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习近平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的要求以来，“大思政课”在全国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大思政课”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政策供给充足、机制常态运行、实践成效显著、理论研究持续深化。但在此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大思政课”核心内涵的边界扩大化、实践教学开展存在一定偏差、部分教学方法运用过度化等一些问题，亟待作出澄清。为此，要尽快消除相关认识偏差，锚定科学实践。理解“大思政课”核心内涵要在“有界”中厘清课程和育人主体、教学实践要观照“实效”和“适度”、教学方法拓展要兼具“有度”和“适切”的正确观念和做法。

【关键词】大思政课；核心内涵；实践教学；教学方法

【作者简介】郑敬斌，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丽，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京），2023.7.10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研究”（19BKS150）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大思政课”是一种全方位的立德树人方式，旨在站稳思政小课堂的基础上实现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从而着力促使思政课更富生命力、更具鲜活性、更显引领力。目前，围绕“大思政课”已开展的一系列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状态，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大思政课”在探索和发展中也显现出一些问题亟须澄清，以匡正认识偏差，锚定科学实践，更好助力“大思政课”高阶发展，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对“大思政课”的期待。

习近平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论述，为开展“大思政课”教学实践提供了政策依循。在此基础上，各地各高校及时细化政策措施，构建有效的体制机制。经过多方协同努力，“大思政课”建设业已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政策供给充足。习近平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论述，是开展“大思政课”建设的精神指引，也是“大思政课”实施的根本遵循。从2019年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到2020年在湖南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再到2021年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明确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等，这些无不承载着习近平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理念构想与建设谋划，为“大思政课”建设的政策制定和工作开展提供遵循。在此背景下，各部门及时出台、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如2019年《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2020年《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强调“各高校要规范实践教学，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中，切实提高实践教学成效”；2021年《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指出“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找准切入点、聚焦点、结合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2022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2年工作要点》中更是专门针对如何善用“大思政课”作出规划并提出要印发实施《关于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工作方案》，《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中也同样指出，要“立足自身优势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善用‘大思政课’，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其中蕴含的“大思政课”理念、要求和做法等已经为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充足的政策依循。

第二，机制常态运行。所谓“大思政课”的建设机制，指的是通过汇聚社会育人“大能量”落实“大思政课”建设，致力于在打造高水平思政金课的基础上激活社会“大课堂”，在统筹社会各层面思政“大要素”的条件下不断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过程。当前，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大思政课”的建设机制已常态化良性运转。如各地各部门先后组织召开“大思政课”建设推进会，为系统学习习近平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精神、深入研讨“大思政课”建设理论、不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经验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成立“大思政课”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打造云课堂学习平台、建设虚拟仿真中心等，为“大思政课”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体制保障，这些都表明了“大思政课”建设机制正在不断走向完善的状态。同时，学校与社会层面的组织运行机制已形成合力，正在全面推动“大思政课”相关政策、制度的落地见效和良性运行。此外，关于“大思政课”的监督和反馈机制也在探索和建立中，通过评价和反馈等方式保障“大思政课”建设走深走实走好。

第三，实践成果丰硕。在政策赋能和机制保障的加持下，当前“大思政课”建设取得的成果丰硕。一是对“大思政课”的认同度不断提升。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不断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大思政课”理念及实践的认同度明显提高。尤其是广大学子对“大思政课”的喜爱度、认可性、点赞量显然上升。三是“大思政课”的育人新格局逐步建构。各地积极响应“大思政课”的号召，根据地方特色、学校实际探索“大思政课”育人新模式，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新格局，这些对于统一育人思想、凝聚育人力量、提升育人水平均提供了助力和保障。三是“大思政课”专有优质资源库建立。“大思政课”优质资源库严格甄选的高质量、一体化教学资源，成为开展和增效“大思政课”的有力支撑。四是“大思政课”教师队伍得到强化，并形成工作合力。各地相继出台了高校思政课教师能力提升攻坚计划，旨在培养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高水平思政课教师，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队伍支撑和师资保障，并推动着“大思政课”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第四，研究持续深化。要做好“大思政课”建设这项工作，就必须对其进行反思性的理论研究，从而以理论的支撑反哺实践的探索。近年来“大思政课”不仅吸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众多专家的关注，还聚集了教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力量，可谓研究主体广泛，大家云集。基于此，“大思政课”的理论研究得到了良好助推，研究热度跃升、研究内容广泛、研究机构多层、研究质量逐步提升。如“大思政课”的内涵研究持续深化、价值研究宏阔高远、形态研究逐步拓展、路径构建研究切实多维等，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权威期刊或平台刊发，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此基础上，围绕着如何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如何运用“大思政课”资源、如何推进“大思政课”运行等掌握了建设规律，积累了有益经验。

