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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学者要努力提升“二个结合”的重要能力
严书翰
【摘要】对于中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能力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把历史和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把党的理论话语和学科话语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即两个“1·5讲话”和“2·7讲话”来阐析这“三个结合”,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中青年学者提升“三个结合”能力的途径虽然有多条,但是最根本的途径是要认真研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
【关键词】中青年学者;“三个结合”;提升能力的途径
【作者简介】严书翰(1950-),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理论与现代化》(津),2023.3.5~14
常常有中青年学者提出这个问题:怎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其实从因果关系上看,一个人教学科研水平高,这是在他(她)那里体现出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她)具备了很强的业务能力。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把历史和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把党的理论话语和学科话语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简称“三个结合”能力)是最为重要的能力。
一、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
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中青年学者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因此,应把它摆在第一条。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就是通常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经列宁所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2]
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学理价值,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就是在西方,有些学者不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结论,但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理论即学问。而中国共产党人则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3]
但是应该看到,中青年学者在学习和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方面还存在不足或短板。就“博”而言,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亦称原著)读得不多。原著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著作。现在中青年学者学历、学位都很高,但是他们中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原著尤其是毛泽东著作读得不多。就“精”而言,主要是指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回答问题。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对此,毛泽东有许多精辟论述。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4]815
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它的学理价值,认识就不一致了。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汇总,一般人都看得懂,难以称得上是科学理论体系,也算不上是一门学问。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决不同意,对此还要加以剖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即重要性)往大处讲,可以说是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或许有人会问:不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这两句话是不矛盾的,中国共产党怎么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结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发展即与时俱进,也还要不断推进这“两个结合”。
本文讲的这“两个结合”更多地以毛泽东为例,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在毛泽东看来,妨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而教条主义是更危险的。在这里必须讲讲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此文共6节,不到6000字。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情有独钟,由于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处的环境极其艰险,在转战南北中此文文稿丢失了。毛泽东曾说过,丢失此文我就“像丢了小孩子一样”,“过去到处找,找不到”。1961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终于从中共福建龙岩地委1930年的档案中找到此文的石印本。此文文稿失而复得,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而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他多次在党的会议上推荐这篇文章。毛泽东说,此文是为反对当时红四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逐节讲解此文的主要内容和现实意义,可见此文在他心中的分量。《反对本本主义》虽然不到6000字,但它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并从哲学高度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前途的成果,被我国理论界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点的代表作。因为文中包含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教条主义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尤其是在延安整风中他对教条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认为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4]800。毛泽东还为教条主义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中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个学风要求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对此,毛泽东也有许多深刻论述。
毛泽东认为,妨碍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另一个思想障碍就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者满足于已有的经验,认为没有必要把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或者口头说有必要联系但实际上不去联系。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经验主义者也可以称之为“懒惰主义者”。因为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也为这些经验主义者画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4]819-820在这里毛泽东形象地把马克思主义比作“箭”,把中国实际比作“的”。他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深刻指出: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这个结论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胜利全局高度上来讲的。延安时期,毛泽东还从另一角度分析了经验主义带来的消极后果。他指出我们的队伍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
可能有的人认为,要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个道理是正确的,没必要兜这么个圈子来讲这问题。其实这并不叫作兜圈子,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对于我们这个党而言,只有解决了思想认识(思想路线)问题,才能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对于中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只有认识到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性,才会自觉地去努力提升这种能力,可以说这个结合的能力是中青年学者极其重要的能力(亦可称之为看家本领)。因此,要提升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简称“第一个结合”)的能力,既要克服认识上的障碍,又要下苦功夫才能做到。
以下再讲讲与“第一个结合”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问题:什么是理论,怎么看待理论。因为有些学者认为只有难懂或深奥的东西才叫作理论,这个看法不全面。我们不否认有些理论确实难懂或深奥,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比如《资本论》。马克思自己都认为《资本论》第1卷第1章的“商品”最难懂,因为最抽象,为此马克思说了一段关于要勇于在科学大道上攀登的名言。但是,我们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于不难懂或不深奥就不算是理论。
