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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在机理、现实梗阻及实践路径
刘星焕 何玉芳
【摘要】教育数字化是驱动教育现代化和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随着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数字化技术在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形式、教育评价等方面发挥着赋能作用,成为推进“大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重要抓手。同时,认知模糊与认知曲解、信息孤岛与数据管理、数字依赖与技术应用、技术与价值引领张力又使赋能过程面临诸多现实梗阻。为此,要推进数字思维融入“大思政课”格局,推进“大思政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大思政课”主体数字素养提升,深化与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融入。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数字技术;“大思政课”
【作者简介】刘星焕(1990-),女,河南滑县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何玉芳(1964-),女,黑龙江饶河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北京  100044)。
【原文出处】《理论导刊》(西安),2023.10.104~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习近平关于培养时代新人重要论述研究”(19BKS107)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教育数字化是教育信息化的一个特殊阶段,具体是指持续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变革教育、教学系统的过程。新时代,“大思政课”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就需要推动其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本质在于实现数字技术与“大思政课”的融合发展。这种融合不是技术与“大思政课”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推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探讨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对于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大思政课”创新型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一、以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在机理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2]数字化不仅是技术和工具,更是从思想理念到行为模式变革的系统性工程。数字化技术为“大思政课”注入新动能,通过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能够丰富“大思政课”教育内容、把握“大思政课”教育对象、创新“大思政课”育人方式、助力“大思政课”教学评价。
(一)丰富“大思政课”教学内容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成熟和发展,知识共享和互联网教学逐渐普及。由此产生了种类多样、内容丰富的数字化资源,且传播迅速、使用便捷。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大思政课”教学资源进行深度整合,建立全方位、立体化、高质量的数字化资源库,可以丰富“大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从而为思政课教师提供海量学习资源、教学案例库、教学重点难点问题库、在线示范课程库等,帮助思政课教师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教师用好数字化资源,可以使“大思政课”教学活起来、课堂平台大起来、视野宽起来。另一方面,数字化赋能还可以调动其他学科课程为“大思政课”服务。教育部等十部门发布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这就要求思政教育广泛融入各个课程教学中,充分挖掘各个学科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打造全学科思政的“大思政课”线上教学模式,持续拓展思政课堂教学空间。
(二)把握“大思政课”教育对象
习近平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3]精准把握教育对象,是提升“大思政课”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内在要求。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可以掌握教育对象的个性特征、学习规律、学习特长、知识漏洞等,把握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首先,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能够对教育对象的学习行为进行精准画像,捕捉到教育对象的数据,获得教育对象对于具体知识的关注度、课堂注意力集中程度、情绪变化等数据。同时可以根据教育对象的习惯、喜好和学习特点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内容,形成个性化的知识图谱,真正做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其次,数字化可以促进个性化的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数字化教育平台可以使学习形式更加灵活、学习资源更加丰富、学习终端更加普及,使得教育对象在任何地方都能学、任何时间都可学。最后,数字化可以实现教育资源开放共享。通过教育资源数字化加强对偏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学校的倾斜力度,让教育对象有更多机会接受公平和高质量的教育。
(三)创新“大思政课”教育形式
习近平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4]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是新时代提升“大思政课”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重要途径。数字化技术赋能“大思政课”进一步推动“大思政课”教学方式发生变革,提高了思政课的“抬头率”和“点头率”。首先,促进教学方法的数字化转型。通过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课前微课等方式,促进了课堂场所、课堂设计、师生互动等方面的数字化,推动“大思政课”课程的创新性表达和场景化叙述。不仅提高了教育对象的课堂参与度,还充分调动了教育对象思考的自主性。其次,促进学习方式的数字化转型。通过VR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技术构建个性化“大思政课”沉浸体验交互学习中心,让教育对象充分感受“体验式”和“沉浸式”课堂的乐趣,强化教育对象的情感体验,充分调动教育对象的课堂参与度与学习兴趣。最后,促进实践课程的数字化转型。习近平指出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5],这也要求“大思政课”建设要善用社会大课堂。例如,历史教育基地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能够使教育对象沉浸式进入历史场景,与历史人物跨时空对话,增强教育对象对党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在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下,“大思政课”达到了沟通心灵、启迪心智、激扬斗志的效果。