当前，围绕“大思政课”已开展了一系列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大思政课”在探索和发展中也显现出一些问题亟须澄清。

第一，“大思政课”核心内涵的理解边界扩大化。“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政课发展的方向，也对思政课进入高阶段发展提出了要求，因此对“大思政课”的边界要合理界定。而在核心内涵的理解上，出现了对“大思政课”无边界化解读的现象。一是对课程理解的无边界。当前，出现了一些简单在“大”字上做功夫的现象，认为做到课堂大、参与主体多、课程场域广就践行了“大思政课”理念，因此将“开学第一课”“全校安全知识系列讲座”“全校师生升旗日”等活动对标为“大思政课”；还有将课程思政简单等同为“大思政课”，在实际工作中将二者置于同一语意，或者将“大思政课”描述为课程思政，认为在全校开展课程思政就是落实“大思政课”工作。二是对育人主体理解的无边界。当下，在实践探索中，在一定范围内也出现了不断扩大核心育人主体的误区。有人认为只要组织并开展校领导讲思政课就是实现了“大思政课”；有些高校简单通过聘请知名人士等进入课堂开展授课，以此完结“大思政课”任务；有些将除专职思政课教师以外的兼职教师或专业课教师列为核心育人主体，认为育人主体多学科化就坐实了“大思政课”的誉名。通过多元主体参与思政课教学的确可以有效丰富教学体系，但却并非要弱化思政课专职教师这一核心育人主体。

第二，“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出现一些失范问题。思政课引入实践教学是为了增强课程内容亲和力、针对性。但前提确证是，“实践教学以理论教学为前提”。[2]（P246）贯彻落实“大思政课”的要求，需在增强思政课理论深度基础上引入适度社会实践，以在理论上征服学生的同时在实践上赢得学生。而察审当前思政课教学，有一种现象需要警醒，即部分高校以“大思政课”建设为由，在实践教学安排上出现了一定偏差。一是课程内容体系因缺乏系统设计而造成实践教学权重失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因此，“大思政课”建设必然要以站稳思政小课堂为前提。然而，目前在“大思政课”建设中，部分教师在规划教学内容时，有意提升实践内容的占比量，使理论讲授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导致学生系统获取理论的时间被缩减。如此，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在没有得以充分彰显的状态下，实践教学的目标无法得以充分达成，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力自然也被同步消解，进而诱发了实践教学效能偏低的问题。正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P70）“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3]（P339）革命理论之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性，揭橥了理论之于实践的引领力和指导性。因此“大思政课”建设中思想的激发和理论的获取对于引领学生如何实践具有重要作用。要而言之，若无思想的激发和理论的获取，学生就不能充分地汲取理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践教学也就无法顺利实现升华。故思政课需在理论上做到“有血有肉、有质有料”的前提下追求实践上的“情理交融、生动鲜活”。唯此，才能既在理论上“存量”，又在实践上“增量”。二是实践教学因缺乏系统设计而造成针对性不足。在“大思政课”实施过程中，一些人过分强调要跟现实结合、与实践对接，在对实践教学缺乏系统化设计的状态下，呈现出随机无序插入实践教学的现象，进而造成实践教学泛化的倾向。比如有个别高校由于实践量化考核等缘故让学生快速打卡、过量要求社区值守等，只求“时效性”而不察“实效性”。因为缺乏系统谋划，单纯为实践而实践，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体验无味，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产生倦怠感，造成参与度降低、兴趣度减弱，无法真正做到有质有效。

