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中心线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的新成果。新发展理念在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新的回答中，凸显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意蕴；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当代运用和丰富，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与现实应用；新发展理念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新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这一纲领性文件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中心线索，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的新成果。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这些重要理论成果之一。[1]

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赓续和升华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根本论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在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新的回答中，凸显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意蕴。

在邓小平理论中，“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2]265、“发展才是硬道理”[2]377，这样一些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心从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上阐明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怎样持续稳定发展的深刻内涵。邓小平强调：“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2]365，“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2]369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提出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战略步骤，提出要以农业、交通能源、教育科学为发展的重点，以重点带动全局的思想；提出“台阶式”的发展理念，认为“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2]377；他还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的思想，由此形成“两个大局”的统筹协调发展思想，认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277-278。他还创造性地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方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全面发展思想，提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2]144，强调“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2]154邓小平理论中的发展理念及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实践，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坚实基础。

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基础紧密联系起来。江泽民继承和坚持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3]118，指出，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正确坚持和贯彻发展思想，我们就能够从容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4]16。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于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只有经济大大发展了，全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更硬，我们在国际上说话才能更有分量，我们的朋友才能更多”[5]307。他还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5]432在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生命力”[4]439。他还强调，“要使科技进步和创新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坚实基础”[3]262。为了解决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他还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阐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意义，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等协调发展理念，而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关系的论述则是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进入新世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在科学发展观中得到多方面的丰富。胡锦涛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发展的主题思想，特别是在“协调”发展问题上，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着力于破解“三农”难题，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区域发展，着力于缩小地区差距，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着力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着力于克服人口资源环境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切实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着力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上概述新世纪以来发展理念时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6]15在阐释发展理念的政治经济意义时，他特别注重创新的意义，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6]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新阐释。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国梦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依靠人民，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6]236。在这一过程中概括和凝练地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内涵，赋予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新意蕴。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当代运用和丰富

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当代运用和丰富，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与现实应用。

在人的本质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人的主观性与自然的客观性真正统一的新社会，最根本的就在于实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7]192。马克思以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理论，从政治经济意义上阐明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及其内涵。他在《1857—1858年经济手稿》中指出，在社会经济关系演进中，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发展，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第一大形式的特征。这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只是直接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是第二大形式的特征。这时，一方面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已经解体，另一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这一联系的纽带就是普遍发展起来的产品交换关系，从而“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中，才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大形式以自由个性发展为特征，这一社会形态中的“自由个性”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个人的全面的发展；二是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第三大形式的发展是以第二大形式的发展为基础的。[8]107实现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形式到第三大形式的演进，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关于发展问题探讨的根本课题。

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关系发展问题的探讨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创新”概念，但他对创新的政治经济意义还是做过多方面的论述。马克思特别注重从生产力的根本变革意义上，探讨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创新”的源泉和动力问题。他认为，“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9]579。他提出：“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0]473由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为根本牵引力的创新理念，既强调了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要素的根本驱动力量，而且强调了这种驱动力量对经济运行、经济体制乃至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推动力量。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这一理论取向时认为：“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11]602

创新位于新发展理念之首位，是涵盖科学技术、经济运行、经济体制及经济制度的创新的总体理念，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面向未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12]8创新发展理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关于创新思想的深刻内涵，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关于创新理念的新境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中，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的协调，在根本上就是通过人类自身社会性的实践和交往方式，合理改变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物质财富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再是使人和人类社会“异化”的物质力量，而成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概述中认为，社会对资源的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社会对社会经济过程的协调功能显著增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也真正成为人与自然“调节”发展的“自觉”的过程。[13]9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部门和部类之间的协调发展理论做出了系统分析。习近平在谈到协调发展理念时提到，“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14]579。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关于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赓续，从多方面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于协调理论的视界。绿色发展在根本上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中的和谐协调问题，是事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161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提供了人类劳动与生存的物质对象，没有自然界，人的现实的生活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对自然界索取同人对自然界的回馈之间的协调，既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196；更体现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总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13]215。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一切社会形式所共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化形式，在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中，曾经有过以牺牲生态而谋取资本利润的惨痛教训，马克思提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13]579恩格斯更是在回溯人类久远的历史过程中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5]579

习近平指出：“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16]绿色作为中国发展理念的内涵，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凝炼，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政治经济生态经济理论的坚实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17]126因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体系中，《资本论》在对“资本一般”的探索中，诸如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关系还不是直接的叙述对象。开放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预言的《资本论》“可能的续篇”中论述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理论的新的拓展。在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判断中，习近平认为：“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16]中国开放发展的基本理念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相互借鉴发展经验，让不同发展道路交汇在成功的彼岸，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16]

共享理念，强调共建共享相统一，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等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视野的重要拓展。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新成就和新境界

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价值和理论活力所在。新发展理念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为导向，紧紧扣住中国经济社会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以显著的中国意识、中国智慧，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做出新的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7]156，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在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6]4972015年新年来临之际，习近平提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18]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是提出发展理念的基本方法，也是追求新发展理念的基本立场。

“要直接奔着当下的问题去，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19]新发展理念的问题导向主要就在于：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面前，如何将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聚集到重点领域，力求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力求在国家创新战略上实现突破，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跃升；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如何继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方面优势更有彰显；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冲刺中，如何准确定位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等民生指标，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如何使生态文明的绿色指标得到切实落实和实现，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环境质量的提高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如何增强不同地区发展的协调性，特别是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协同发展，形成国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格局；在继续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如何着力提高全面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空间；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健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分配体制和机制，明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举措，把更多公共资源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新发展理念不仅坚持问题导向，而且在“问题倒逼”中形成互为一体、协同发力的总体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20]。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指出：“一定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提高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在深化改革开放上下功夫，扎扎实实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来。”[21]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发展的基点就在于创新，特别是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要拓展视野、开阔创新领域，要“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22]。习近平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要激发调动全社会的创新激情，持续发力，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23]创新的主体在于人才，“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22]。在推进创新发展科技驱动上，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在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要把握协调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注重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习近平认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24]绿色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22]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在于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习近平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试验区辐射带动作用，着眼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使制度创新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25]要从制度和规则层面进行改革，推进包括放宽市场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在内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扩大对外开放要同实施“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紧密衔接起来，同国内改革发展衔接起来。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在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社会建设要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做起，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多一些雪中送炭，使各项工作都做到愿望和效果相统一。”[22]要坚持经济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习近平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19]习近平对新发展理念的系列论述，不仅是“十三五”时期而且也是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想的深刻阐释，反映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新的理论贡献。

 

注释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本文为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专项课题的研究成果。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2]《邓小平文选》第3卷。

[3]《江泽民文选》第3卷。

[4]《江泽民文选》第2卷。

[5]《江泽民文选》第1卷。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7卷。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12]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16]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18]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1日。

[19]《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1日。

[2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21]习近平:《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

[22]《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抓住机遇立足优势积极作为，系统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

[23]《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加大支持力度增强内生动力，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载《人民日报》2015年7月20日。

[24]《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7日。

[25]《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新路》，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