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教训和因由，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双重超越”的理想和情怀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沉的思想动力，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五四时期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的阶级载体，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成了中国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文化根源，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和实践性是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动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双重超越；五四时期

【作者简介】郭国祥(1968 -)，男，湖南双峰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喻越，男，湖北荆州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0)。

【原文出处】《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2018.5.98～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 17BDJ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中国由此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从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开始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颁布了具有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革命方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2]但这种崇尚绝对平均主义和否定商品经济的思想，不是科学的革命理论，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它只是“根植于传统小农社会土壤之上的，具有巨大诱惑力而又永远无法实现的社会乌托邦”^[3]。而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篇》本质上就不是农民运动的产物，它只是反映了少数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愿望，与农民运动格格不入，因而更缺乏现实的可能性。

地主阶级开明分子以“中体西用”为指导，从19世纪中叶开始，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但“中体西用”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既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又“拘束在旧偶像之下”^[4]，要死命维护封建制度、封建纲常伦理，并希望两者能够相互融通，其结果只能是马头和牛身的结合，不伦不类。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运动，希望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思想上仍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独断圣衷，翻然变计”^[5]，通过合法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行君主立宪。本是限制皇权的立宪主张却希望通过加强皇权来实现，无异于缘木求鱼。更何况，立宪派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软弱性和妥协性是其先天的基因，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希望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三民主义”也有太多的缺陷。民族主义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仅是把“排满”作为革命第一要务；民权主义也未能关注普通工农大众之权利，只是一种资产阶级议会式的“精英民主”；民生主义则缺乏可操作性。结果“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建立西式民主制度，但人们对政治是冷漠的……封建主义没有被真正打倒”^[6]，中国照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爬行。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说明如果没有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和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来领导，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历史在呼唤着一个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一个先进的科学的理论的产生，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

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一书认为，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等，都可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思想解放意义而言，这些运动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或递进关系，而是承前启后、前后延续的历史的统一。虽然它们的出发点并不一致，但客观的效果是，它们以接力的形式打破了中国文化盲目的自大心态和专制主义的桎梏，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行了思想启蒙。

纵观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主义之于思想文化上的集中表现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对外的文化“自大主义”，一是对内的文化专制主义。两者相互联动，互相推进。18世纪末伴随着君主专制达到最后的高峰，中国内部的思想专制和对外的自大主义，都进入到最后的高潮。对内，“文字狱”的高压迫使思想界都埋首于考据学的故纸堆；对外，1792年，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武断地回绝了马嘎尔尼访华使团的通商请求。在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清朝整个的统治集团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肆意地放纵着自己的无知和任性。

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完全落败，才真正震撼中国社会，让部分先进中国人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睁眼看世界”。但这种震撼却止步于对西方坚船利炮的恐惧，并没有丝毫正视西方制度和文化的意愿，仍陶醉于所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自我安慰中。然而，就像统治者的颟顸无知掩盖不了“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正在日益衰竭的事实一样，也掩盖不了思想专制日益无力的趋势。旧思想、旧文化毕竟已经受到了强势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现代性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逐渐渗透中国，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思考“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之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7]的原因，原本万马齐喑的中国思想界逐渐活跃起来。

洋务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即便是固执认为“西人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的封建官僚也不得不承认“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开始正视西方制度和文化。介子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之间的早期维新派，更进一步认识到“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8]，提出了学习西方制度文明的主张。至康梁时更进一步发出“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尤用旧方，未有不蝎死而重危者也”^[9]的疾呼，公然喊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口号。辛亥革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标志着负隅顽抗的“体用”思想终于被历史所抛弃，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新文化运动时，历次启蒙运动在思想上的突破终于累积成质的飞跃，它所探讨的问题不再局限于器物或制度层面，而是推进到最深刻的文化和心理层面。他们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旧文学、旧道德，立场鲜明地发起反封建伦理的思想斗争，使得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儒家思想丧失了它的合法性，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广阔的思想空间。^[10]

中国封建主义的盲目自信在强势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完全破产，西方资本主义也因其自身固有的弊病而日益丧失其吸引力和魅力。对中国人民尤其是他们的精英——知识分子而言，寻求超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而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具有超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高贵品质，自然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双重超越”理想和情怀的自觉选择。