(四)助力“大思政课”教学评价
如何全面、客观、精准地评价“大思政课”教学效果,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最后环节。传统的思政教学一般运用学生评教、专家评审等方式对思政课程进行评价。其中不免存在一定弊端,如主观色彩强烈,无法实现动态追踪和实时反馈等。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精准评估“大思政课”教学效果提供了新的可能。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可以凭借其超强的计算能力、极强的存储技术与大数据分析能力,实现“大思政课”教学评价数字化、指标化和显性化,建立准确清晰的评价机制,使教学评价更具科学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可以动态记录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具体情况,为“大思政课”提供更加科学和高效的教学反馈和评价。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可以对采集到的反馈数据进行客观分析,查找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对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筛选,从而帮助思政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并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运用数字化技术构建“大思政课”教学综合评价体系,有助于打造更多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的思政“金课”,进而推动“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二、以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现实梗阻
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使得“大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方式更为创新、精准评价体系更易形成。但两者在思维、技术、素养、价值方面的融合仍存在现实梗阻,对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形成挑战。
(一)思维梗阻:认知模糊与认知曲解
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的进程,也是推动“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过程。要实现“大思政课”的数字化转型,不仅要具备先进的数字技术优势,更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思维进行数字化转变。树立数字化思维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和基础。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在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数字化的理解认识普遍不深,对数字化转型未能形成科学认知,甚至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曲解,数字思维尚未形成。一是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性知识和相关政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足,对数字化转型的敏感度、接受度和认同度不高。二是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将“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等同于“大思政课”信息化,认为数字化转型只是“线下到线上”的过程,“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仅仅是新发展阶段“大思政课”信息化的一个代称。三是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为“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将仅在小范围展开,是少数重点高校的事情,与普通学校关系不大。四是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有畏难情绪,认为数字化转型过程过于复杂,会给高校带来管理成本的额外负担。五是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为数字化转型只是阶段性的、临时的,不会持久稳定地展开。这些错误的认知和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数字化技术与“大思政课”的深度融合。
(二)技术梗阻:信息孤岛与数据管理
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全面整合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大思政课”中的技术风险进行考察也是赋能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然而,目前“大思政课”数字化技术应用和治理方面仍有不少难题亟须解决。一是信息孤岛问题。由于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数字技术生态系统,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还不成熟,这导致数字技术供给不足。再加上一些高校在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然依赖于早期建设的信息系统,而这些系统大多没有实现多平台系统兼容,数据资源无法实现共享、共通、共融,最终导致信息孤岛困境的出现。二是数据管理问题。当前,数字化技术供给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联通和数据流通,限制了思政课对数字化技术的利用。再加上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缺乏有效的数据分析能力,使教育对象的行为数据不能得到完全收集和应用。此外,数字化技术的供应商往往不能满足不同教学情境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大多只提供通用的解决方案,最终导致数据要素无法发挥驱动作用。三是数据安全问题。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会涉及大量数据的存储,包括教师、学生的个人信息以及学校教育资源信息,这些重要的信息数据都需要安全保存。因此,如何确保数据安全也是数字化赋能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素养梗阻:数字依赖与技术应用
