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思想武器，也是不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凸显了这一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倡议，还要求让全体人民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并着力塑造人民的“文化主体性”，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助力民族复兴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两个结合”中推进新文化的建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文化的现代化。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特色；原创性贡献

【作者简介】付文军，男，土家族，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基础理论（浙江  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银川），2023.6.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哲学思想”（项目编号：23BKS020）。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实践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文化思想凝聚了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标示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这里所谓“原创性贡献”，既包含“在科学研究或知识领域，经个体或团体独立创造，提出了前无先人的论说，有首创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发现、新假设、新领域之意”[1]，又包括对既有观点、思想或理论的延展、深化。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就在于着重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创新、在创新过程中的推进、在推进过程中的发展。

使命既蕴含着要求，也意味着责任与担当。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是根植并服务于相应经济基础的存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694一定的文化也要反作用于相应的政治与经济状况。通常意义而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弘业、以文立心、以文培元和以文铸魂是对文化使命最为朴素和直观的表达。文化的育人使命必然要求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表征，更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推动文化繁荣，力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格局。有鉴于文化及其繁荣的重大社会历史意义，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集中讨论了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若干问题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并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要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可以看到，推动文化繁荣和建设文化强国从一个普遍性的议题跃升成了一项国家战略目标。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推进，这一战略目标也得以逐渐具体化、明确化。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立足新时代、新契机和新机遇，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着力持续推进文化的昌盛与繁荣，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在文化领域引领世界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着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不仅显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和新突破，还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行动上的自觉”[4]。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的概念和命题，它标示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积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尊重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响应人民文化吁求的必然选择，更是赓续传统文脉和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科学举措。

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传承与延展“中华文明”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无疑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是它的关键内核。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极具创造力，中华儿女在不断奋斗中“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5]40，并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文化积淀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以“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以“惠民利民、安民富民”为目标的价值导向，以“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为代表的精神气质，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指导的生存理念[6]471。这些都是中华文明之于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它们也必须在当代社会中得以不断延续和不断应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命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以“时代精神”重新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7]的光辉典范。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创造与发展“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的历史境遇和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它虽与古代文明或传统文明一脉相承，但也要重点凸显其现代特色。如何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时代传承和当代应用，这些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事关文化繁荣和文化强国建设，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前景。在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8]的号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现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实践的深度交互和有序对接，以达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3]的良效。在现代语境中激活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在与现代文明的交流中实现互益发展，在与时代问题的碰撞中回应社会发展要求，这既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可行之途。

文化强则国强，文化兴则国兴。“强起来”的时代不仅要经济实力雄厚、军事装备先进、国际地位稳固，还需要有强大的文化作为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全新文明成果，它以有效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任务，致力于实现“中华文明”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转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同的学派对于文化的内涵和本质有着不同的认知，对于谁是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和传承者的回答也不尽相同。在观念论者看来，文化就是精神本体性的延伸。换言之，文化就是思辨的产物，文化的主体就是主观精神或客观精神。直观的唯物论者则展开了对文化的形式化理解。在他们看来，文化不过就是孤立个人活动的产物。由是观之，观念论将文化的主体视为思辨的精神，直观唯物论则将单个人界定为文化的主体。马克思则不然，他掀起了一场文化理解史、诠释史上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9]196。既然整个世界都是劳动创造的，文化自然也概莫能外。文化与劳动就此关联起来，或者说，劳动就是文化得以确立的“基点”。因为文化自始至终都与人、与人的目的性密切相联，“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文化就是一个由人类创造的、并制约着人类世界的对象世界”[10]。究其实，文化就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文化就是一种人化。从事现实活动的个人就是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传承者和推动者，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念，并宣称要让全体中华儿女“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5]161。这既是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得出的必然结论，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事业作出的重大承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11]314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体现并严格遵循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遵循。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并彻底贯彻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11]314作为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民作为文化表现的主体、文化和文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就此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人民的文化，十四亿中国人民自然地就是中华文化最为坚实的主体。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二为”方针的推进，将全体人民都纳入了文化主体的行列中。在对于文化主体的认知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及的“文化主体性”，实际就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生动表征，它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典型表现。“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生命体得以不断成就自身的基础条件，它是文化生命体得以不断觉醒并延展开来的必然结果，“是文化生命体更具主动性地继续成长壮大的动力”[12]。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建设文化强国、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实践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文化主体性是全体中国人民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锻造出的文化主体意识的表现，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实践中彰显出的主体力量和主体地位。鸦片战争之后，技术救国、文化救国和革命图强的方案纷纷出炉。历史证明，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和闭关锁国必然会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亦步亦趋、照搬照抄和依附道路也不可能塑造一个自主而强盛的民族。着眼于自身发展的实际，实事求是地走出一条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道路，如此才能促成文化繁荣的局面并不断开辟、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说，这一文化主体性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充分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主体性。这种根植中国大地、惠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服务于这一实践并有效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也是中华文明能得以自我认同、自立自强的内在支撑。任何文化得以流传并在各自的时代发挥社会历史效应，首先就必须因自我认同而拥有自信，继而在保持自身独立的过程中谋求发展。就此而言，文化主体性事关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历史已然确证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文化主体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够在文化建设方面坚持自我而不迷失，它是我们在文化领域坚持“走自己的路”[13]67的核心支撑。中华民族之所以具备“守正不守旧日、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3]的关键也在于中华民族内蕴的文化主体性。当然，这种文化主体性也在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交融中得以不断巩固。

立足现实实践、坚守人民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响应人民的呼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锻造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才能在与时代和实践的交互中得以不断科学化。“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3]这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判定，也是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和助力人类文明的必然选择。

