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世界历史的维度出发，从生命的视角理解人类文明和文化，是把握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路径。文化生命体现生命的精神结构，是对自然生命的延伸和超越。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文化生命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得到延续、更新和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新”，体现为新的文化态度、新的主体意识和新的文化目标，旨在形成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凝聚现代精神共识的文化存在，进而以深刻的整体意识为全球文明发展提供共生和谐的全新范式。新的文化生命体之“体”，反映的是民族文明在交流交融中以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类意识超越以往文明模式，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对生命价值的忽视。

【关键词】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历史

【作者简介】赵月，清华大学高校德育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25.3.45～5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4&ZD209)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以工业化为先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不仅是近代以来人类文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进程，也是当代文化研究关注的重要课题。资本主义以工业文明开创世界历史，历史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普遍的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由康德首先提出，黑格尔对之进行系统阐述，认为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事件堆积，而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表现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世界性历史逻辑。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两人有关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力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人类自身主体性力量的矛盾关系中揭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进而总结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换言之，世界历史维度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理论视角。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从生命的角度理解人类文明和文化，要求在承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文化生命的本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中工具理性对生命价值的扁平化束缚，这是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维度。

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①在这里，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全新文化形态，它既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也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文化生命的现实活力。具体而言，文化生命是对自然生命的延伸和超越，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一定群体的集体意识和价值体系的载体，体现着特定民族、社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新”，表现在文化态度、主体意识和文化目标上，蕴含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辩证否定与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概言之，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历史动态演进中以自我更新和主体认同进行文化整合，反映的是一个绵延5000多年从未断流过的文化生命体如何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体系中回应人类现代性精神的诉求，形成新的共识，进而为人类文明探索新的存在形态而进行的持续努力。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源于“第二个结合”的文明更新

“生者，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命者，使也，从口令”②。从字源学角度来看，“生”和“命”二字分别对应自然与人为两种存在状态。作为人类生命的高级形态，文化生命是人类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深刻表达，是人类在集体社会实践中传承和发展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生命的延续和传承并不意味着把人局限在历史的既定框架内，也不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扬弃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是在“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得到更新并延续的：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另一方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二者的结合不是形式上简单碰撞或叠加的“物理反应”，而是通过思想内核的相互激发，在本质层面达到内在融合的“化学反应”，这种结合能够产生新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和精神内涵。

(一)文化生命的基础：对自然生命的延伸和超越

牟宗三认为：“西方的学问以‘自然’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③这一论断表明，中西方文明的出发点不同：西方哲学偏重自然与理性，而中国哲学则以生命为根源、以德性为引导。不少学者如梁漱溟等人都将生命范畴看做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认为这一概念能够克服现代西方生命哲学主体生命概念的局限，即将生命的本体侧重于主体情感体验。生命可分为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自然生命作为血肉之躯，是基础，而文化生命作为精神结构，是人区别于其他生命的重要特征。进一步而言，人是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有机统一，没有身体结构，生命无从谈起，没有精神结构，人只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由生命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人类生存问题、由生命的社会属性所衍生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仍然是现代文明形态建构过程中需要给予首要关切的问题。

第一，自然生命是文化生命的前提与基础。人类的生命首先是自然生命，是生物意义上的存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④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指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生命活动首先依赖于自然条件。而劳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人能够在劳动中改造自然、创造文化，使生命超越自然界赋予的生物属性。进言之，人类干预自然生命、改造自然的程度体现为文明形态演进的不同阶段，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类意识的演变。在对自然生命的干预中，文化生命的内涵不断丰富。例如，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强调“天人合一”理念，西方工业文明弘扬工具理性，而当代生态文明则强调回归生命整体性，这一过程体现了人类从单纯物质追求向精神探索的延伸，即文化生命逐步超越对自然生命的依赖。

第二，文化生命是自然生命的延伸与超越。对文化生命的理解建立在对自然生命的反思基础之上，人之为人的核心在于人具有高于动物的意识活动，能够创造超越自然必然性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秩序。生命文化学的核心在于生命及其延续，而文化生命在历史演进中之所以能够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首先在于人的文化生命世代延续。因此，文化生命不简单等同于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更是指人创造的文化在历史中的表现和展开，即上一代人的生命存在通过人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流传下去，其精神生命通过物质载体积淀并传承。因此，文化生命所承载的不只是人自身生命存在的现实情况，更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形成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表现为某一共同体的精神气质和基本品格，包括文化价值观念、文化知识体系等内容。

不同的哲学立场对于文化生命的演变持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生命是一种统一存在，在不同的时空领域有不同的外在表象；另一种观点基于民族多样性和时空广延性，认为文化生命有多种类型。例如，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明确指出，中西方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分别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和规律；而胡适则更多注意到中西方文化的一致性。笔者认为，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生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民族精神和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我们既要承认文化生命的差异性，也要看到文化生命的共性，在多样性的统一和统一的多样性中为世界文化生命的延续提供指引。