第三，“大思政课”教学方法拓展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度化。教学方法是呈现教学内容的重要介体，决定着教学内容以何种形式展现给学生，但在创新教学方法的同时更要坚持内容为王，突出教学内容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才深刻指出：“讲好思政课不仅有‘术’，也有‘学’，更有‘道’’。[4]（P25）这启示我们思政课在科学运用方式方法为课程增彩时，一定要以教学内容的学术性、学理性为前提。客观而言，当下为贯彻落实“大思政课”理念，讲深讲透讲活讲好思政课的大道理，广大思政课教师也在不断尝试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增益课程效果。然而，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过度化、欠切合的做法。一是贬抑讲解式课堂教学方法，致使理论讲授遭受不应有的冷遇。信息化浪潮下出现了基于网络和智能工具的新学习业态，“大思政课”的提出也给这些智能方式提供了“用武之地”。但在此背景下理论讲授遭受了一定的冲击，甚至出现了有意无意轻视理论讲授，抑制讲解式教学的“微现象”。有人将此教学方法等同于满堂灌，甚至在评价一堂思政课时，将新技术的应用分值不断推高，并把课堂是否热闹活跃作为评判标准。习近平在肯定思政课建设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课堂教学效果还需要提升”，[4]（P7）并进一步明确强调：“让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必要的灌输”。[4]（P22）因此，要正确评估课堂理论讲授在思政课中的价值。此外，部分个体过分夸大自主式、合作式等学习的作用，从而拒斥讲解式课堂教学方法。有学者指出：“一些高校对课堂教学之外的许多辅助形式特别感兴趣。有的甚至把课堂教学的辅助形式或辅助载体，拿来代替或冲击课堂教学……通过学习习近平关于‘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的讲话，应该端正对课堂教学的认识，把那些不合适的做法改过来。”[5]（P311）二是片面注重新的教学手段，导致课程教学被动迁就、附和各样软件工具和形式。为了跟“先进”“创新”“新颖”等呼应对焦，部分教师对内容与方法的嵌合性考虑不够，急于将各种技术平台引进课堂，学生为此不得不下载多个应用程序，因此才有了“内存装不下老师软件”的吐槽。还有少量教师为“跟上形势”“做到多样直观”，将教学注意力和精力转向一些微软件的应用上，以期获得学生的瞬时关注，比如过多地将弹幕、3D虚拟仿真、Director等引入课堂。虽然在表面上做到“多维创新、立体可视”了，但实质上却使得辅助性的技术工具过分占据课堂时空，导致教学内容为配合五花八门的微技术不得不被动“附着于其上，委身于其中”。

“大思政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形态，但课程属性依然显在，因此对“大思政课”建设要有理性的认知和科学的实践，以使“大思政课”建设更好“合乎课程设置的本意、教学服务的真意、学生认知的情意以及课程发展规律的旨意”。[6]（P237）

第一，“大思政课”核心内涵要在“有界”中厘清课程和育人主体。对“大思政课”的认知要回归思政课源头，结合思政课本质，在融会贯通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把握其核心内涵。一是准确限定“大思政课”的课程畛域。要突破“大思政课”感官意义上、线性思维中“课堂大、主体多、地域广”的狭隘认识，明晰“‘大思政课’之大，不在于学生人数之多，不在于授课场所之广，也不在于授课教师之名”，[7]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大思政课’绝不是课堂之大。”[8]尤其是要科学区分并合理划定“大思政课”与课程思政、日常思政等的边界，虽然它们在育人目标、育人功能上存在共性，但在课程范围、本质属性及其内容侧重点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明确“大思政课”中的“主角”是思政课，发挥“画龙”的主要作用，课程思政等皆为“同向同行”，发挥“点睛”的作用，绝不能以课程思政的价值来矮化甚至替代思政课的关键性作用。二是合理吸纳其他领域育人主体。“大思政课无论如何演变和扩展，其本质属性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习近平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4]（P10）这里的教师特指思政课专任教师。“大思政课”需“将多方力量整合成一个大的思政育人‘同心圆’”，[9]而圆心也应是思政课专任教师，因此，“大思政课”虽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将社会“第一视角”融进课堂，但并不能因此而淡化或者削弱思政课教师在课程设计、理论讲授、实践引领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和关键作用。

