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课程政策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成为提高思政课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政策文本制定过程中，课程政策在思政课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思政课课程政策构成日渐清晰、政策具体内容更加完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明确重立更要重行的思路、化解课程政策落实中的不利因素、强化高校内外部资源的保障。思政课课程政策在文本制定和行动政策方面的创新发展体现出全局谋划的战略思维、协同发展的系统思维、较真碰硬的问题思维、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等思维范式。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政策；思维范式

【作者简介】蒙慧，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  兰州  730000）。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3.11.70～76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学校思政工作专项课题“高校思政课教师核心教学能力构成与培育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GS[2022]GHBZX007）、全国党建研究会2023年重点一类课题“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研究——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策落实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等政策文件。在此过程中，课程政策作为一种实现思政课课程目标、提高思政课课程质量的手段，其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高校思政课课程政策，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课文本政策和行动政策方面的发展与创新以及内蕴的思维范式等，以期有效解释思政课课程质量得以提升的原因，并为未来完善思政课课程政策提供经验借鉴。

课程政策，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具有与教育体制政策、学历与学位政策等相类似的作用与功能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如包括政策目标（指向方向、目的和问题）、政策载体（工具或手段）、政策主体（制定者和落实者），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律等，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进行研究。

首先，课程政策兼具政治属性和专业属性。从概念形成角度来看，“课程政策”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是由“课程”和“政策”两个概念相互延伸而形成的，这意味着，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应建立在正确把握“课程”和“政策”本质的基础之上。从前者来看，课程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知识架构的体现，是不同阶级、群体之间权力斗争与妥协的产物，[1]并最终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从后者来看，虽然其概念较多，但学者大多认为公共政策（当课程政策由国家权力部门制定时，课程政策除了是教育政策的一个子集外，还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子集）是对“全社会价值作权威性分配”[2]的过程。在这里，如果将社会价值理解为社会利益，则公共政策的形成和落实过程是对社会的复杂利益——不仅包括经济领域的财产与利益，也包括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义务、尊重和秩序等——的调整过程。按照上述界定，课程政策就不仅仅是规定传授什么知识、如何传授、如何组织等问题，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技术改造或是寻求共识的过程”，[3]而是内在地具有政治属性的特点，即其也具有公共政策的政治属性，涉及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义务和秩序的调整，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社会目的性。当然，这些理念、过程最终将转化为具体措施，即在课程结构、课程实施与师资培训等方面，采取何种方法，以实现课程建设目标。

其次，课程政策必然表现为具体的政策或文件形态。课程政策，作为一种内含思想观念和行动方案的文本，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化的载体加以传达或呈现。从既有的课程政策实践来看，这些载体主要包括四种类型：一是与课程政策有关的纲领性文件，如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教育改革法案、课程改革纲要等；二是具体的课程方案，如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指南等，这些规定了课程的功能意义、知识内容与实现形式；三是能够体现课程政策意向的指示、通知、意见、谈话和报告等；四是保障政策实施的政策文件，即为保障前三类课程政策实施而制定的保障性或解释性文件，如师资培训方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无疑，在实现课程目标的过程中，上述四种课程政策载体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纲领性文件是有关课程的元政策，具有宏观指导意义，通知、意见、谈话和报告等是重要补充，课程标准和指南等则是纲领性文件、讲话的具体化，保障政策是落实课程标准和指南等的重要保障。可见，课程政策载体不仅具有多元化特征，而且具有层次性，相互影响、配合，共同推进课程政策目标的实现。