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需要实现数字化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度融合。而这种融合不会自动产生,需要思政工作者探究两者联通的规律和方法。这也对思政工作者数字素养和数字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部分思政工作者在数字化教学理念、数字化教学创新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数字素养亟待提升,这也成为数字化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桎梏。一是部分思政工作者数字化意识不强,对数字化技术价值、资源认识不充分,形成数字依赖。他们对数字化技术和数据信息过于依赖和推崇,僵硬和单一地以数据作为分析判断工作的唯一依据,形成单向度的“技术合理性”思维。从而丧失对数字化技术引发技术风险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和能力,逐渐成为数字化技术工具的附庸,最终导致“大思政课”偏离既定的目标。二是部分思政工作者在技术应用方面的数字素养不足。他们对数字技术原理、资源选择策略和使用方法不熟悉,在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学业评价、协同育人等方面能力欠缺,还不能熟练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赋能自我提升的能力也不足,数字化学习研修和教学研究创新能力不强,对数字化学习生态下的资源学习、反思评价、网络研修和教学研究没有深入了解和完全掌握。
(四)价值梗阻:技术与价值引领张力
以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旨在通过数字化赋能主流价值观引导,推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数字化技术逻辑与“大思政课”逻辑存在差异,思想政治理论课包含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导向,而数字化技术表现出鲜明的工具理性,致使两者在深度融合过程中往往出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当前,“技术至上主义”“技术决定论”论调频出,部分思政工作者对数字化技术过度推崇和依赖,使得数字化技术不断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引领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体而言,一是过度数字化消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的目的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的内嵌式运用助推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于心。但是目前对数字化技术外嵌式场景的运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数字化技术与价值引领的关系,使得数字化技术僭越了价值引领而走向唯技术倾向。同时也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处于被动适应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的地位,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二是忽视数字化技术的价值而过度强调价值灌输。缺少价值理性引领的数字化技术犹如没有罗盘的舵手,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义。而忽视数字化技术支撑的价值引领犹如空中楼阁,难以满足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和精准化需求。因此,如何推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让技术在可掌控的范围内服务于人的发展,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共融,也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以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实践路径
数字化技术以其独特优势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要支撑。以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是将数字化技术内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内嵌逻辑,进而产生融合效应。但是在融合过程中,思维观念、数字化技术、数字素养、价值引领又使“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面临挑战。因此,必须持续推动数字思维融入“大思政课”格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教育主体数字素养培育,加快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融入速度。
(一)更新理念:推进数字思维融入“大思政课”格局
对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进行科学认知和精准把握,是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教育数字化不单单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一场思维与认知的变革,带给思政课的不仅是媒介的变化,也是数字思维方式的变革。面对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须把握大势、顺势而为,更新教育理念,牢固树立数字思维,加强统筹规划,不断推动数字思维融入“大思政课”格局。第一,学校管理者要有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眼光,牢牢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明确认识“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索数字化技术嵌入“大思政课”的有效途径。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不断提升对数字化的认知。充分认识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价值,增进对数字化技术重塑“大思政课”本质、内涵和边界的认识,以及对数字化技术促进“大思政课”教学内容、教育对象、育人方式、评价手段方面创新的认识。牢固树立数字思维,善于运用数字思维并借助数字平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破解“大思政课”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痛点。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学会运用数字思维创造思政课新教学模式,改善教学方式。充分利用现代数字化技术,对思政课程进行媒体化、场景化、形象化的创新,探索出全新的教育模式,从而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第三,信息化工作者要提升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水平,增强信息化的业务敏锐度和开发敏捷性,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业务数据化,加快数字化对学校核心业务的渗透和赋能,同时提高数字安全保护能力。
