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刘少奇是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建党初期参加并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是党的群团工作优良传统形成的重要历史起点之一。这一时期党的群团工作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独特作用，是因为它拥有集政治性、群众性、先进性于一身的突出特点与组织优势。

参加并领导安源工运是刘少奇投身革命的重要开端。1922 年9 月，年仅24 岁的刘少奇作为谈判总代表参加领导了安源九月大罢工，“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罢工胜利后，刘少奇留在安源继续工作，一直到1925 年5 月初赴广东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后才离开安源，是安源工运的主要领导者与决策者。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安源工运事业欣欣向荣，是当时全国工会及青年团事业的重心之一。尤其在二七惨案后各地革命处于低潮的困难时期，安源工运却仍继续向前发展，安源因而也被誉为“中共的小莫斯科”。安源工运的辉煌成果凝聚着刘少奇无数的心血与智慧，尤其是他在安源成功开展的群团工作更是为安源工运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安源工运是刘少奇探索党的工会工作的成功实践

由于中共一大确立了以工运为中心的斗争策略，在大会结束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开始将安源作为发展工运的重点区域。1922 年5 月1 日，著名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作为中共早期重要的地方产业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在整个安源工运过程中发挥了中坚作用，被誉为“中国劳动界的一根柱石”。1923 年4 月，刘少奇接替李立三担任工人俱乐部主任以后，工人俱乐部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规模实力、办会水平及影响地位等均得到了很大提高，堪称为中共早期工会的典范。

在工会的定位方面，刘少奇在安源时就强调，举办工会的意义主要在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加深工人的‘阶级觉悟’，训育工人抵抗的能力和产业管理的知识”。因此，他既不赞成将工会完全作为党的组织，也反对将工会视为单纯的群众组织，而是倡导工会应该充当党群关系的联结点与沟通器。正是从这种定位出发，刘少奇在担任工人俱乐部主任期间，采取了众多措施，使俱乐部在组织体系与功能发挥等方面得到极大优化。

扩大工会规模。由于俱乐部成立之初，“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交换智识等数句空话，对于工友切身之利害，初未明言”，加入的工人仅有 300余名，“后乃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刘少奇领导 1922年九月罢工胜利以后，工人俱乐部赢得了工人的高度信任，会员迅速增多，安源12000余名工人均争先加入俱乐部，俱乐部因而也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和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产业工会之一。

加强工会组织纪律建设。刘少奇在安源时反复强调：“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和军队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他的使命，才能达到他真实意义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标，刘少奇仿效苏维埃政权模式，坚持由小及大和民主集中，着力加强安源工人的队伍建设与组织建设。

他将十人团作为工人组织细胞，并要求以其为基础，层层选举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等工人骨干，并最终由他们选举产生俱乐部议事机构与行政机构。为提高俱乐部服务工人、教育工人的能力与水平，俱乐部除设立教育、互济、会计、文书、庶务、讲演、游艺、交际等八股（后改为委员会）外，还设有裁判委员会、经济审查委员会、出产整理委员会、消费合作社、工人纠察队等其他机构。这些机构涵盖了教育、司法、宣传、治安、生产、社保等多项职能，既保证了党对工会的有效领导，也保障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工人的切身利益，同时更提高了工人的斗争意识与政治水准。

由于坚持了刘少奇的议行合一、统分有序的工会组织原则，当时安源工人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十分严密，“他们视团体命令如军令的不敢违抗，即至于有个人生死关系，亦所不顾”。工人俱乐部实力的增强是它在二七惨案以后依然能在全国“巍然独存”的重要保证。

在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安源工人俱乐部成长迅速，成就斐然。工人俱乐部在安源具有崇高的威信与极大的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半政权机关，“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工人的境遇也由此大大改观。刘少奇曾就此谈道：“我们在万余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罢工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

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影响与带动下，不但汉冶萍总工会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工会及全国铁路工会等一大批著名工会组织得以相继建立和壮大，而且它的办会精神、规章制度及组织原则等更是逐渐为其他地方工会所效仿与借鉴。

（二）安源工运是刘少奇开展青年团、少年团和妇女工作的重要开端

1922年初，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填写“团员调查表”就时，将参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他在领导安源工运期间，除对工会工作进行了众多思考与实践外，还利用安源工人俱乐部这个合法的公开机构的存在，为当时安源的青、少、妇等群团工作提供了很大支持。