再次，课程政策具有类别分类和动态变化属性。在公共政策中，“分类”以及由此产生的“构成问题”往往是从简单的经验判断走向精准认识的关键环节。课程政策亦是如此，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前文已提及，即当课程政策由国家权力部门制定时，课程政策还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子集，这是美国课程论专家舒伯特主张将课程政策“作为两个领域的研究目的”的背景。应该说，在课程政策概念提出伊始，就出现了对其进行分类的方法和逻辑，到目前为止，形成了两种最为常见的分类方式。一是着眼于教学管理过程，按照“为什么教”“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逻辑，将课程政策分为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主体和课程客体等；二是将课程教学视为一个包括更多复杂要素的系统，将课程政策分为组织管理政策、教学管理政策、队伍管理政策和学科建设政策。相形之下，后者更为科学完备。首先，第一种方法仅是将课程政策看作是与纯粹的教学活动相关的结果，但课程政策作为一种规范、管理课程的手段，所涉及的内容较为丰富，除了纯粹的教学活动外，还包括课堂外的组织管理、机构设置和师资队伍培养等；其次，课程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内部包括诸多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与环节，而且还内在地容含于更复杂的系统，即学科之中，经由“学科—专业—课程”的逻辑，课程实施必然受到学科建设中相关因素，如学术研究、人才队伍和平台建设的影响。因此，具有包容性、全面性的课程政策分类更为合理。同时，课程政策作为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既要与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相一致，也要适应教育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因而会呈现出动态性特征。

综上，本文认为课程政策是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为实现课程目标，围绕课程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和学科建设等具体构成，经由法定程序制定、颁布的反映国家教育方针，具有政治色彩、社会目的和动态特征的纲领性文件和课程标准、指南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课课程政策作为实现课程目标，提高课程质量的手段，在思政课教学中得到进一步凸显，它不仅与其他一些课程政策如人工智能课程政策一起，凸显了课程政策的意义与功能，而且还有效地提高了思政课教学质量。当然，这一实效是文本制定和政策落实共同作用的结果，本部分将首先分析文本制定所呈现的改革创新。

1.课程政策在思政课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凸显了课程政策在思政课建设中的作用，这首先可以从制定、颁布的课程政策数量得到证明。截至2023年2月，党和国家累计出台了近150个课程政策文件，仅在2017年，就有23项政策出台，[4]达到历史之最。其次，课程政策载体也趋于多样化，覆盖前文所提及的四种类型：一是与课程政策有关的纲领性文件，包括《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工作方案》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等；二是具体的课程方案，课程教材自不必说，在课程标准和教学指南方面颁布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和《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等；三是体现课程政策意向的指示、谈话和报告等，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和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等；四是保障课程政策实施的相关文件，包括《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2019-2023年）》等。上述情况表明，在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背景下，思政课课程政策作为影响课程质量的关键因素，逐渐在高等教育政策中凸显出来。

2.高校思政课课程政策构成日渐清晰

高校思政课作为公共基础类课程，除了具有一般课程的含义与功能外，还具有自己特定的功能、载体以及运作方式。仅从载体和运作方式看，前者要求独立设置与其他二级院系行政同级的教学科研二级机构，后者则要求“学校党委直接领导”、建立课程领导机构和校党委（常委）会议、校长办公会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等。因此，如果仅着眼于纯粹的教学活动，简单地按照“教什么”等逻辑进行分类显然是不够的。

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了思政课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内部包括诸多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与环节，而且还内在地容含于更复杂的系统，即学科之中。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确认了思政课课程政策的4个一级政策构成（指标），即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和学科建设；与此同时，还完善了4个一级政策下的二级、三级的构成（指标），如在队伍管理政策下包括政治方向、师德师风、教师选配、培养培训和薪酬待遇等；而在教师选配中，既包括教师选配与退出机制，也包括专职教师质量与数量情况，其中，数量是通过1∶350的师生比规定提出的，而质量则通过“素质优良”和“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背景”等加以显现。到目前为止，思政课课程政策构成体系包括4个一级构成（指标）、12个二级构成（指标）和41个三级构成（指标）。经过上述建设，不仅将课程政策建设引入了新的境界，而且为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描绘了一幅清晰的行动图景：作为课程的组织管理者，高校党委如何起到直接领导作用、带头听（讲、研）思政课；作为课程的具体实施者，思政课教学机构如何健全教学管理制度，按照要求落实课程、学分，以及深化课程改革创新等；作为课程实施的协助者，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等如何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师德师风良好的教师队伍，制定符合思政课教师职业特点的职称评聘标准等；作为课程实施的条件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如何通过加强理论研究、队伍建设和平台建设，推动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3.课程政策具体内容更加完善