(二)文化生命的延续：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更新

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的思想体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并非生硬的“移植”，而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高度契合，这一结合能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互动中实现生命更新。实际上，“第二个结合”中“同”的表述强调的是更具普遍性、科学性、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有特殊性、历史性、民族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作用、相互激发的过程中实现内在的、深度的融通渗透，二者的结合既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

第一，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现代精神推动文明内核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中华文明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中实现生命更新。这一转化本质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双重超越——既突破其主客二分的物化逻辑，又克服其超验理性的价值困境。中国文化生命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其内在精神决定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中国文化生命的精神贯通于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结构的整个中国哲学之中，儒家的社会关切与道家的自然观照构成文明更新的深层逻辑。而当马克思主义融入这一演化进程，能够通过扬弃西方现代性激活中国文化生命的内在潜能，赋予中华文化以文化价值、社会理想和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使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得以重塑并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在价值维度上，将“仁爱”伦理与唯物史观相结合，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社会维度上，将“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形成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在历史维度上，将传统天下观发展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第二，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主体性精神能够促使中华民族更自觉地审视自身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在增强文化自信中实现生命更新。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和政党在对自身文化高度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中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来说，文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近代，随着古老中华帝国的倾覆以及中华民族遭遇的坎坷命运，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体在整体上经历重大挫折，传统文化的价值受到质疑，中国人民一度失去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在深刻领会、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精髓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有机结合，进而重建了生命体的文化自信。因此，重建文化自信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民族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从历史的高度把握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价值和贡献上。

第三，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世界历史视野能够深化中华文明的全球意识，推动中华文明在主动参与全球文明发展中实现生命更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现代文明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逻辑对世界体系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国家间的利益竞争与战略博弈上，更深层次地表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从而构成冲突与对话并存但冲突占据上风的世界文明格局。西方现代文明因此呈现出国与国之间的剧烈对抗、文化间张力激化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显示出其世界意义，即以其鲜明的世界历史视野揭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及其后果，为各民族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理论资源。正是在这一视域下，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成了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进程到主动参与甚至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⑤

(三)文化生命的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精华的提炼和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其内在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相通，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⑥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深邃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等，通过对这些哲学思想的深入理解和挖掘，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焕发出新的活力。例如，传统文化中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强调顺应自然、尊重规律，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尊重客观规律的认识提供文化资源；家国一体的天下观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价值共鸣。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思想资源上来看就在于二者间存在相似相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为二者的对话与结合提供了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源。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神。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并不在于概念、范畴的相同，而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所谓文化精神是某一思想的本质。不同思想体系在概念、命题上即使不完全相同，也存在文化精神相通的可能性。只有文化精神相通的文化才有融合并超越传统的可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如仁爱、和谐、中庸、天人合一等价值观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担当、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内外和谐的整体秩序，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内涵。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文明中的精华，体现着现代性的核心先进理念，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注入深厚的历史底蕴后，它在中国语境中就催生出了与现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匹配的文化精神。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表达。“第二个结合”意味着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核心价值和理论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挖掘其中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通过创新性发展将这些价值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进而拓展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治理等时代问题的理论表达。实际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提出，体现的是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方法论原则上，实现了由“主客二分”向主客有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的转变，从而实现了由静态的主体性向动态的主体性的过渡。文化不再仅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是能够融入人的思想、精神和实践中，与主体共同动态发展的生命体。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内在超越的辩证张力

历史发展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的，全球化在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形成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文化霸权。传统的线性、静态或碎片化的历史观难以应对当今时代的复杂性，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由于个体化和工具理性造成的生态危机、异化等问题，亟需通过新的文化形态寻找解决方案。在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这类问题往往难以得到真正解答，而唯物辩证法具有内在超越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认为可以在继承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建立唯物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曾经谈到的，黑格尔的著作提出了“一个虽然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阐发的、却无所不包的辩证法纲要”⑧。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强调物质世界及其发展是辩证法的基础，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在物质矛盾推动的，而非由单纯的观念或精神冲突决定。马克思对唯物辩证法作出了集中阐述：“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⑨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内在逻辑的本质在于辩证否定与自我超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强调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⑩，核心在于把握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中的“新的”作为前缀不是无意义的、可有可无的修饰，而是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意蕴。概言之，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回应，既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结果，能够超越所谓人性的抽象假定，使人类的自我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以新的文化态度、新的主体意识、新的文化目标为解决当今世界的文化危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一)新的文化态度：对传统的批判性继承