一是使安源成为中共早期青年团事业的重镇。安源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1年底，最初由 8名团员组成，由李立三任书记。 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九月罢工胜利后，“安源的地方团组织发展很快，当年冬天团员总数已达到 100多人，年底即建立了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安源成为青年团正式成立后最早建立地方团委的地区之一”。在接替李立三的工作后，刘少奇对安源青年团事业高度重视。 1923年，他在俱乐部成立了以教育 3000多名 25岁以下安源青年工人为主要职能的青年部，并先后选派陈潭秋、贺昌、黄五一等俱乐部干部担任安源团地委主要领导，不但为安源青年团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的活动平台，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安源青年团事业发展。

据统计，到 1925年 8月，安源青年团员多达 433人，支部 36个。团员数约占全国团员的 1/10，是全国最大的和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团，为安源党组织迅速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除团员人数多以外，由于安源青年团组织严密、工作扎实，因而成为当时中共党团工作的重点区域。

二是关心安源儿童解放事业。安源是中共少运较早的发起地。安源工运之前，由于路矿两局对地方教育持轻视与歧视态度，安源不但学校少，而且主要面向路矿两局职员的子弟招生，广大工人子弟没有就学机会。“成群成累工人们的子女们，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压迫，望着商场化贵族式的学校，不得其门而入，将来除做资本家底奴役，别无途径。”安源工运兴起后，党高度重视安源儿童的教育工作，刘少奇在担任俱乐部主任三年间，更是倾心尽力在安源大力兴办工人教育。

工人俱乐部在刘少奇领导下，先后举办了七所工人学校，每校均包括补习部与子弟部。补习部面向安源工人，子弟部则专门为工人子弟提供免费教育。到 1925年 8月，七所学校的学生数高达 700余名，基本解决了安源工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扩大办学规模的同时，刘少奇还将 “培养基础知识，陶冶社会完人 ”作为学校开办的目的。当时安源儿童除接受正规文化教育外，还踊跃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的综合素质由此得到提高。

1924年，党的少年儿童组织的先驱安源儿童团易名为安源劳动童子军，当时“七所工人子弟学校相继建立了劳动童子军，人数逐渐增多，七校共有学生 700多人，大多数加入了劳动童子军”。劳动童子军儿童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同时，还积极承担放哨、站岗、罢工、演说等政治任务。

三是积极支持安源妇运工作。刘少奇在安源期间，非常重视妇女解放事业。他除了通过演讲等形式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外，还规定俱乐部所办学校要保障安源女童受教育权利。在刘少奇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1924年，安源七所子弟学校共招收女生 178名。为拓宽安源妇女就业门径，俱乐部还拨款设立了妇女职业部，该职业部以“养成职业技能，增进必须知识，以为妇女解放之基础”为办学宗旨，妇女既学习文化又学习了技能，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刘少奇在安源还带头倡导新式婚姻，他与何宝珍是在工人俱乐部里结婚的。在刘少奇的感召与影响下， 1925年前后安源妇女组建了女界联合会，通过它，安源妇女以集会、演讲等手段积极宣传婚姻自由、男女平权、移风易俗、禁毒戒嫖等主张。

在刘少奇领导安源工运期间，安源工、青、妇、少等群团工作突出呈现出政治性、群众性与先进性等特点。

（一）政治性

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群团组织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决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承担起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刘少奇在安源开展群团工作期间，始终坚持增强群团工作的政治性，将坚持党的领导及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作为安源工、青、妇、少等群团组织的工作重心。

首先，通过人事安排、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党对安源群团工作的领导。在人事安排上，为确保党对群团工作的组织领导，当时安源青年团及俱乐部的主要领导均基本由中共党员担任，如“俱乐部百代表及主任中大部分都是党员”，“总代表一般都是党员 ”。

在联席会议方面，由于中共党团当时处于秘密运行状态，因此，涉及群团工作事宜及决策多采用联席会议解决，如“青年团委员会开会时，中共及工部各有一代表参加”。在刘少奇领导安源工运的时间里，这些制度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党对安源群团工作的领导一刻没有放松。

其次，领导群团组织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具体来说，安源工运之始，刘少奇带领工人俱乐部等群团组织积极响应党组织提出的“哀而动人”的罢工策略，以奋不顾身的勇气率领安源工人取得了大罢工胜利；二七惨案以后，刘少奇又响应毛泽东等制定的方针，采取“弯弓待发”的政治守势，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依然稳步发展，并积极为其他地方革命提供支持；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又率领工人俱乐部等群团组织积极呼应国共合作倡议，在安源、萍乡等地开展国民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虽已离开安源，但他所培养与教育的广大安源工人却继续为秋收起义、两湖农民运动及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等党的重大战略部署作出贡献。