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水平，不仅取决于课程政策的构成，还取决于单项课程政策的质量。一般而言，好的课程政策应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其中，科学性是课程政策的首要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科学性为统领，不断健全思政课各项课程政策，使其臻于完善。在组织管理政策方面，最大的变化在于将“学校党委领导”改为“学校党委直接领导”。实践证明，这个改变卓有成效。学校党委作为学校各项事业的领导主体，有着其他党政机构和人员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和协调能力，强调其直接领导责任，既有利于营造高校师生重视思政课的氛围，也有利于整合校内外的资源推进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在教学管理政策方面，与以往主要关注课程门数和课程名称变化不同，本轮课程设置更加关注课程群建设，不仅将专业课建设中的概念，如选修课、选择性必修课等引入思政课课程体系，而且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状况，增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目前，思政课课程既包括理论课与实践课，也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和选择性必修课，体系化特征正在显现。在队伍管理政策方面，尤为强调建立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思政课教学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在学科建设政策方面，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为思政课教学服务，并强调通过设立专项研究课题来推动学科建设。

高校思政课课程政策，除了文本陈述和行动准则外，还具有另一种存在形式，即“行动的政策”，[5]其本质上是将文本陈述或行动准则转变为高校党政职能机构和教师的具体行为，进而实现课程目标。其中，尤为关注课程政策转化时，由于空间多元和多重互动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和变更性。

1.明确重立更要重行的思路

与政策制定相比，政策的落实更加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思政课课程政策的落实，比较典型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中央通过发布课程政策和召开高规格会议等，直观地表达了党中央的关切与政治指向，促使各高校将思政课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协同相关力量，完成思政课教学目标与任务。二是创新工作方法。面对既有的问题，改革的路径无非有两种：或在原有的措施基础上加大力度，抑或寻求变革思维，在新的方向和路径上，谋求改革实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主要采取了后一种方式，如为了推进设置思政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中宣部启动了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评审工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等文件，明确规定了组织管理领导、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等内容。三是加强巡视监督和专项检查。随着课程政策落实进入具体层面，如学校和课堂层面，的确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自由裁量问题。解决该问题，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巡视监督和专项检查，如《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颁布后，教育主管部门连续几年进行专项督查，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自由裁量和曲解空间，进而避免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意图被落实者自行解释或规避等问题的再度出现。

2.化解课程政策落实中的不利因素

高校思政课课程政策从制定到落实，主要经历了以下路径：党中央提出政策理念—中宣部和教育部等将党中央的政策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各高校遵循落实逻辑（纵向上为“命令—落实”，横向上为“学校党委领导下的分工合作”），依托学校的组织结构，采取命令工具（如命令执行、惩处和监督评估等）、激励工具（如薪酬待遇、课题立项和表彰评优等）和劝告工具（如舆论宣传、教育学习和示范引导）等，将课程政策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具体行动，包括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和学科建设等。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对课程政策认识不到位等原因，政策执行会存在偏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是强化落实逻辑，畅通落实环节。思政课课程政策落实包括纵向、横向两个方面：纵向上经由“中央（国家）—地方—高校”的路径落实，遵循的是“命令—落实”的行为逻辑；横向上，是各高校落实思政课政策的过程遵循的是“学校党委领导”的行动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强化“命令—落实”逻辑和加强学校党委领导责任，畅通了纵向、横向落实环节，为思政课课程政策落实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是明确责任，激发高校党委落实意愿。在思政课课程政策落实过程中，学校党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承接党和国家重要部署的接受者，也是本校落实课程政策的推动者，高校对于课程政策的认知与理解，是影响课程政策落实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夯实责任（明确学校党委直接领导）、明确职责（要求学校领导带头讲、听、研思政课）和加强监督（将思政课建设情况纳入领导班子考核和政治巡视）等，不断强化学校党委落实思政课课程政策的积极性。三是强化责任追究，化解落实中的不利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思政课课程政策落实主体不仅包括组织层面的主体，如学校党委、党政职能部门和教学研究机构，也包括个人层面的落实主体，如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党政职能部门领导和高校思政课教师等。无论是在组织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由于权力和利益博弈贯穿其中，如在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过程中，就涉及原有学院专业分割和师资队伍重组等问题，课程政策落实随时都有可能偏离正常的运行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增强落实责任，当然，对落实主体失职、渎职等行为予以责任追究，也强化了其责任意识。

