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也是天津觉悟社成立100周年。

觉悟社是弘扬五四精神、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天津人民永远敬仰的革命遗产、永远珍视的精神财富。1984年，在觉悟社旧址基础上，复建觉悟社旧址陈列馆，为位于三马路、四马路、宙纬路、宇纬路之间的多进三合院格局。1986年9月10日，邓颖超专程来馆视察并题写匾额，从此改称“觉悟社纪念馆”。

觉悟社既是天津重要的近代历史人文资源，也是天津各界深入开展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如今，天津觉悟社纪念馆这个革命文化阵地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日益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日趋显著。

觉悟社是在五四风雷激荡中由周恩来等领导下在天津成立的青年进步团体，诞生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地点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位于东南角草厂庵），男女社员各十人。

1919年9月2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在赴京请愿返回的途中，热烈地讨论起天津反帝爱国斗争今后发展方向等问题。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精诚合作，成为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核心。张若名主张，参加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校学生也要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周恩来对她们的意见表示支持，并进一步提出，这两个学生团体要各推选若干人，合办一个刊物，通过传播新知识新理念，推进天津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由于周恩来有编辑《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经验，而且领导能力出众，大家皆能服膺，因此对他的这个主张都深表赞同。返津后，经过大家十多天的筹备，觉悟社秘密成立。

觉悟社成立伊始，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曾专程来津予以悉心指导。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邀到天津讲演，会后被邀请到觉悟社与社员们座谈。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回忆：“我们请李大钊先生坐在门口的一张靠背椅上，十几个人都站着听他讲话。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的是李大钊那种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的长者风度。在他身上，没有半点骄矜之气。他衣着朴素，穿一件蓝长衫，外罩一件黑色马褂，和我们十几个人拥在一间小房子里，像一家人一样，和睦友好地亲切叙谈着。”“最年青的社员邓文淑(即邓颖超，当年才16岁)简单地向他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旨趣，并表示要向北京先辈学习。”

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封建习俗、男女同学共同组成团体等深表赞许，他称赞“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他还勉励觉悟社社员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探索革命真理，为改造中国而奋斗。李大钊的亲切鼓励和谆谆教诲，给觉悟社社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更加坚定了大家打破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信心。

与当时的进步社团相比，觉悟社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是组织严密。发展新社员，须社员三人以上介绍，介绍人必须对申请者的优缺点作详细报告，然后由全体社员讨论，再根据申请者的态度，决定可否吸收入社。二是明确规定社员要秉持“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社内经常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组织采取委员制，社务由大家分担，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全体社员的讨论。四是社员之间不使用姓名相称，均以抓阄后的号码为代号，对外也是如此。

觉悟社很快就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其成员以天下为己任，以强烈的使命担当，站在时代最前列，努力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1919年10月25日出版的北京《晨报》曾评价觉悟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

1920年1月，在觉悟社主要成员的领导下，发动天津爱国青年开展反对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和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张若名与其他各界代表遭直隶当局逮捕后，不仅勇于斗争，而且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检厅日录》载：5月14日，在狱中讲演会上，“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刘清扬、邓颖超、谌志笃等发动社会各界展开了广泛的救援活动。7月17日，周恩来等各界代表获释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觉悟社与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五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实行“改造联合”，提出“到民间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等口号。同年底，周恩来等觉悟社部分成员赴欧洲勤工俭学。

1923年4月，邓颖超等觉悟社在津主要成员又通过创办《觉邮》的形式，建立起加强觉悟社成员通讯联络的邮箱。《觉邮》成为觉悟社成员交流思想的阵地、重新凝聚的纽带和继续活动的载体，此后重新以觉悟社名义开展爱国行动。1925年，随着革命形势发生变化，革命斗争进入新阶段，觉悟社在津主要社员离津南下，觉悟社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