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党内外迫切希望改变“文革”中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状况、急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和情绪支配，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新一轮的严重失调。

陈云以敏锐的眼光，高度注意到当时经济建设不从实际出发，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办法，促使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一项重大决策。

陈云具体领导了80年代初期历时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这次调整，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十年“文革”及其以前经济建设积累下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及时解决了1978年出现的“洋冒进”，使“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全面继承了1958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进行“全面跃进”，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77年底，又提出将今后23年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在2000年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为了贯彻上述任务，1978年2月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即将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些文件具体提出：从1979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对这样的规划，稍有经济工作经验的人便会判断：一不切合国力所能；二时间短、要求过高过急。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催促了业已形成的经济新冒进，既不利于集中力量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由于“左”的错误指导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严重状况，极大地妨碍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的发展；也不利于解决人民生活中长年积压下来的“欠债”，包括衣、食、住、行、用、教育、医疗、就业，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处在饥饿贫困的状态。这样的情形，实质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危机。

陈云在党内是较早发现国民经济发展新冒进问题的人。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早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在东北组发言指出，要把农业放在必要的位置上，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他不断提醒人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在东北组发言。针对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他提出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突出地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并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阐述。他认为，弄清“实事”并不容易，要做到，必须“交换、比较、反复”。只有按这六个字弄清情况，才能把事情办好。这对解决当时中央领导层在认识国内经济形势方面的分歧是切中要害的。

与此同时，陈云还提出解决经济过热问题的几项应急的重大举措：一是近三、五年内进口多一些粮食，这是大计；二是引进工业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不要一拥而上；三是要给地方（各省、市、区）一定数量的真正机动财力；四是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五是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陈云这些重要意见，促使党中央领导层正视现实，转变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使经济工作从急躁冒进的势头向调整改革的方向转变。在陈云发言的导向下，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围绕着工作重点的转移，结合1979、1980年国民经济的安排和当前经济建设实际，从历史到现实，研究、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的最突出、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不端正，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经济长期处于徘徊停滞状态，对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改善造成很大妨碍和损失。结论是，对国民经济调整势在必行。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和任务的讨论，对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发生了巨大作用，对1979年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有着积极意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79年3月14日，陈云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了六点意见。鲜明地、郑重地向中央提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根据这封信的建议和实际情况，同年3月21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国务院经过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

会议开始时，李先念首先检查了对经济建设形势估计不够全面，只看到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财政收入有所增长的顺利情况，而对国民经济被严重破坏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估计不足。因此，1978年一再追加基本建设，增加新建项目，造成了不必要的失误。他具体分析了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统一思想，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接着，陈云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四个问题。“我们搞四个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国家是一个9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出发点，不能脱离这样的基本国情来制定建设蓝图。

“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这是陈云一贯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还明确指出：“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陈云的意思是，按比例发展，并不是指标愈低愈好，钢搞得愈少愈好；想指标高一点，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这是根据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而提出来的。他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

对2000年钢产量定多少合适？陈云认为，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他提出，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2000年搞到8000万吨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他提出：“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

最后，他提出，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做重要的题目。在会议结束前，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

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并确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把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概括为八个字，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是一个新的“八字”方针。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问题，正式通过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会议印发了邓小平、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李先念代表党中央讲话。

李先念的讲话，传达了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复酝酿、慎重考虑之后，作出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的重大决策。李先念在讲话中提出，这次调整必须实现以下主要任务：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他还强调，贯彻新“八字方针”要执行12条原则措施：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例协调起来，使商品供应同国内购买力和对外出口增长相适应；突出地加强煤、电、油、运输和建筑工业的生产建设，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认真调整工业企业，引进要循序渐进；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对物价必要的调整；切实解决好劳动力安排问题；坚决控制人口的增长；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各项计划互相衔接不留缺口。

这篇讲话的基本思想和具体措施，完全反映了陈云的想法。与会同志深入讨论了李先念的重要讲话和会议印发的文件，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一致同意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继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胜利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从1979年4月到1984年第三季度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也就是我国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从这点上说，8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是独具特色的，是与1961年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不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以对人民无比负责的态度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过细和慎重的工作作风，一手抓紧国民经济的调整这个中心工作，一手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第一，重申建设四化，要坚持实事求是，关键要弄清事实，清醒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是拨乱反正的根本环节，也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次反复在中央重要会议上郑重地提出来的。他既针对当时盛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同时也针对党内自1958年以来“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的事实。

