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在强调“文化自信”并把“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提出“两个结合”的思想新路线并确立其为指导原则，揭示中华文明五种特性并阐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构建新时代文化发展观并生动擘画其建设蓝图。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指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精华。习近平文化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创性贡献

【作者简介】罗永宽，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郁熠铭，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学习与实践》（武汉），2023.12.3～13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项目编号：2022MZD015）、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百年实践和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2AZD022）。

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围绕“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怎样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化”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概念、观点、论断，论述精辟、意涵深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文化建设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的理论升华，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导文化建设上的成熟定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集成，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表现为其主要创立者在坚持既有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的前提下，以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理论创造力，在原理锻造、理论打造、体系构造及话语方式上形成具有突破性、开拓性的成就，从而以一种标识性特质彰显在其所属思想谱系中的历史定位。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包含基于“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而取得的重大突破，还包括在宣传思想文化建设上的系统部署，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径和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视阈下，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最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生产方式迭代更新，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会引发人类文化的嬗变。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推动人类文化观念实现历史性转变，进而使文化具有了历史性。历史的演进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由漫长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被一个群体所共同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念系统。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自信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将“坚定文化自信”作为一种贯穿新时代新文化建设始终，乃至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全局成败的支柱性精神力量，生动体现了其在回应新时代新文化建设上的价值导向和系统观念，彰显其透过历史看现实、穿透现象看本质、正确把握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的文化风范。

（一）廓清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

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问题首先应被置放到历史视野中去考察。对于“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这一前提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2]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对自身灿烂辉煌的文明历史的自信，表征为中华民族在对待自身历史文化时一种充分的认同精神。

首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底蕴深厚，华风夏韵的长河中灿若繁星的文化成果滔滔不息。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文明社会形成以来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从未中断过。在地理意义上，中国发源于上古时代华夏族在黄河流域建立的部落文明。之后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随着耕作器物和技术的进步，华夏农业文明趋于成熟和稳定，我国的地理疆域随农耕开垦范围而不断扩大，形成了我们今天中国版图的雏形。与此同步，我国在文字书写体系、哲学思想、国家制度等方面均取得无数冠绝世界的文明硕果。其中，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前200年）中跟古希腊群哲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华大地出现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并已经建立了类似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政权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形态。古代中国虽然饱经内乱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战火袭扰，但中华文明史尤其是中华文脉不但从未断裂，反而还吸纳并同化了周边大量的少数民族，使华夏民族的队伍不断壮大。从整体上讲，中华民族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未来，历来都有着坚定的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其次，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可以高度概括为一部党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的民族心态自近代以来的变化趋势，表征我们的民族心态从“站起身”到“挺直腰杆”再到“昂首阔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历史进程。今时今日之中国，我们对于自己历史的底气愈发充沛，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也愈加坚定，这主要归功于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顺利走完了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前两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向全体人民兑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由此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当代中华儿女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比近代以来的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坚定，我们对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信心也更加坚定。

（二）“坚定文化自信”以确定“我们走什么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的讲话中谈及文化自信，从正式提出“文化自信”到将其纳入“四个自信”，再到把“坚定文化自信”同国家、民族的发展大局相关联，从单一领域到事业全局，由把握特殊性到总结一般性规律，一系列原创性表达表明我们党“文化自信论”的不断展开和逐步深化。

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贵州代表团一起审议工作报告时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4]这是“文化自信”首次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齐出场，反映这一概念的标识性定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同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5]。这标志着“四个自信”原创性表达的正式形成，同时也彰显了文化自信的特殊性地位。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6]这意味着“坚定文化自信”已经被上升到关乎“我们走什么路”的战略高度，不仅仅着眼于文化领域，而是将之同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性联系起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强调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三个战略支点时，将“坚定文化自信”列为第一个要点并将之同“秉持开放包容”和“坚持守正创新”摆在同等地位。这表明，“坚定文化自信”正式成为一项对于我们伟大事业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价值的极其重要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地位得以凸显。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充分自信，更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一种民族自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五四”之后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途中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路向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探索中的一条思想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征程上的一系列新挑战，新时代文化建设不仅关乎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是关乎整个国家、民族乃至中华文明的前进方向。我们须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守正创新，以新的规律性认识来回应时代的呼唤，更加科学地指导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

（一）提出“两个结合”的思想新路线

为了回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进方向问题，在坚持“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经过新时代十多年来的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宣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7]。这里的“同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正是新时代最需要的“第二个结合”。