最后，要求群团组织积极传播党的思想理论。刘少奇在安源工作时十分重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提出俱乐部所办学校是“进行政治教育，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课堂”。除了要求俱乐部等群团组织所属成员要努力学习党的政策方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刘少奇还希望通过各种丰富多样的形式对工人及其子女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培养。在刘少奇等的领导与部署下，青年团、工人俱乐部等群团组织通过举办集会、演说、游艺等活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当时俱乐部的青年部就“经常把青年工人组织在俱乐部中，通过唱歌、演戏、学文化、搞各种娱乐活动，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将青年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

刘少奇还牵头在安源创办了工人读书处 5处、工人图书馆 1所，修筑大讲演厅 1所，不但使安源工人有了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空间，而且为他们的思想成长与政治进步提供了良好环境与氛围。

（二）群众性

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刘少奇曾指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把底子交给群众，这样群众才信任我们，我们做什么事情，群众才会和我们在一起。”安源工运期间，刘少奇经常深入到安源工人群众当中，与他们遇事磋商，携手前行，结下深厚友谊。在他的领导下，工人俱乐部、青年团等群团组织始终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服务群众、关心群众，赢得了安源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李维汉曾评价安源工人俱乐部“得到工人的信仰和爱戴，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和很高的权威”。

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刘少奇在设计安源群团组织的体系框架时就要求体现群众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如俱乐部的十代表、百代表及总代表等工人骨干均由工人产生，对工人负责，而由这些代表选举产生的俱乐部主任团（执行委员会）及各股（各委员会）等办事机构也多由一线工人兼任。俱乐部和团地委主要领导即使不直接参加企业生产，也多在学校、合作社及《安源旬刊》等部门从事一定工作，保证了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二是坚持全心全意维护群众利益。俱乐部先后通过两次政治罢工，除迫使矿局在工资改良及工伤抚恤等方面答应工人正当要求外，还明确要求矿局禁止打骂侮辱工人，保障工人人身自由与安全。 1922年底，俱乐部一举废除了在安源存在 20多年的罪恶的包工制度，极大解放了工人。为解决工人养老、就业、看病等后顾之忧，刘少奇专门在工人俱乐部成立了故工抚恤委员会、工友病亡协会及劳动介绍所等机构，大力提高工人福利，积极帮助工人排忧解难。这些措施维护了工人权益，提高了工人待遇。

刘少奇还领导俱乐部先后举办工人消费合作社 2处，共建俱乐部大礼堂 1所。合作社商品从外地低价采购，“经营的货物，主要有布匹、油盐、文具，即是说，衣食……日用百货尽可能有”。这些商品低价出售给工人，大大减轻了商家对工人的剥削。合作社同时兼办工人储蓄、兑换等业务，便利了工人生活。为满足工人文化需求，刘少奇还发动工人共建了上下两层的俱乐部大厦，“大厦是砖木结构的，气势雄伟，门前场地很大”，“能坐听众二千人”。

这所大厦由工人自己集资、自己兴建、自己管理，大厦修好后，俱乐部经常在里面举行各种集体活动，刘少奇也多次在里面发表演说，参加游艺，不但丰富了工人的精神生活，也密切了与安源群众的关系。

三是防止脱离群众的官僚化倾向。刘少奇明确要求俱乐部、青年团等群团组织的办事人员必须恪守职责、依规办事、不搞特权。如俱乐部当时规定：“俱乐部职员如办事不公或手续失措，小事可由最高代表委员会揭示于俱乐部，以示薄惩；大事则撤换另选，最大事可送法庭惩办。各级代表不遵守本部章程及议决案或放弃职责，一二次小事则由最高代表会揭示于俱乐部以示薄惩，三次取消代表，大事除名，最大事送法庭惩办。”

在工资收入上，当时“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不分主任、通讯员，每个月都是 15块钱 ”。俱乐部主任刘少奇更是率先垂范、不搞特权。当时他与何宝珍在安源婚后经济非常拮据，何宝珍坚持在夜校教书，孩子刘允斌出生后因为经济困难还差点送人养活。尽管如此，刘少奇仍然坚决拒绝俱乐部给他涨工资，他在安源工作时常年都穿破旧衣服、吃粗茶淡饭。通过上述措施，刘少奇从制度、纪律等多方面有效保证了安源群团组织在履行职能时能拥有风清气正、廉洁办公、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范。