经济工作长期存在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其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对中国国情没有弄清楚。陈云经过长期调查、观察与思考，明确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远不是很多。”

陈云还进一步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情，并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

陈云这些科学论断，清晰地告诉我们应当对中国国情特别关注以下几点：一是中国是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同时是农民人口占80％的大国，农民生活很困难，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要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这是头等大事。二是中国还很穷，又要在20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又要改善人民生活；人口众多，而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这些是不可回避的矛盾，我们只能在这些矛盾中搞四化。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农业对建设约束力很大。只有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搞清楚这个“实事”，才能进行正确的“求是”，事情才能办好、办成功。

第二，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陈云充分注意到，“左”倾错误对党内影响年深日久，因此，必须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为此，陈云主张一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二要在适当范围充分讨论，意见不一致总可以解决。

1979年9月2日，陈云致信姚依林，请他将财政部整理的《关于1950—1979年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基建拨款的资料》，印发给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员并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30日，陈云委托财政部整理好《关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四次紧张和波动的资料》、《关于能否压缩流动资金搞挖潜、革新、改造的资料》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国务院各副总理、财经委员会成员并政治局委员。

印发通知中说，国务院领导同志建议认真研究这两个历史资料。这对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做好经济工作极为有益。印发《关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四次紧张和波动的资料》等资料时还引用了陈云的一句话：“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第三，郑重地指出，开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后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陈云根据领导我国经济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深刻理解，审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历程。

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郑重地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这段准确判断和透彻分析，的确是入木三分。

深刻理解陈云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主要错误的正确论断，不仅能正确认识历史，更重要的是对当今和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陈云科学地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特别自1958年以来这个错误就严重起来。这鲜明地告诉我们，经济建设中犯的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左倾冒进的错误。这个科学判断，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建国以来发生过的党内围绕经济建设的论争和实践中的许许多多的分歧，也才有可能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拨乱反正。其次，陈云明确地指出：1958年以来“左”的错误严重起来，使我们付出重大的代价，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痛”。再次，陈云尖锐地提出了“左”的错误来源于“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教训。

陈云在将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有机结合起来的同时，对调整国民经济工作的指导十分精心，既是具体的，又是可行的，从而使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成为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调整国民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主要是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工业与交通等问题；二是长期积压下来的人民生活中的一系列“欠债”问题，即衣、食、住、行、用五大问题，还有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加严重的财政收支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等问题；四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五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包括农业、工业、计划、财政、物价、工资、税收、金融、商业等）。五项任务，重点是前三项。

整个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历时五年，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4月到1980年年底为第一阶段，着重调整了农、轻、重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1981年到1982年为第二阶段，针对前段调整中存在的问题，着重削减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消费，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经济局势；1983年到1984年第三季度为第三阶段，着重深入调整，积极改革投资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

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关键在头三年。陈云对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是多方面的，指导是具体的。这些，我们从以下三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中可以看出来。

第一，对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两个大政方针，指导全局。1981年12月，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郑重地提出经济建设中两个大政方针：一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兼顾好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这个大政方针在调整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二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大政方针。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8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高度重视并贯彻这两个大政方针，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第二，明确提出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要逐步改善农民生活，这是头等大事。陈云在调整国民经济中首先特别关注农业和农民。而解决农业经济发展与改善农民生活是很具体的工作。例如陈云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陈云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发展。他提出，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说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不准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想办法保证粮食逐年增产。发展农林牧副渔以及经济作物，粮食还是第一位。陈云还正确总结了在农村处理不同生产部类关系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因为这是“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

第三，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问题，调整好年度经济计划。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是这次调整国民经济必须解决的重点。陈云深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79年3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接指出：“现在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是白搞。”

他同意国务院提出的意见：“要让先进企业‘吃饱’”，“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陈云对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非常坚决的，他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会议上明确提出：“三年之内不增加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再‘耽误’三年有什么了不得！过去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那就再‘机会主义’一次吧。”根据这个精神，为更好地保证全国人民消费水平提高，国家压缩了财政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

经过5年努力，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令人振奋的成就，开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较快发展的新时期。实践证明，陈云所作的“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根，继续稳步前进”的判断，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