3.强化高校内外部资源的保障

落实思政课课程政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高校内外部资源影响着、保障着该落实系统的运作。需要说明的是，思政课课程政策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落实过程既是一项教育性活动，也是一项政治性活动，该特性决定了不应该仅从经济资源的意义上去理解思政课政策落实中的资源，还应该从政治资源的意义上去理解、把握。按此界定，思政课课程政策落实资源不仅包括校内外各种设施和场所、学术资源和人才资源等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也包括诸如公共权力、地位和权威等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源。在一段时间内，“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并不流行，各高校仅固守于自身的资源与条件落实思政课课程政策，至于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源也极少关注、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校内外资源输入、转化和输出所带来的效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开门办思政课”，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提高了校内外资源对思政课的保障作用。从校内来看，形成了学校党委领导下，党政职能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其他教学科研机构协调配合的落实格局，如各高校思政课师资队伍的形成，以及“形势与政策”课的讲授，依托辅导员和其他学院教师；思政课社会实践的质量提升，也得益于思政课教学科研机构与其他各学院、学生处、财务处和后勤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从校外来看，保障形式更加多元，在此主要提及三点：一是通过召开高规格会议（如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和在重要场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开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等，将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的信息传递到社会方方面面，提升高校师生以及相关各方重视思政课的程度，从而有利于开展行动、实现思政课建设既定的目标。二是加强思政课教师培训。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教师的教学能力无疑是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将提升思政课教师核心教学能力作为重中之重。在此方面，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和“周末理论大讲堂”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16-2021年间，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从16个增加到34个，从每年培训400人增长到每年4000人。2019年设立的“周末理论大讲堂”，截至2023年2月，已累计举办107期，直播点击量累计超过400万次，覆盖全国2700多所高校13万思政课专兼职教师、6万余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在校生。[6]三是给予资金支持。根据教育部社科司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期间，通过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资金”和国家社科基金思政课研究专项，中央财政对高校思政课建设的直接投入达4.7亿元。通过上述工作，有效地保障了思政课改革创新工作的推进。[7]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思政课课程政策制定与落实中，形成了一系列思维范式，如全局谋划的战略思维、协同发展的系统思维和较真碰硬的问题思维等，正是这些思维范式推动着课程政策文本不断完善和实践不断深化。全面探究这些思维范式，有助于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课建设取得实效的原因，为未来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1.全局谋划的战略思维

所谓全局谋划的战略思维，是指决策主体基于战略高度判断、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的一种思维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一个渠道两个课程”的作用表述开始出现，即思政课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和核心课程，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灵魂课程”。[8]在此过程中，全局谋划的政治智慧得以彰显，尤其是关于思政课最新课程作用的定位，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加以思考和谋划的，因而呈现出全面性、时代性特征。在思政课课程政策制定和落实方面，也体现出全局谋划的特点。从前者来看，政策制定者将思政课教学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并以此为依据，将思政课课程政策分为组织管理和教学管理等4类一级构成（指标），同时明晰了每一类政策中的二级、三级构成（指标），为落实思政课课程政策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行动图景；从后者来看，更是将思政课课程政策落实作为按照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依托自身的组织机构，采取命令、激励和劝告等方式，将课程政策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各高校实际行为的过程，系统谋划、出台具体措施，使思政课课程政策落实成为可能。总之，全局谋划的战略思维，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决定部分原理，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开展整体性谋划，对于思政课课程政策的落实极具创新性与推动力。