在革命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分析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时，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结合，党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使中国最先进的革命力量转危为安，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最成功例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鉴于当时苏联工业化模式暴露出的弊端，立足我国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党首次提出“走自己的路”的重大判断。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时，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8]。至于“第二次结合”具体要怎么做？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毛泽东没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后来，党由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而作出某些错误判断，这条探索建设道路的正确思想路线也没有能坚持下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度陷入混乱和迷茫。不过，“第二次结合”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始终散发着超越时代局限性的真理性光芒，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宝贵经验被保留了下来，最终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花结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第二次结合”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统筹“两个大局”，在“第一次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的思想新路线。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正式提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9]。“第三个历史决议”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两个结合”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并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路线上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固定提法中加入了时间维度，贯通了从中国近代至今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此拓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由此正式成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新路线，也成为全党全社会的一项重要思想共识。这也表明，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规律性认识，阐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向度，拓宽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我们思想文化前进的方向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双向奔赴”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二）“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聚焦新时代新文化建设，“两个结合”的思想新路线同样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原则。要正确运用“两个结合”的指导原则，我们首先需要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指导我们文化发展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本身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是我们当代文化生命体的“大脑”，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当代文化的根基，相当于为“大脑”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和营养物质的“心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经验和内在规律，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最重要法宝。要正确理解和运用“两个结合”原则，须从习近平总书记对其重大意义的阐释出发，以赓续中华文脉为主要任务，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要以“彼此契合”为前提。虽然起源不同，但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程度很高。“两个结合”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将两种来源不同但具有较多相通点的思想文化要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出一系列具有中国韵味的原创性标识概念。

其次，要以“相互成就”为结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真理性激活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使中华文明从近代的落后蒙昧中走向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正轨，走进了现代世界。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民族性滋养马克思主义，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进而在两者的相互成就中生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此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最后，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实践路径。“筑牢道路根基”中的“道路”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开辟及其发展离不开“两个结合”提供的历史纵深和文化根基。正因为这条发展道路贯通了古与今，赓续了中华文明，我们才能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此，我们在思考有关发展方向问题时，必须紧紧围绕“两个结合”，绝不盲从外国经验，时刻不忘赓续中华文脉，将中华文明的古与今视作一体去考察。“打开创新空间”着眼于掌握思想和文化的主动，对“结合”成果的广度提出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将更多的文化创新成果用于催生道路、理论、制度层面的创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更多思想要素创造性转化为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的内容。“巩固文化主体性”主要阐明文化主体性是生成文化自信的基础。这一主体性的来源有三：一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二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还要积极借鉴吸收外来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三是我们要遵循“两个结合”原则，发展好经由“两创”内生出来的文化创新成果。要想获得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创新，进而对我们的新文化更加自信，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原则，不断推动新时代的文化繁荣。

基于上述认识，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两个结合”是一种发挥着价值中轴作用的指导原则和根本性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新时代新征程的时代背景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命题，生动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的立场观点方法。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0]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和文明是一组历史性概念，随人类历史的演进而依次出场。文化早于文明出现，中华文明大约形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其次，根据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的出场顺序，大致可以按照人种、器物、国家（制度）的次序来叙述，三者统一于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叙事框架。最后，在概念界定上，文化起源于物质层面的器物，从初级原始的器物诞生起算；文明主要对应更高级的制度、观念、上层建筑，在概念上要窄于文化。文明一定是文化，但文化不一定就是文明。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具有普遍性、价值性、世界性的系统集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中，文明则是一个涵盖了物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个领域的广义概念。中华文明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连续不间断的国家历史的伟大文明，纵观全人类的历史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一）揭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问题时，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和总结，形成了关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更深层次规律性认识，首次揭示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代表了“五种文明能力”，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完整严密。其中，“连续性”对应文明传承发展能力、“创新性”对应文明创造更新能力、“统一性”对应文明内向凝聚能力、“包容性”对应文明交流互鉴能力、“和平性”对应文明秩序构建能力。

文明传承发展能力是对文明体起到全局性作用的一种基础性能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是其他几种文明能力生成的基础，同时还发挥着贯通古今的特殊作用，这种能力打通了中华文明的古与今，开启了未来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1]文明创造更新能力是为文明体提供“内生性动力”的基本能力，源源不断地生成内部能量。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保持着文明体的鲜活生机，支撑着文明传承发展能力，同文明交流互鉴能力构成“两个动力源”，是保障中华文明不断守正创新，推动文明全面繁荣的一项关键能力。“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12]文明内向凝聚能力是维系文明体存续的一种根本性能力，也是保障文明传承发展能力的前提。中华文明“‘内向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民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13]。文明交流互鉴能力是为文明体提供外源性活力的重要能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兼收并蓄地汲取外部能量，为文明体注入外来的有益营养，联动文明创造更新能力，同其构成“两个动力源”，是确保中华文明不会走向封闭落后、保守僵化的一种必要能力。“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14]文明秩序构建能力为文明体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保障文明体在化解冲突中发展壮大的一种“道义能力”。“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15]

从整体上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规律性，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能够刷新我们对于中华文明贯通古今这一文明特殊性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6]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耦合缔造了中华文明这一以国家形态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奇迹。要深层次地理解其文明密码，必须从时间的向度上去把握，将中华文明视作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体，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实载体，而将中华文脉视作一种能在时间纵轴上穿梭的文化生命体。基于文化主体性的视点，只要中华文脉不断，中华文明就不会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华文明的古代与现代在实质上是一体化的，过去就是现在，乃至未来。其次，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各项特性之间的规律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古今中西之争”的思考，集思广益，找寻破解之道。第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就打通“古与今”的意义而言，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总结，实际上不仅仅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以及文化新使命的提出，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新要求。