自洋务运动培养新式人才以来，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局面就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特别是实行新学制以来，新式教育和基于新式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日渐扩大(如下图)。他们不再像旧文人一样皓首穷经，整日埋首于故纸堆，而是心怀天下，朝气蓬勃。他们的目光也不再局限于身边的方寸之间，而是放眼世界，锐意进取。激烈变化的时代和他们日渐宽阔的知识视野，使他们在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对他们而言，“双重超越”便是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

如图所示，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教育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

 

而且，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双重超越”理想从来不是一个学术上的命题，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口号，它还是一种崇高价值追求下的自觉实践。或许他们永远无法将自己的理想总结为“双重超越”，但他们的奋斗目标无疑都是趋近、暗合这一理想的。特别是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和自身境遇越来越严重的不满，他们的“双重超越”理想也日渐强化，其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和现实可能性也日渐增强。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传统的耕读仕进通道被打断，军人及工商业者这些边缘阶层开始逐渐挤向历史舞台的中央，而满怀报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却日益边缘化。加之，近代中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新式教育的产出效率，导致数量越来越膨胀的新知识分子无法被社会及时消化，甚至会产生失业的压力。一边是国家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另一边是报国无门。对新知识分子而言，除推翻现行制度进行革命外已无他途。而作为最具革命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无疑最契合新知识分子滔天的革命热情，从时人的议论中可以看出这种热情的炽烈程度：“(他们)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即便他们“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看不见墙壁”^[11]。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独特的拯救国家、“双重超越”的理想到五四前夕更加强烈了，其愿景也更加清晰了。因为时代在发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困境也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势力飞速扩展的同时，内外矛盾也在不断累积，有识之士已经能够感受到西方社会繁花似锦的表面下隐藏着的毁灭性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其战争性质的非正义性，战争过程的残酷性和战争结果的破坏性，使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恶”效应达到了极致的水平。这既彻底地击碎了启蒙以来“现代性神话”的全部幻象，也极大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合法性。^[12]梁启超在1919年游历欧洲之后，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写下《欧游心影录》一书，其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社会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终于在被西方列强背叛后达到了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氛围在全世界盛行。”^[13]一些迹象显示，作为战胜国，中国很有希望像他的西方老师一样，奔向自由、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但是当列强企图在巴黎和会上重建他们的殖民地政策时，中国人民由空虚的希望坠入深切的失望，于是爱国热情就空前地、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14]西方列强的背叛不仅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使得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对立面。因此，中国不仅要克服传统中的顽疾，还要超越资本主义，这种“双重超越”的情怀就更加炽热而且猛烈。^[15]

四、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已历数十年，学器物、学制度、学文化，凡可学者已遍学之，无奈诸路皆不通，中国依然积贫积弱。而作为中国参照系的西方列强，不仅没有显示出半点道德上的光辉，反而为攫取中国利益而采用种种遭人厌恨的帝国主义手段，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中学”遭弃，“西学”见疑，中国该何去何从，前途依然晦暗不明。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6]，“霹雳一声”，顷刻间便驱散了笼罩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头上彷徨和迷茫的阴云。

首先，十月革命史无前例地将马克思主义由一种抽象的正义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给挣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孜孜以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人们，指出了一条迥异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它带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无论人们居于何种立场，都不得不承认它的伟力。吴玉章说：“从前(我)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俄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17]其次，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一环”的俄国，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国情：两者都是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都卷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都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这种相似性，大大地强化了榜样的吸引力，也为中国“第三种文明”的选择提供了强大的事实根据。鲁迅后来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起来，但不知道‘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18]

此外，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正确的对华政策，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和新生政权的好感，进而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道路和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热情洋溢地写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盛赞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19]，他热情地欢呼：“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0]

同时，在这个时期，除十月革命之外，芬兰、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和属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及其他各国也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形成鲜明对比。凡有识之士都已能看到十月革命和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已不可逆转地成为世界革命洪流的浪头，而中国也必将参与其中搅动更大的风浪，势必要摧毁国内外一切剥削者强加在人民身上的锁链。

五、五四时期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的阶级载体

作为工人运动经验科学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会丧失其存在的基础，从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列宁说得好：“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21]；只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物质力量，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是1899年，当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大同学》一文，文中提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后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也在多个场合谈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介往往只限于只言片语，甚至是断章取义。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彼时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借来同它的敌人作斗争的理论工具，还没有遇到它的物质力量和阶级载体——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未能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刚产生不久，发展有限，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为微弱，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占主要位置。”^[22]二是历史还未产生一种社会力量去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牵线搭桥。因此彼时的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一种空想”和“一种善良的愿望”。