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力首先体现在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传统，即回答好继承什么、批判什么、扬弃什么的问题。由于传统文化是在传统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而新的文化生命体则是以现代经济发展为根据，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每一代人都会面临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这需要人们结合实践需要作出回答。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传统民族认同和现代认同呈现出紧张关系，西方作为现代性的原生环境，决定现代性的最初形态，当这种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传播到还处于传统社会的中国时，导致中华传统文化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面临“失语”的困境，而这一困境表现为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别即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论争，它们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保守派强调传统文化的绝对优越性而主张全盘继承传统；激进派则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作为农业社会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静态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只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主张全盘否定传统。

这两种态度都忽视了文化发展的辩证逻辑，没有认识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作为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对文化生命体的自我更新。实际上，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化提供价值根基，例如，仁爱等人文理念能够弥补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性所导致的价值虚无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传统文化有赖于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实现超越，而现代化能够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中凸显民族特色。中国的文化发展不以全盘西化或简单保守为尺度，而是通过新的文化态度，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融合。这一融合以批判性继承为核心，在尊重传统的历史价值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化的实践需求，为文化发展提供方法论意义。

(二)新的主体意识：民族自我定位的重塑

黑格尔认为中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代表的是“历史的幼年时期”，是所谓“非历史的历史”，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11)中国历史之所以被黑格尔看做世界历史的开端，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缺乏自我意识，不能自觉意识到历史必然性。在历经百余年内忧外患后，中华民族能否从沉睡中形成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自觉，是其能否承担起现代化这一历史必然性任务，进而将自身建设成为世界历史性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一，在立足中华文明、巩固文化主体性中确定民族自我定位。作为有机整体，中华民族通过历史积累与自我更新保持连续性与生命力。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确定自我定位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文化主体性则是这一定位的重要标志。文化主体性不仅是民族独立性的关键内核，也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丧失文化主体性容易陷入文化依附的困境，最终沦为他者文化的附庸。而中华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觉探索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别于传统中国封闭形态的发展道路。这一文化发展道路反映着中华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刻把握，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具备能够回应时代挑战的主体性。

第二，在重塑现代性、尊重人类文明多样中进行民族自我定位。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并非静态的，而是在历史积淀与现代实践中动态生成的。“在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近于达到其文明的限度，且其负面价值日益累积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新的观念来思考和想象未来生活的可能性。”(12)不同于资本主义通过侵略扩张实现自身发展和掌控世界霸权，中华民族通过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来开创有利于建立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文明新类型，展现出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前景，有利于摆脱西方现代性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狭隘眼界。这一文明形态的提出体现为新的主体意识，即文化生命体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和文化载体，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为全球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自觉。

(三)新的文化目标：价值追求与本质特征

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决定着这一生命体的基本品格和发展方向。当代中国要建设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蕴含的文化价值理念，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追求，强调通过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其本质特征在于生命社会性超越主体性哲学，强调生命的社会性是使人的生命区别于其他自然物生命的本质特征，生命和社会之间是相互投射、相互塑造的关系。

以生命的社会性超越主体性哲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秩序化和思维模式的理性化，主体被建构为主动、自由、自觉的“自然界的立法者”，主体性哲学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然而，主体性哲学中主客二分所导致的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局部战争和冲突等全球性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全部文化的基础是劳动。“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3)而“‘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14)。由此可见，社会价值是人的文化生命更为鲜明独特的向度，是人的生命的标志性向度。例如，儒家思想中的舍生取义思想，即认为当生命和义理发生冲突时，应当舍弃生命而坚持义理，反映着生命的社会属性。这一思想塑造着中华民族作为生命体的文化性格，凸显的是以生命追求社会价值的人生意义。实际上，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在于为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目标，不仅仅是对个体自由和发展的理想诉求，更是对社会整体进步的哲学反思。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主张文明共生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从封闭朝向开放状态发展的历史。自从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来，任何一个文化生命体都不可能离开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这一有机整体而孤立存在。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文化是传统与现代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的生命体，不仅体现为知识与价值的积累，更是以内在生命力、驱动力推动生长和更新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特征在于整体性与动态性，能够通过不同民族、地域文化和文明的共生互动，增进生命价值，维护生命尊严，引领人类进入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文明时代。习近平提出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反映的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体系中，一个绵延5000多年从未断流过的文化生命体以何种方式影响世界历史，如何回应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诉求，其深意在于为人类文明探索新的存在形态与发展方向。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反映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共识

