团结盟的安全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致力于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在全球发展问题上，坚决摒弃梯度发展、线性进化的发展哲学，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致力于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在全球文明交流问题上，坚决摒弃中心主义、文明优越的文明理念，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致力于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在全球生态问题上，坚决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竭泽而渔的生产生活方式，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致力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当然，这样的美好图景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会自动到来。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为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一定会在未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

二、奠定21世纪世界历史的价值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21世纪世界历史的价值基础，核心要义是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将地域性的价值伪装成全人类的所谓“普世价值”。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沿着从东到西的单行道运动，从幼稚低级的东方历史发展到文明高级的欧洲历史。黑格尔以世界精神、世界原则的更新为依据，将世界历史分为几个大的阶段：世界历史的幼年时期起始于东方(中国、蒙古、印度)，正如太阳从东方升起；以波斯帝国为中介，世界历史的青年时期属于古希腊；古罗马进入世界历史的壮年时期；欧洲日耳曼民族代表世界历史的成熟时期，构成历史的终点，正如太阳在西方降落。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呈现为“东升西降”的演化逻辑，世界历史性的民族是世界理念、世界精神、世界原则的承载者，自东而西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担负起世界历史任务，接力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从而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世界历史性的民族之所以自东向西交替登场，主要是因为其所承载的世界理念、世界精神、世界原则为另一种更高的理念、精神、原则所代替。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过去的世界历史性的民族完成了其引领世界精神发展的历史使命，世界历史也过渡到了另一个更高阶段，塑造世界的使命也交棒于下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民族。这是黑格尔版本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拙劣地模仿了黑格尔的观点，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世界历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⑤福山版的“历史终结论”成为西方推行意识形态霸权的有力工具。自16世纪以来，西方主导和塑造的世界历史，“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⑥，“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⑦。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与复制的历史，是试图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通过世界普遍交往由特殊上升为一般的历史，是西方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意图涂抹世界的历史。伴随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全球性输出，五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西方化，所谓“人类普遍史”更像是一幕荒诞剧。

西方“普世价值”的所谓“普世性”，本质上是由地域性的东西伪装而来的，体现的绝不是某种世界的文学，而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⑧。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必将终结的历史。这种中心主义、普世主义的文明建构路线注定要在多极化的世界力量的冲击下遭遇破产。西方策动的文化殖民、“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制度输出、政权颠覆以及价值观围堵，带给世界的是动荡不安。单一的价值观、单一的文明无法为偌大的世界提供精神之乡、安身之所。习近平曾经批评道：“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⑨这不是全人类普遍期待的美好世界，也不应该成为我们正在书写的21世纪的世界历史。在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统治的世界的夹缝中，创造更高水平的文明，为21世纪的世界历史奠定价值基础，是昂首走在民族复兴大道上的中国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

如何为21世纪的世界历史奠定价值基础，为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世界夯实价值底座？习近平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其中，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所谓“普世价值”的狭隘历史局限的地方在于，它们不是提供某种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的价值观，不是将某一国家的价值观奉为一尊，也不是要将某一国家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而是寻求不同国家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它们赞成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但不赞成将某种实现自由、民主价值理念的特定模式伪装成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自由、民主的价值标准，也不赞成将某种特定模式作为全人类的不二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但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的不是中国单方面的意志，而是不同国家文明的价值共识，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是为了走向东方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所谓“普世价值”，但不会背离浩浩汤汤的人类文明大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告别了普世主义、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终止了多样化世界的同质化态势，为建设美美与共的美好世界奠定了价值基础，为引领21世纪的世界历史走向夯实了价值坐标。

三、确立21世纪世界普遍交往的基本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了21世纪世界普遍交往的基本原则，核心要义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反对强权政治和“中心—边缘”的依附交往格局。