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23]。历史走到“五四”这个拐点，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有意愿和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1919年6月3日，上海的工人阶级投入斗争，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1.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日益壮大，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阶级载体。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开始缓慢起步并不断发展，尤其是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壮大。据《农商部统计报告》提供的数字，1910年所设工厂数是986家，1911年787家，1912年1502家，1913年1378家，1914年1123家。^[24]1913年-1919年间，中国的工人总人数由60万人猛增到260余万人。^[25]虽然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的工业化程度仍十分低下，但从绝对值上看，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而且他们所处的地域、行业都相对集中，这易于工人运动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还有独特的一点，那就是受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局限，他们不得不同时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相较于受剥削程度较轻的西方各国同行而言，中国工人阶级生存环境之恶劣、残酷举世罕见，“这就造就了他们极强的革命本性和革命意愿”^[26]。作为同时拥有强大力量和坚强意志的中国工人阶级，他们不能再忍受只有压迫却毫无权利的现实，而整个社会也无法承受继续忽视它的力量与声音的代价。

2.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知识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在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感觉到工人阶级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以各种方式如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劳动补习学校，出版各种面向工人阶级的宣传册子、刊物等将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积极致力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他们知道无论马克思主义多么科学，多么正确，如果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它就会丧失存在的基础和生命力。同样，无论工人运动多么轰轰烈烈，多么波澜壮阔，如果缺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也必然走向失败：不是败于力量分散，被各个击破，就是败于被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所拉拢。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受到了启发，新的革命领导力量受到了锻炼，最后催生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义而言，与力量强大的工人阶级相结合，不仅迅速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它生命发展所必需的社会载体。

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成为了中国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思想缘由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这些文化基因上的一致和融通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重要原因。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似的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理想是建立大同社会，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已经具有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就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27]，某种程度上二者算是殊途同归。“大同”理想不仅是沉浸在中国人心中的美好愿景，而且还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为之奋斗的连续不断的社会实践。从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到发动黄巾起义的“天公将军”张角，再到制定《天朝田亩制度》的洪秀全，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都不约而同地选取“大同”理想中的某些内容，作为其政治纲领，以号召群众推翻封建统治者。可以这样说，“大同”理想是当时所有中国人在理想追求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最高理想上的相似性，无疑是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价值观上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拥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拥有对人的价值、尊严、精神的高度肯定，在这一点上，可以毫无愧色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比西方传统文化更具内在契合性。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的彻底解放，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8]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马克思反复强调共产主义运动所要建立的社会形式也应当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29]。这种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要求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和回归，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充分尊重，因此马克思主义绝对不存在什么“人学的空场”，它是一门真正的关于“人”的学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的核心也是人，马克思主义所饱含的人道主义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善”的追求不谋而合。除此以外，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精神还具有用来反抗社会黑暗的现实意义。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认识论上的共鸣。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同样，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也非常重视实践，甚至可以说，“实践智慧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和核心”^[30]。儒家学说的本质是入世的学说，服务于现实世界是它最显著的特点。儒家思想在国运衰弱、社会气氛转向保守的时期，可能更关注于“内圣”，但是“外王”也一直是它的追求，并且从来不曾被抛弃过。即便是特别强调做“修身”功夫的理学和心学，也主张“实践智慧必须化成实践的行动，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31]。更不用说，本身就侧重于“外王”的事功派和经世致用派，在救亡成为时代重大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下，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实践的一面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4.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里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就辩证唯物主义而言，唯物论和辩证法都能在中国找到其朴素的原型，对中国人而言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朴素唯物主义一直是中国哲学的自觉追求，从东汉的王充到中唐的柳宗元，再到明末的王夫之，唯物主义思想一直在不断发展并日臻完善，其传承从未断绝。至于辩证法思想，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直绵延不绝、不断发展。中国人对朴素辩证法的认识早已超越了诸家显学的理论说教，其触角已延伸至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天文地理、农商百工，小到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所有的领域无不充斥着辩证法的智慧。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很多朴素的历史哲学，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的社会发展思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物质基础论，等等。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融相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后，很快便能被中国人所自觉接受。