随着深入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日益增强了对精神基础、价值支撑和文明方向的主体性意识与文化自觉。精神生活属于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总体性状况的重要内容，对人类生活和精神处境的总体性把握与反思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洞见。从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野出发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要将其置于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并对其定位。新的文化生命体尝试弥合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分裂和矛盾，体现人类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深刻关怀，致力于形成凝聚全球文化的现代性共识。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之“体”，反映的是民族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互动性、共生性，即不再局限于单一民族视野，而是在交流交融中以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类意识超越以往文明模式，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对生命价值的忽视。而只有“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5)。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谈到的“精神的生产”强调交往的扩大化，他们认为这能够为民族地域性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可能，进而形成超越资本主义文明限度、凝聚现代性精神共识的文化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造就这一文化生命体并非意图构建唯一的“世界文化”或宣扬所谓“普世价值”，而是在深刻体认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文明危机的基础上，在全球多元文明互动中形成以价值对话为基础的共识，为全球文明发展提供共生和谐的全新范式。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新的文化生命体主张不同文化生命体共存，即生命主体在厘清自我与他者边界的基础上能够自我持存，即使发展壮大也不扩张为霸权主义，避免以单一自我利益剥夺他者利益。当前，西方文明不断接近其发展的限度，其负面价值日益积累并凸显出来。

第一，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开启，但其存在和发展侵蚀了生命价值。马克思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将未开化半开化的民族、封闭守旧的民族称为野蛮的民族，而将进入资本主义的民族称为文明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创的文明带着血腥、罪恶，但也代表着区别于前资本主义时期野蛮、愚昧的新型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一度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客观上造成了世界呈现“中心—外围”的结构，即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处于外围和边缘从而深受中心国家剥削和控制的结构。换言之，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但并未终结世界历史，其物质生产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性文化危机。

第二，资本主义文明集中表现为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主体性文化。资本主义文明孕育出的主体性文化以工具理性为导向，这一主体性文化在提升人之为人的生命价值、凸显个体生命理性的同时，将理性还原为工具理性，将极端自私视为个性，将精于算计等同于理性，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化领域意义的丧失和公共准则领域的认同危机。因此，以资本为核心的文明逻辑强化的是生命主体的孤立性、压迫性。在资本主义文明下，生命的主体性过度膨胀表现为人对于生命的理解不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对自然生命的控制和奴役，而是表现为资产阶级通过资本这一中介达到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实质是把具有生命潜能的活劳动变为丧失生命潜能的死劳动。

第三，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形成的世界历史局限性的反思和超越。唯物辩证法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强调文明交往中的主体间性，反映生命的本质在于互为生命，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文化中孤立的生命困境。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构想，是以新的观念思考和想象未来人类文明可能性的产物，尝试开创具有整体性、超越性的世界历史新形态。就此而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提出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呈现出世界历史意义。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建设文明新范式的尝试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民族崛起和复兴已经不可能仅局限于某一民族自身，而是必然与世界格局和世界发展趋势相勾连。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隔的民族的、地域的历史而言的，是指在各民族国家作为历史活动主体基础上，世界逐步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6)换言之，各民族文明作为“公共财产”，其交融互鉴会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的“世界的文学”(17)作为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早期表现，新的文化生命体回应的则是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化的核心命题，即以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尝试造就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

第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使世界各国的历史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实际上，文化全球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有关观点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文化将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全球化文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全球化只能反映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相互交融的趋势，不可能超越或取代民族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的文学”的观点是根据其世界交往观提出的，他们认为世界文化并非脱离民族文化而存在的独立文化形态，而是由许多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形成的。在这一意义上，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的全球化不等同于同质化、模式化，没有文化的民族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化。

第二，新的文化生命体并非一种单向的价值输出。不少国外学者曾误读，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就其秉承的传统和研究对象而言，仍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进而否定其普遍性和适用性。例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表面上似乎别开生面，但它同样甚至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18)所谓某种中心论，是以某一民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观察世界历史，并将其作为衡量和评价世界历史的唯一尺度。应当承认的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分析国际局势时使用过“中心”这一概念，然而，他并不是以某一民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考察世界，而是在分析当时的客观事实，他是在描述和批判当时处于世界活动的“中心”位置的资本主义。

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承认世界历史体系存在特定的“中心”。世界历史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和趋势，关注其发展和变化是自觉把握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新的文化生命体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并非要建立“文化中国”的普世性标准，而是主张以世界历史视角探索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的普遍性价值，承认并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其所力图构建的新范式不是某种单一民族文化的输出，而是一种能兼容多样性、回应共同挑战的文化形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种文明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觉醒成为必然趋势，文化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新的文化生命体尝试从世界历史视域把握和分析全球发展的基本矛盾，力图在全球发展的客观性力量和人类主体性力量矛盾关系的自我意识、自我理解和自我批判中深化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当然，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提出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自觉，它还是实践自觉，即真正站在历史的、时代的、人类的高度思考现代性问题，以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文明对话和沟通中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时代精神，在现代化实践中获得世界历史意义，成为参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建设性因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注入新的主体性力量。

注释：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②许慎《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99页。

③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209页。

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⑦[德]黑格尔《小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6卷第50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94页。

⑩《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73页。

(11)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

(12)庞立生《现代性图景与哲学的视界》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009年版第55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年版第43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541-54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35页。

(17)此处的“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35页注释的编者注。

(18)[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