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世界各国普遍交往的历史，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更不可能在世界历史之外获得真正的进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1864年，《日内瓦公约》确立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1945年，《联合国宪章》明确了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倡导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项原则，等等。这些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公约、准则为国际社会交往奠定了基本原则，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理想虽然很美好，但是现实终归不是理想。1815年，拿破仑帝国瓦解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逆历史潮流而动，以均势原则、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等为指导思想，在欧洲恢复封建统治，建立起新的政治均势，并暂时维持了欧洲列强间的和平与协调。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脆弱和不稳定的，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全。这一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中战胜国一方的私利，激化了战败国与战胜国、殖民地与宗主国、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其中，《凡尔赛和约》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地图，建立了许多新的国家，任意交换、割让土地，分裂、迁徙民族，极力压制战败国，榨取巨额战争赔款，使战败国滋生了极端的挫败感和复仇主义情绪。华盛顿体系在承诺维护列强在亚太地区存在的现状和共同瓜分中国的基础之上，一定程度抑制了日本独占远东、太平洋的势头，加强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标志着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已经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这一体系建立在美国和苏联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是双方斗争、妥协的产物，实质是两国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划分势力范围，形成由两国主导、两分天下的国际关系格局，深深打上了大国博弈、强权政治的烙印。总之，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历史，早已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共同体目标。

重建世界普遍交往关系的出路何在？习近平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途径。新型国际关系之“新”，在于不搞结盟依附，不搞中心和边缘；在于不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搞零和博弈、丛林法则。这样就走出了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开启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历史新篇章。

大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大国关系是塑造世界历史、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变量。世界历史不单是由理想塑造的，更大程度上是由力量塑造的。大国掌握了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也掌握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是世界秩序的主要塑造者，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坚力量，是主导世界历史的绝对主角。回看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大国必战、国强必霸是主旋律。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建立海洋霸权，主导了世界历史；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统治世界，世界历史进入荷兰时代；18、19世纪，英法两国争霸世界，结果以英国的获胜而书写了世界历史的日不落帝国篇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崛起，世界历史遭遇了一段时间的黑暗时刻；20世纪下半叶美苏争霸，美国完胜，世界历史进入了一超多强时代。如果一定要说国强必霸是过往世界历史的大逻辑，那么霸极必衰则是这个大逻辑的另一面。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关乎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向和前途命运，决定21世纪世界历史的基本剧情。任何大国如果试图重走大国必战、国强必霸的歪路，结局可能不是老牌大国霸权的永固，可能不是大国间霸权地位的更替，而是世界历史的毁灭，这是全人类无法承受之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从5000年文明的历史深处走来，深谙好战必亡、霸极必衰的历史法则，不可能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如何运筹好大国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中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促进大国间的良性协调和互动，避免跌入“冷战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走上冲突对抗、国强必霸的歪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方案，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习近平指出：“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没有大国博弈的冲动，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⑩大国之“大”，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而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大国相处不能搞集团对抗、阵营对抗，不能搞大国必战、国强必霸；而只能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道路，共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四、指明21世纪全球治理的变革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21世纪全球治理的变革方向，核心要义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方主导、几方共治的传统治理逻辑。

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1)。资本穿过边境、越过海洋，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在世界各国分工生产，在国际展开贸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碎片化的民族史、地域史不可避免地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单子化的区域交往不可逆转地扩大为世界普遍交往，局部的单一市场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全球共同市场，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被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当代形态。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普遍联系日益加强，国别问题、区域问题也随之扩大为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单靠一国之力已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也无法塑造21世纪的世界历史。如何有效治理这个世界，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在西方主导世界历史的四五百年间，全球治理就是西方大国治理。首先，从世界体系来看，西方大国在1815年建立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1919年到1922年间建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45年建立雅尔塔体系。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北约体系等。几百年来全球治理的主体有交替，但基本上都是少数大国的专属权利。其次，从全球霸权更替来看，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十八九世纪的英国、法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相继成为世界霸主。进入21世纪，无论是美国炮制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是整个西方推崇的“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本质上仍然是希望遵循由西方大国主导全球治理的基本逻辑，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被挤入世界历史的暗角，在全球治理领域沦为无关紧要的力量。