自信即预示着自我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辉煌成就的取得，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得以大大提升。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4]625，这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光明前景而提出的科学要求。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5]。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三个自信”进行了补充和扩展，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8]。“四个自信”的提出，将我们的“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16]309，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文化自信，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自觉的心理认同、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文化心态。”[17]文化自信就是“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11]349。文化自信虽是就文化而言的自信与认同，但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前途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问题”和“一个事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大问题”[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于对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不自信，以洋为尊、崇洋媚外的现象大有猖獗之势，各种“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和“去主流化”[19]的做法也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有鉴于此，增强文化自信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之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都不是割裂的，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以有机地结合起来。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8]而具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339，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推进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充分印证了文化或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更高的整体自信水平”[20]。

一方面，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11]351。文化自信不是先验性的存在，而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凝聚的一种认同感和认可度。更为具体地说，文化自信就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而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自信。中华民族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1]，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既见证了中华儿女安身立命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谋发展、促繁荣、建伟业、立新功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本山河破碎、任人欺凌的状况得以彻底改写，人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翻身并当了家、作了主，“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13]62。这些“历史”和“现实”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最大底气所在。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饱经沧桑而不败，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延绵开来，中华文明也从未中断，这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韧性。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史映现了中华民族执着的精神追求、表征了中华文化独到的精神标识、增添了中华儿女内心的自信和自豪。就此看来，根源于现实实践的文化自信就是一种历史自信，一种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自信。

另一方面，文化自信就是发自内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可与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1]自古至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诞生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现代优秀文艺作品等。同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不仅在历史的激流中汇聚了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代表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21]，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界观、人生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强大的创造能力、广阔的表现舞台、强大的前进定力，这些都是我们得以相信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所在。革命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诞生并建构起来的，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官僚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文化。在革命历程中，我们形成了五四精神、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抗美援朝精神等革命精神，它们是革命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的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关键和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文化，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中国人民不断改革创新、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丰富发展了人类文明成果。

在推进文化自信、自立和自强的过程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2]，这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机遇中，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来构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2]，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立根铸魂。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依旧表现出旺盛而鲜活的生命活力，其关键就在于它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3]562马克思主义并不热衷于给各个具体问题一个模板式的答案，它只是解答问题的“指南”。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享誉世界，就在于这一理论能够“具体化”。马克思主义这一“舶来品”要在中国大地上稳步发展，就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具体问题展开。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第一个结合”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对接，其关键就在于这一理论能够切实而有效地回应并化解“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就提出要实事求是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做到“有的放矢”[24]819。“第一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密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以贯之的原则。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双向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论断，强调不仅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还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6]10。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得出的必然结果和科学结论。在实质而根本的意义上来看，“两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是侧重实践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旨在通过“第一个结合”来回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那么“第二个结合”就是着眼于文化层面的“结合”，它“旨在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而具备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25]。“两个结合”并非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的简单累加，而是“在同一领域中进行着的加上后的升华，是综合创新，是辩证创造”[12]。

一方面，“两个结合”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契合、互相成就。从“结合”的前提来看，两个来源完全不同的文化能够结合的可能性就在于它们“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3]。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精神、主张和追求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实践智慧和文化底蕴，它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2]。在天下观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和天人合一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所着力分析的世界历史与和谐相处的世界观高度一致；在道德观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讲求的为政以德、厚德载物等道德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秉持的正义理念高度契合；在社会观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坚持的民为邦本、任人唯贤等社会治理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紧密相关。这种契合或一致是二者能够结合的前提和基础，“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3]。当然，“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就是二者的互相成就。“两个结合”是文化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它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6]。这也就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追求、相同文化基因之间的有机对接。正是在“两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互相滋养、共同进步，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两个结合”作为一场重大的社会文化事件而意义非凡、影响深远。“两个结合”夯实了我们所坚持的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事求是的科学道路，这是一条原则性和灵活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统一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大大延展了中国道路的历史纵深，以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精华来滋养、支持和拱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融中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两个结合”还在推动文化繁荣的过程有力地“反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仅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案的思想基础，还有力地推进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两个结合”开掘了文化创新和文化繁荣的空间，“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3]。

“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3]，它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独创性贡献，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27]。立足中国建设实际、着眼中国发展全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目的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适应时代变化和历史潮流的“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28]这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关键任务所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基础上，以特有的“主体意识、文明意识和问题意识”[29]有效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精神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有重大突破和创新，不仅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肩负繁荣文化、创新文化和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文化使命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22]的当下，我们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来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方面，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22]，不断建设“极具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0]，不断夯实并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筑牢全体人民的思想堡垒。另一方面，则要继续坚持并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略，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辩证互动中不断丰富并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之下，中国人民必然会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书写适应时代、引领时代的新文化。

参考文献：

[1]梅荣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贡献研究的方法论思考[J].政治学研究，2023（3）.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4]商志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论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6）.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7]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N].人民日报，2015-12-31.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郁建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现时代[J].中国社会科学，2001（6）.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2]张志强.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J].哲学研究，2023（8）.

[1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4]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5]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7]刘林涛.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思想教育研究，2016（4）.

[18]陈先达.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J].党建，2017（5）.

[19]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2019（12）.

[20]潘新喆，刘爱娣.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要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1）.

[21]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14）.

[2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李国泉，蔡方.“两个结合”：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5）.

[26]张雷声.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J].红旗文稿，2023（18）.

[27]王伟光.实现“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J].红旗文稿，2023（17）.

[28]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

[29]刘同舫.习近平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中国特色”[J].宁夏社会科学，2021（2）.

[30]付文军，姚莉.全新人类文明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论析[J].理论探索，2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