2.协同发展的系统思维

所谓协同发展的系统思维，是指推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的思维方式。随着思政课改革的不断深入，与该进程相关的要素和环节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如教学质量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状况，还取决于教学资源的保障、教学制度的规范和相关学科的支撑。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尤为注重思政课课程政策的协同发展问题。从宏观层面看，将课程政策制定与落实整合成一个协同发展的进程，而且每一次新的思政课课程政策的制定并不是简单重复既有政策，而是向更高阶段发展。从内容上看，是发展、完善自身政策体系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即经由“政策制定—政策落实—政策制定”循环，构成了思政课课程政策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中观层面看，将思政课课程政策制定和课程政策落实分别看成由多个要素和环节构成且协同发展的子系统。从微观层面看，将教学管理等政策视为一个由诸多要素组成且协同发展的子系统。如前文提及的，在思政课教师队伍管理政策下包括政治方向、师德师风、教师选配、培养培训和薪酬待遇等。总之，协同发展的系统思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注重思政课课程政策制定和落实中各要素的关系，发挥其协同效应的过程，对于获得“1+1＞2”的政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3.较真碰硬的问题思维

所谓较真碰硬的问题思维，是指在主要问题和矛盾面前敢于较真碰硬，以解决真问题的思维方式。首先，敢于直面主要问题，并以有效手段解决问题。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颁布前，许多高校并没有独立设置思政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而是在院系下面设立三级教学机构承担思政课教学工作，甚至由分散在不同专业院系的教师来承担思政课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政课教学质量，因而中宣部、教育部提出独立设置思政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但由于面临设立基础比较薄弱、师资力量不足和院系专业、人员配备等问题，推进进程缓慢。对此，党中央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推动了问题的解决。目前，马克思主义学院已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的主体力量。其次，注重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在思政课课程政策制定和落实方面皆有体现。从前者来看，根据思政课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将学科建设和队伍管理作为重中之重，仅从队伍管理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发布的思政课政策文件中，有近60％提到师资队伍建设；从后者来看，强调重立更要重行，尤为强调“学校党委直接领导”的作用。总之，较真碰硬的问题思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追求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蕴含着较真碰硬的精神，这些要素优化了思政课课程政策文本与实践，规定了该进程的发展方向。

4.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

所谓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是指敢于打破思维定式，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的思维方式。与其他政策一样，思政课课程政策也是与时俱进的，在此过程中，一些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有效的原则与内容，如校党委（常委）会议、校长办公会定期召开专题会，鼓励支持专职思政课教师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或相关学科博士学位等，在新的思政课课程政策中得以保留。但随着思政课改革的深入推进，仅沿用原有制度规定，或停留在对原有政策小修小补的状态，显然无助于一些事项的根本解决，还需结合新的时代要求，推出新的办法和规定。在此，仅以思政课课程政策制定为例。在组织管理方面，提出了成立思政课领导机构、建立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头抓思政课机制等，使学校层面的重视落到实处；在教学管理方面，推动思政课由“必修课”向“必修课+选修课+选择性必修课”并存转变，并将“八个统一”作为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为该项工作提供了遵循；在队伍管理方面，明确师德师风规范，要求制定符合思政课教师职业特点的职称评聘标准，凸显了思政课的特殊性；在学科建设方面，提出学科建设应服务于教学，需要深入研究思政课教学重点、难点问题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等。总之，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逻辑，推动思政课课程政策制定与落实不断创新，并以这种创新打开工作新局面，推动思政课建设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思政课课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无论是以文件形式体现出的课程政策的数量，还是推进课程政策制定的理念，抑或课程政策落实的过程，呈现出全面、深刻等特点。当前，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目标任务，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需深入理解思政课课程政策的时代意义，积极改革创新，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凝心聚力。

[1]黄忠敬.课程政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13.

[2]Easton D. The Political System[M].New York: Knopf, 1953: 129.

[3]Bowe R, Ball S J & Gold, A. Reforming Education and Changing Schools: Case Studies in Policy Sociology[M].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40-141.

[4]朱以财，刘志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分析与研究图景[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8（3）.

[5]屠莉娅.从“文本的政策”到“行动的政策”：课程政策在实践中的生成与演进[J].教育发展研究，2012（18）.

[6]备好思政“第一课”，做好教学“融”文章[EB/OL].http://mksxy.zjsru.edu.cn/info/1080/2906.htm.2023-03-19.

[7]深化改革举措扎实立德树人成效明显——“十三五”期间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情况[EB/OL].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717/sfc1/202012/t20201203_503057.html.2020-12-03.

[8]许东波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发展报告（2017-2018）[R].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32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