第二，“大思政课”教学实践要观照“实效”和“适度”。回归“大思政课”重要论断的提出语境和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讲话中的语境，不难发现习近平是在强调思想性、理论性的基础上要求思政课要具有亲和力和针对性的。因此，“大思政课”的实现必须要在保障思想性、理论性的基础上去援引实践教学。即在引入实践教学时，要以理论彻底性为基观照“实效”和“适度”。一是需在理论魅力的展示中措置生动实践。“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9]这就决定了思政课要“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4]（P16）而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4]（P18）因此，思政课要依靠理论的科学性征服学生，以思想的深刻性赢得学生。故增加“大思政课”的吸引力、生动性，要首先在理论内容的厚度和彻底性上下功夫，增强理论的魅力和说服力，然后配置一定实践教学内容，以进一步助力和巩固教学效果，达到“说服”和“掌握”学生的目标。因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P9-10）同时要注意在理论内容高阶性的基础上兼顾生活逻辑的展现，其实这也是实践插入和转换的一种方式。恩格斯曾有经典发问：“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11]（P94）这关涉教材内容如何转化为教学内容的问题。对此思政课教学内容体系要将宏大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听得懂听了信听后行”的有力量、有温度的教学内容。贯彻执行“大思政课”理念，应在不断增强理论论证逻辑性和严密性的同时辅以恰当实践，使理论成为学生实践的有效指南。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思政课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该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观察认识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4]（P14）故教师要学会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印证中将思政课内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授予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授予学生。唯此才能在提升学生批判反思能力的基础上不断说服学生，从而在长远的历时性中更好获得学生。同时，实践教学的引入需兼备“实效”和“适度”。习近平强调“大思政课”要跟社会实践结合、跟具体生活对接，以增强思政课的生命力和鲜活性。但教师在引入实践教学时一定要避免泛化倾向，既求“量”，又求“质”，既有“时”，又有“效”。尤其在实践内容和要素的选取时要有针对性、合宜性，而不能随意搬入，无目的引进。不能用大量、零碎的社会生活素材取代相对完整、体系化的思政教材内容，也不能简单用社会大课堂取代思政小课堂，因为生活素材、社会大课堂呈现给学生的是直观的、感性的、经验式的事件，它需要思政小课堂深入的、理性的、规律性的阐释、研析，使得摆事实与讲道理相得益彰，实践历练与思想淬炼相辅相成。所以，要聚焦思政课的知识模块，筛选出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要素来安排学生适当实践。具言之，教师要在“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4]（P14）的基础上让学生带着理论积累和知识疑问参与实践，在实践中能够解惑所疑，深化所学，激活所盼。唯此才能让学生在仰观科学理论中俯察现实实践，才能推进理论知识与学生思想深处的互动和共鸣，才能实现“大思政课”质量与效益、生动与温度的双向奔赴。

第三，“大思政课”教学方法拓展要兼具“有度”和“适切”。思政课教学方法要从单一向多维转变，但必须本着解决教学问题的目的，坚持方法为内容服务的原则。贯彻落实“大思政课”理念，为课程添力增效，思政课教学方法需要不断演化、进步，但并非要去除课堂理论讲授，这个过程一定是“N+1”的加法模式，而非替代模式。要给予教学方法是“帮助教师教得更好，帮助学生学得更美”的正确定位。另一方面，前置讲解式课堂教学端口，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要明晰“大思政课”应该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而加以放大、延展的。因此要正视和批驳颠覆课堂教学、消灭理论讲授、否定传统课堂中“教师讲学生听”方法的错误倾向和做法，敢于为讲解式课堂教学的经典方式正名。因为“在教学中教与学彼此依存，相辅相成，既不存在没有‘学’的‘教’，也不存在没有‘教’的‘学’”。[12]（P177）推至思政课教学，就是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所着重强调的：“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13]质言之，教学活动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师生各司其职，相互作用。因此，“传统的讲解式教学并未过时，在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的建构中，讲解式教育功不可没”。[14]（P89）所以，讲解式教学方式并非造成学生“不愿听、听不进”的原因，各种负面影响也并非缘于此种教学方式本身，而在于教育教学主体没有充分把握讲什么和怎么讲的精髓。如若使用得当，就会发现“教师努力讲，学生专心学”一定是经典的教学场景。故要让思政课教师科学地运用讲解式课堂教学方式，并使其发挥主渠道作用。同时适当增加其他教学方式，但不可因此而削弱甚至取代课堂教学。因此，当前在推动落实“大思政课”的过程中，依然要坚持习近平所强调的“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15]（P378）此外，还要在“有度”和“适切”中拓展教学方法。对此，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即要在守住经典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而不能图形式上的创新而迷失在各类新技术新软件中，不能赋予新技术创发的教学方法以过多的“价值预设”，而要在教学方法的选取、拓展和延伸上做到“有度”和“适切”，并主动履行好“把关人”的责任。因此，在借力新技术时要关切方法与内容的契合性，在此基础上适当补充新的教学方法。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即便如此仍需始终明白，要打造学生爱听、产生共鸣、社会认可的“大思政课”，教学方式方法只起辅助、短暂的作用，关键还是要依托课程内容的质量，要在真正启发学生思想，增强道德引领，促进学生自我建构中见长效。

[1]“‘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03-07（1）.

[2]刘国钦.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5]刘书林.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专题研究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6]郭绍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7]史宏波，谭帅男.大思政课：问题指向、核心要义与建设思路[J].思想理论教育，2021，（9）.

[8]沈壮海.“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考与探索[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

[9]大思政课，总书记心中的一件大事[N].人民日报，2022-05-22（1）.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李剑萍，魏薇.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1）.

[14]萧鸣政.基于人力资源素质论的教育与开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