(二)务实基础:推进“大思政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对“大思政课”的技术支持是推进“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也是优化提升“大思政课”整体环节的保障。针对数字化技术发展的现状,应强化数字化技术供给,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思政课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在此基础上突破数字技术壁垒,加强数据管理,筑牢技术防线,推动“大思政课”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助力“大思政课”流程再造和生态重塑。第一,强化技术供给,实现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一方面,建立新型信息网络,提供高速、高效、绿色、安全的网络服务。开发、应用能够为教育主体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学习需求的数字技术,增强教育主体浏览体验感和信息获得感。另一方面,建设新型平台体系,打造协同服务的数字化“大思政”平台,形成思政课“信息群落”,生成思政课的聚合效应。第二,强化技术创新,实现数据解读的精准化。一方面,引导市场化数字媒体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传统教学设施、科研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形成一整套在线教学、互动、测试的数字教学模式,加强智慧教室、虚拟仿真实验室等硬件技术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化教育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推动数字资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构前瞻性和智能型应用平台,开发新型资源和工具,确保对教育对象多维聚类、数据画像和动态监控的精准化,完善“大思政课”数字化应用场景,提高教、学、管、评、研等数字化水平。第三,突破技术壁垒,强化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防线。一方面,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数字病毒、技术窃密,构筑跨境信息流动的安全技术防线。另一方面,打破优势资源和平台的技术藩篱,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校内校外融通的思政教育平台,建立开放共享的技术合作联通机制,形成全媒体网络传播矩阵,实现数字资源的协同生产、云端共享,共同助力思政课建设。第四,强化数据安全管理,关注数字伦理。具体包含技术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安全等管理,加强网络安全态势监测,提升数据保障能力,切实保障“大思政课”教学平台的可用、可靠、可控性,切实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
(三)提升能力:强化“大思政课”主体数字素养培育
习近平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6]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不仅是对思政课各要素的重塑,也是对思政课教育主体能力的重塑。思政课主体的数字素养已成为推动“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力量。第一,思政课教师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树立数字思维,着力提升数字化育人能力。首先,树立学习意识,提高运用数字化教学本领。既要掌握通过数据来描述和反映教学过程的能力,也要学会运用数据模型分析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技能,学会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虚拟仿真、虚拟助教等多维场景进行教学。其次,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辅助的智慧化课堂、个性化教学、“课堂+线上+实践”等全新的教育模式,充分发挥各类教育资源、方式的绝对优势,促进人机协同和时空融合。最后,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数字化技术,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完全依附于数字化技术,遮蔽思政课的人文关怀特性;也不能一味地将数字化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立起来,抵制数字化技术的融入。在避免出现数字鸿沟的同时,注意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第二,加强教育对象数字素养培育。一方面,加强教育对象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培训,掌握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资源的运用能力,实现个性化知识的获得。另一方面,加强教育对象对数字技术信息的辨别能力,明辨技术裹挟下的错误思潮和低俗信息,在虚实情境中保持自我主体意识。
(四)锚定价值:深化与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融入
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明确“为谁培养人”这一关键问题。必须确保数字化技术与思政课的深度融合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的前提下进行,不能使数字化技术凌驾于思政课价值之上。第一,始终以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价值追求引领数字化技术应用,确保数字化技术赋能的正确方向。数字化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应该坚持个性化育人和立德树人相统一,将主流意识形态渗透进数字化技术的设计、应用和监管的全过程。不仅要重视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优势,还要注重主流意识形态对数字化技术的有效引导和及时规制,加强对错误思潮和低俗信息的技术识别,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优先推送级别,从而弥补数字化技术引发的“技术过载”等问题,确保数字化技术应用和传播的正确方向,从而为技术引擎赋予正确价值观,帮助教育对象形成正确认知并提升思想修养,引导其逐渐形成趋近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第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价值引领。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探索数字化技术和价值引导的契合点,根据教育对象接受特点,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进行技术选择和育人场景构建,完成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输出。第三,强化对虚拟现实空间的价值引导。虚拟现实技术极强的仿真功能可以为教育对象带来沉浸式的“在场”体验,深受教育对象的喜爱。虽然其形态构造的是虚拟空间,但也必须坚持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价值为先的原则,同时把握好虚拟体验的量和度,避免教育对象沉迷于感官体验而形成娱乐主义倾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4.
[2]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EB/OL].新华网,http://m.news.cn/2022-04/25/c_1128595417.htm.
[3]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01).
[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67.
[5]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版社,2020:20.
[6]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