七、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和实践性是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32]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人民的和实践的学说，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实践产生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些基本观点为人类从根本上摆脱唯心史观、神学论和神秘主义的束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进而科学地认识自然、人类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孙中山在拜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后也曾倾心称赞：“他(马克思)一生研究社会主义，便在科学方法上去做功夫……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办法，就是科学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33]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34]。在五四时期，就连梁启超等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社会最有价值的学说”^[35]。他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光明前景，只是认为“进步有等级，不可一蹴而就”，在极其落后的中国贸然实行社会主义“其流弊将不可胜言”^[36]。

马克思主义是总结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汇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融会贯通而成，是人类优秀文明的结晶和集大成。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7]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学说，与时代一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8]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的历史。

2.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革命斗争精神。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的任务就是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思想武器。《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9]这种强烈的斗争精神展现出蓬勃的朝气和生机，对彼时的中国人民，尤其是那些“提着灯笼，满街找超人；拿着棍子，满街打魔鬼”^[40]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拥有难以抵挡的魅力。

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1]马克思主义并不打算与任何落后的上层建筑因循苟且，它的使命就是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落后的社会制度，可以说彻底的批判性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最凸显的特质。

马克思主义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精神。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成就了伟大人生。”^[42]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想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具人道主义关怀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理想追求，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身，即便是它的反对者也不能否认这种理想追求的魅力，如梁启超所说“要之是世界大同观念一部分的发现，无论何人总该承认”^[43]。

3.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4]。五四之前，英雄史观、唯心史观、神秘主义等甚嚣尘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历史的主角，平民百姓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木偶和历史摆设。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劳动大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底层工农才是社会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兴趣。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从关怀人类命运与发展的角度，通过批判旧世界哲学，建立起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45]它符合中国人民寻求自身解放的期待，符合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立场。在中国近代史上，五花八门的主义和政党层出不穷，虽然他们也高谈什么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标榜所谓发达民力，“使全国人民享受共和民国的幸福”^[46]等等，但实际上他们往往都只是权贵阶层的传声筒，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从来不曾也不可能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无法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也就不能使人们哪怕在情绪上倾向它们”^[47]。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它的践行者，从始至终都毫不动摇地将人民利益摆在核心位置。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48]“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经比较很快就找到了真正代表其利益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政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并采取了实际行动来拥护它。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统一。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是最革命和最有前途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表现，致力于指导无产阶级寻求自身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和任务。同时，作为全人类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不能超出人类社会而独自存在，从普遍解放的意义上讲，“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49]。无产阶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从而自觉组织起来为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而不懈奋斗。对近代中国人民而言，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希望。

4.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50]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主义”充斥的时代，各个思想流派纷纷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但是很少有人埋头苦干，去践行理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厉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像是一股清流，令无数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同时，其影响也随着实践而超出知识阶层蔓延至全社会。在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如1920年，李启汉在上海创办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邓中夏等人也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他们以各种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工人阶级，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自觉。尽管此时工人阶级还不能从理论上完全认识到自己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同时认识也反作用于实践。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要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具体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上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则从理论上否定了僵化的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进行解放斗争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就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个时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1]近代中国百病丛生，对症下药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主义所能解决的，必须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断言“治所有病痛的万灵药是绝不存在的”^[52]，实际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消灭现存状况”的彻底革命精神的攻击，害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变革中的惊天伟力和对现存秩序的破坏。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迅速回敬了反对阵营的攻击，指出：“在一个毫无组织而暮气沉沉的国家里，若是没有经济制度上的彻底改变，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53]只有彻底打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中国才有可能走向新生。事实证明，点滴的改良主义从来没有在中国掀起什么风浪，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才使中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它一来到中国，就引起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并迅速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实际上，在五四时期，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涌入中国的不仅仅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如英国罗素的改良主义、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德国康德的先验主义、德国尼采的个人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法国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奥地利迈农的新实在论，以及老牌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它们在儒家传统思想受到沉重打击后纷纷粉墨登场，也吸引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无怪乎时人慨叹：“(现在)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的主义。”^[54]但这些思想主张往往只能漂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终究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免不了“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喧嚣过后，短短几年就波平演静、了无痕迹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在风雨之中扎根于中国社会，掀开了新陈代谢的另一页。”^[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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