（三）先进性

刘少奇率领群团组织努力追求时代进步，在安源进行了一场气势恢弘的社会治理事业，大力荡涤社会旧风俗，积极营造社会新风尚。

首先，努力破除宗教迷信思想。由于安源地处乡野，长期与都市隔离，在安源工运之前，安源工人信仰中存在着较多消极落后的陋俗陈规，宗教迷信思想即为其中之一。当时，由于得到地方政府及路矿两局的默许与支持，安源的宗教迷信活动十分盛行，除风水道士、和尚尼姑等传统宗教势力在安源有较大影响外，“基督教颇有势力”。安源的学校几乎为教会垄断。这些教会学校打着办学的名义传播有神论思想，“言经学是教会的经学 ”，在教育启蒙的同时，也影响了安源儿童世界观的形成。还有些敌对势力以传教为名义，进行文化渗透和政治宣传。

安源工运取得胜利后，刘少奇率领安源群团组织开展了“非基督教运动”。当时，俱乐部、青年团“派人调查天主堂，福音堂，同善社等机关 ”，还在工人、学生中进行广泛的无神论宣传。仅在 1924年 12月，俱乐部的青年部就以“基督教与无产阶级”“基督教与青年工人 ”“基督教与小孩子”等多个主题开展了讲演。青年团也宣传了宗教对少年儿童的欺骗性，并带着他们做游艺。通过不懈努力，安源宗教迷信思想的传播受到遏制。

其次，大力消除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安源工运之前，安源地方社会秩序混乱，黄赌毒现象突出。不少工人参加红帮并吸食鸦片。“工人休假之日，便是大嫖大赌之日。”安源工运胜利以后，刘少奇开始以工人俱乐部为基地对工人进行了思想净化与行为纠正。他要求俱乐部讲演股将“纠正工友的错误思想，引导工人走入正当的路道”作为工作重点。讲演股先后购置了幻灯机、电影机等放映工具，通过多种途径向工人宣传嫖赌与鸦片之害。

他自己则多次重心长地告诫安源工人：“嫖、赌，我们工友都不应该去做，而且种种作恶的原因，都是赌、嫖，我们应该归正轨做各种发展的事业。”为加强工人自律，工人纠察队每晚至工人生活处所进行巡察，凡发现有黄赌毒等行为，轻则罚工，重则送警。通过这些努力，安源黄赌毒逐渐灭迹，地方社会风气也随之清朗。

最后，积极培育工人乐观向上的新型人格。在安源，由于工人长期受苦受难且抗争无门，存在一定消极自卑的心理。成为安源工运的主要领导人后，刘少奇在改善工人经济社会地位的同时，还大力通过群团组织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与精神状态。他要求俱乐部、青年团等经常举办演说、表演、戏剧、歌舞、球赛、电影、游艺等娱乐活动，在安源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这些活动既陶冶了工人情操又丰富了工人生活，使他们一改过去消极颓废的灰暗心理，开始形成了一种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

他告诉工人们：“有些以为工人是无产阶级，办事情不应该有秩序，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这种观念是很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组织不仅是只这样大就止了，将来组织还是极大的。”在刘少奇等党团领导人关怀与帮助下，安源工人增强了身份认同感与自豪感。他们说：“工人有了俱乐部，腰杆子都硬了。部员在社会上也受人重视了，人们一知道他是部员，就给凳子坐，给杯茶喝，我们工人在当时从来没有这样受人招待过。”

安源是刘少奇革命生涯的重要起点，也是他终生难忘的地方。这近三年的革命历程，使刘少奇与毛泽东、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一道，在安源大地上书写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同时也坚定了他毕生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

安源工运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党早期在安源开展的群团工作的支撑。从这个角度上说，安源工运既是党早期工运的成功典范，同时也是党探索群团工作的重要历史起点。在安源，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开创出一种把苏俄等国政治动员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群团工作新模式。这种群团工作机制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群众为参与主体，不但在当时实际工作中展现了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与社会效应，而且初步确立了后来党的群团工作的结构框架与基本走向。

安源工运中党的群团事业是由毛泽东、李立三等人开启的，但他们不久即离开安源，由刘少奇承担了安源工运中党和群团的主要实际工作。他既对毛泽东等人开创的安源群团工作进行了继承，也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化拓展。在他的领导下，不但 1922—1925年间安源的青年团、工会、少先队、妇女联合会等群团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革命成就，而且还形成了这一时期党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理论成果。可以说，刘少奇是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奠基人。

刘少奇等在安源探索出的以政治性、群众性及先进性为基本特征的群团工作方法，兼具政治动员、民生建设及革故鼎新等多重功能，体现了党的务实、为民及进步等革命传统与领导优势。正因为如此，群团工作成为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在今天，传承与发扬好党的早期群团工作的经验和方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陆华东，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