（二）阐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四次提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7]，并明确提出我们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8]这虽然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第一次出场，但并不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将“中华民族”同“文明”的概念相关联，也不是“文明”第一次同“现代化”产生关联。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9]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形态”的首次提出，两者的文本呈现构成并列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在先，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后。“人类文明新形态”着眼于“人类文明”，彰显了全球视阈。2021年11月，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总结道：“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0]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次见诸党的重要会议发表的权威性文件，这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明确指向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项意义而被提及。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提出。这是首次明确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点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达至的一个结果，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要求。由此可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视阈中，“文明”一词无论是跟“人类”还是跟“中华民族”进行组合，都跟“现代”紧密联系，始终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来展开论述。

再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话语。首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法跟随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后，在文本呈现方式上两者是并列关系。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现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论断之中，在文本上居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两者之后，三者间逻辑关系的指向性由此明晰。三者均指向一种较高的文明程度，指向清晰明了，层次一览无余。“文化繁荣”面向社会思想文化层面，“文化强国”关涉国家文化发展综合实力层面，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向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互为支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而带有了现代性，而中国式现代化经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赋能而具备了文明底蕴，更好地推动“五个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的思想新路线，极具原创性和前瞻性，成功实现了从文化观到文明观的理论升维，贯通民族叙事与全球叙事，融汇传统性与现代性，融通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三大主线，形成了一套体系建构完整、叙述逻辑统一的中国历史叙事体系，充分彰显了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完成了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目标体系”建构，将社会文化层面的文化繁荣、国家文化发展综合实力层面的文化强国、民族复兴层面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大目标统一于新时代的文化新使命，为新时代新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主要任务，同时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成果要求，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问题导向、守正创新、系统观念、自信自立、胸怀天下的精髓。

在厘清“文化自信”“两个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个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概念及其价值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回归“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怎样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化”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地建构了新时代的“文化发展观”，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了一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卷”。

（一）构建新时代的文化发展观

新时代的文化发展观在文化建设上需要进行一体化的理论建构和发展规划。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文化建设的核心实质就是价值观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将统摄文化建设全局的立足点，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建设章节的五个着力点之一，凸显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起到的全局性引领作用进行了系统阐释。至此，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价值观系统雏形初显。这个系统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至上理念”“人类文明共同价值”三种必要的思想要素。在新时代的文化发展观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和“任务体系”已初步定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文化的发展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1]。

我们学习、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新时代的文化发展观，并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实践，要遵循“六个必须坚持”、全面把握“七个着力”。将其概括起来，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主体创造文化，以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为发展文化的目的，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依靠人民书写文化繁荣，依靠人民建设文化强国，依靠人民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在坚持“两个结合”原则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要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两个结合”根本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和网络意识形态引导问题、全党全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问题、加强和改进大中小学思政课等问题，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去准确把握文化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时正确处理重大问题，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树立全球视野，密切关注国外文化发展态势，尊重文明差异，以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心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促进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更积极了解中华文明。

（二）擘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蓝图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进行了系统建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怎样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统筹“两个大局”，生动擘画了其建设蓝图，彰显出卓越的理论与实践统合建构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步，要将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为首要任务，以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为一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前提，继续巩固和壮大新时代的社会主流思想舆论。第二步，要健全党的创新理论的工作体系，将其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上面。第三步，要加大对中央“马工程”的支持和投入，同时重视建设思政教师的人才队伍，使相关学科起到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凝心聚魂的作用。最后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必须掌握在信息化环境下的舆论主导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更好地在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

第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一，要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精神。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主题，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二，要大力加强“四史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其三，要加速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作用。

第三，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首先，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为工作中心，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主要内容，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加快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循序渐进地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其次，以培育时代新风新貌新气象为目标，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最后，在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三点上继续发力，使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第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提供更多增强精神力量的优秀文创作品。其次，必须以社会效益为先，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再次，加大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惠民工程三方面的投入。最后，繁荣文化事业离不开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为社会文化创新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另外，还须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促进文旅业深度融合，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

第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首先，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两创”方针，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其次，必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播好中国声音，向全世界生动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再次，必须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对外宣传工作的重心，提升传播效能，以打造同自身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最后，必须提高同世界上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能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以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四个方面的原创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必将继续谱写更多的文化新篇章，必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更多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指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精华，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底气，是“两个结合”的最佳范本，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新时代新文化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南，是开启新时代新征程人类文明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2][3][6][9][10][11][12][13][14][15][16][17][1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4]《“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人民日报》，2014年3月13日.

[5]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9页.

[7][1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

[9][2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34页，第532页.

[2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