全球治理格局变化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治理主体已经无力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少数几个大国包打天下、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国发声、百国应从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打着所谓“规则”的旗号破坏国际规则，反对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号奉行“伪多边主义”。“‘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是集团政治，‘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是单边思维，‘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是双重标准。”(13)全球治理困境是21世纪人类遭遇的世界性场景，我们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关于如何解决全球治理领域的制度失灵、秩序失衡、责任缺失等问题，习近平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是一种全新的治理哲学，超越了一方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4)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模式，不存在由某个国家说了算的国际秩序。前路不管是晴是雨，世界各国唯有携手同行，真正把“我”融入“我们”，切实做到共商共建共享，才是唯一正道。国际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照大家同意的规矩办。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要绕开联合国另搞一套，而是要回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正确立场上来。中国坚持“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5)。只有这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希望，世界才可能变得更加美好。

五、阐明21世纪世界历史的行动纲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明了21世纪世界历史的行动纲领，核心要义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欧洲开辟了世界历史，按照自己的模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使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历史呈现为“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16)。它们的土地征服战略、资本扩张战略、制度输出战略、宗教传播战略、文化殖民战略上升为世界性的行动纲领，不仅改变了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甚至还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肤色人种，世界历史沦为任由西方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的世界历史必须终结。随着社会主义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21世纪世界历史的西方资本主义属性趋于弱化，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属性趋于强化，世界历史需要确立新的目标、制定新的纲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就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事业。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从理念变为行动，从理想变为现实？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承诺中国将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始终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正义力量。其中，全球发展倡议聚焦破解全球发展赤字，主张告别赢者通吃，各国共享发展成果，致力于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发出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强音，为解决全球发展难题、推进全球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丛林法则不能套用于人类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道”。这个“道”是全人类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大道、正道。全球安全倡议聚焦破解全球安全赤字，主张告别战争之剑，永铸和平之犁，告别追求一己绝对安全，而是追求安危与共，致力于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国强必霸并非绕不开的历史定律，霸极必衰才是过往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历史法则。全球安全倡议是国际公共产品，服务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维护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安宁。全球文明倡议聚焦破解文明冲突、文化殖民和价值观输出，主张告别文明优越，实现美美与共，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传承创新、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精神动力。自美其美体现的是自信，美人之美体现的是更大的自信。不同文明只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打破交往壁垒，摒弃傲慢偏见，世界文明百花园才能群芳竞艳。这三大全球倡议彼此呼应、相得益彰，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为21世纪世界历史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是解答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

尽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受到少数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等重重干扰，使得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全球社会并没有退出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国也不可能被排挤到世界普遍交往之外，人类命运与共的大方向不会变，中国的倡议和愿景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历史的普遍叙事。

六、倡导21世纪两制交往的理想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了21世纪两种社会制度国家彼此交往的理想格局，构建两制国家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其核心要义，使之跳出生死博弈的生存逻辑。

世界历史始于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发展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主导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格局与走向。今天，世界历史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时代。然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并非走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世界历史的未来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然，制度更替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7)。世界历史造就了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而单个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只不过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摆脱自己的主导而走向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十月革命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格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一球两制”的时代。可以预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一球两制”至少贯穿整个21世纪，21世纪的世界历史不可避免地要由两制国家共同书写，美好的世界也不可避免地要由两制国家共同塑造。也就是说，“两个彻底决裂”在21世纪内恐怕难以完全实现，“两个决不会”依然能够解释21世纪的世界历史和两制关系，“两制共存”仍将是长时期内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然而，21世纪的两制共存不应该是生死博弈式的共存，冷战时期所谓“两个世界、两个平行市场”的格局不应该成为21世纪两制交往的理想格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虽然从世界格局的基本面来看，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仍处于关键阶段，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仍然主要来自西方，“西强东弱”的状态仍将持续；但是也要看到，世界历史进入了“东升西降”的新周期，“西强东弱”格局松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两个必然”的结局不会改变。面向未来，在“两个彻底决裂”到来之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重构两制国家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有责任规划其长期共存的世界图景。

两制国家如何共同书写21世纪的世界历史？习近平倡导构建两制国家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其相处模式的颠覆性重构，为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打开了历史空间。习近平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超越两制国家对立对抗的新路径，开启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世界历史新纪元。当然，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两制国家的和平共处，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崛起，取决于“西强东弱”的世界历史走向终结。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7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6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4页。

④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⑤参见[美]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编者的话》第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80页。

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页。

⑩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应对风险挑战，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4页。

(1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第29页。

(1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64页。

(1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5-516页。

(16)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19-102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67页。

(1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