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话语—意识形态—权力”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所经历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演进如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并破除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的弊病，实现国家的良好转型，重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法性权力。

一、若干重要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化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的起端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公报第一次正式向外界宣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过去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话语并没有很快消解。为此，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于1981年6月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则进行了全面调整。

1984年10月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承认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话语”也凸现出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以城乡两者改革联动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1987年11月1日十三大闭幕式所通过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并且进行了创造性的话语理论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通过“社会主义”和“市场”两个关键话语，解开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北京举行，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报告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作为全党指导思想，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年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内容具有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特点。

二、四次关键的意识形态理念转向与演变

从1978年起，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借由改革话语逐渐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型，既实现了由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革命话语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话语的转变，也实现了改革话语的整体性构建。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话语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出“解放思想”的信号，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进入党章体系最终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议成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行动纲领。

（二）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享”的改革价值话语演变

为了摆脱普遍贫困落后的局面，中国启动了市场机制，在政策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逐步摆脱落后状态，步入小康社会。经过几十年实践发展，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与之相伴随的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价值取向上增加了推进社会分配制度公平合理化要求，强调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同分享。2002年十六大，党对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作出了总结，指出了“发展”仍然是我国现阶段不能丢的任务，同时进一步指出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2005年国家制定了“十一五”规划，指出发展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人民享受到发展的成果。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到党的十九大，“共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被再次确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从粗放式发展到“绿色发展”的发展模式话语演变

20世纪80年代初，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追求经济高增长成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但由于中国采取的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所以经济高增长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

1995年，中国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基本国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可持续发展能力”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正式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奋斗目标之一。2012年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凸显“生态文明”的地位，不仅将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之一，同时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进一步地将绿色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实现中国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的领导核心话语演变

纵观改革40年的历程，关于“党的领导”这个话语也是有所演变的。核心意识是党的领导的根本所在。1989年5月，邓小平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形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格局。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第二代领导集体呈一种“四老(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带二新(胡耀邦、赵紫阳)”的领导格局，这是为了交接班而采取的特殊方式。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共运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融合，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融入全球化的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新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存在的严重隐患。一方面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治理腐败、化解产能过剩、治理房地产泡沫等问题，解决了制约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党的领导”转变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一词的加入，表明“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是核心引领，也表明了需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三、从党的改革话语演变看国家转型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有步骤、有方法、有策略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改革路径先是经济话语的改革，然后是改革价值的切换，再到发展模式改革话语的切换。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推动着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生态体制等改革事业的进行。

改革话语的变化也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引导性价值体系）有了新的发展。改革话语消除了中国原有的思想障碍，构筑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新阶段，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话语体系，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改革话语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作为国家转型和改革发展中的核心能动者来讨论和表达的，中国共产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在改革开放4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是通过“以党领政”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党领政”不仅不会产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而且这种模式更符合致力于发展与转型的双重任务的中国国情。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的经验包括组织力强的政党、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以及新旧体制的转换等。组织力强的政党和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代表着中国具有权威性政党和政府，能够动员民众、整合社会资源、吸纳人才，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动国家建设。其中的“组织资源”作用巨大，它支撑着中国的国家转型。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还表明，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应性行为，使每一个不同侧面的改革都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原题《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国家转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禹瑞丽/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