毛泽东深刻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4]817即便是马克思讲的最难懂的《资本论》第1卷第1章的“商品”,也是从实际中来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细胞的商品,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把商品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出来并加以深入剖析和论证,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社会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这个“铁的必然性”的结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资本论”就是“代替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笔者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用学术讲政治。这个观点好就好在它要求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要求中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第一个结合”的能力。当然,对这个观点我们也不能搞一刀切。各个学科贯彻这个观点的内容和要求也是不同的。对于有些学科如考古学、史前史学等,则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这些学科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强调用学术讲政治,就是要求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从学科体系上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包含了这几门学科。
二、把历史和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
我们通常说的据史立论、论从史出,一般是指写作的思路和方法,而把历史和理论有机结合(简称“第二个结合”)起来的能力,是一种比写作思路和方法更为重要的能力。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重视历史的。恩格斯有句名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5]马克思主义者这么重视历史,是因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用历史尤其是“四史”来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就是要求他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要从历史经验尤其是一百多年党史经验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历史眼光和长远的战略考量。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同行都知道,我们搞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总是同研究规律打交道,总是讲大道理,但是,研究规律,讲大道理,如果不同阐析历史过程有机结合起来,规律和大道理等都是很难讲清楚的,或是很难让人心悦诚服的。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7]这段话是很精辟的。一是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不同的特点。自然科学的很多规律可在实验室里得到证明,而哲学社会科学绝大多数规律只能在历史发展中得到证明。二是指出了史论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视用历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尤其是青年的光荣传统。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8]206。邓小平还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8]234-235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多重要论述。江泽民在论述干部教育时指出:“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9]胡锦涛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10]
这里要特别提到党的历史上前两个重要的历史决议,对这两个历史决议中青年学者都要做到了然于胸,因为它们对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指1945年4月,在毛泽东主持下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面的斗争经验,统一了全党思想,从而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指1981年6月,在邓小平主持下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向全世界宣示我们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达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理论前提。而第三个历史决议是指2021年1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下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它在全党“四史”教育中是重点学习的文献,大家都比较熟悉。总之,就中青年学者而言,是否具备把历史和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对于他们确立正确历史观,以及研究和完成重大课题,都是极为重要的。
三、把党的理论话语和学科话语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
在如何对待把党的理论话语和学科话语有机结合起来(简称“第三个结合”)的能力上,需要讲两句话也就是要讲辩证法。
一是党的理论话语与学科话语之间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应该首先看到的,而且在有的地方这两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有他们的话语体系和话语特点。比如,《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发表于1845年2月。此书的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还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等提法。显然这些话语与党的理论话语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两者绝不是对立的。
二是党的理论话语与学科话语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其依据主要是:第一,党的理论和学科知识都来源于客观实际。众所周知,党的理论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源于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而能够被称之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归根结底也是源于实际的。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基础学科、支撑学科,还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能保留至今,能称之为学科知识体系的,无不来源于实际。学科知识体系虽然常常与学科领军人物或带头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哪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它们的团队、教研人员的共同努力。这决定了这两套话语完全可以结合。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体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党性特点(就是说存在一个站在谁的立场、为谁讲话的问题)。西方一些人有意不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特点,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哲学社会科学有其鲜明的党性特点。这也决定了完全可以把党的理论话语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话语有机结合起来。这既是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又是当今中青年学者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
实现党的理论话语和学科话语的有机结合,要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党的理论话语与学科话语本来就结合得好。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中的很多话语本身就是学科话语。如,经济特区、、“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协商民主、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经济新常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等。这些提法既是党的理论的关键词,本身又是学科话语。以其中的“以人民为中心”为例,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提法似乎与一百多年前西方哲学家提出的人本主义相似,但是两者之间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实践中赋予了“以人民为中心”无比丰富的内涵。毛泽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9个字来概括党的性质和宗旨。邓小平有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名言。江泽民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终要落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天,“以人民为中心”这6个字,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等言简意赅的概括。因此,中青年学者要在教学科研中充分运用而且要用好这类原创性话语资源,这是提升把党的理论话语和学科话语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的重要内容。
另一种情况是党的理论中包含的那些极具特色(或称“很接地气”)的话语。比如,“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老百姓喜闻易解的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又涌现出不少这类话语。比如,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改革开放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增强阵地意识,敢抓敢管、敢于亮剑;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等。
列宁有句名言:真理是朴实的。所以绝不能把这些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涌现出来并已写入党的文献的非常接地气的话语,简单地同无学理性画等号。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把包含在这些话语中的哲理内涵揭示出来,这是提升把党的理论话语和学科话语有机结合起来的能力的应有之义。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评价很高,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看,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是讲摸索规律。笔者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际上讲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
四、提升“三个结合”能力的根本途径
以上阐析了提升“三个结合”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何提升这“三个结合”能力?当然,这有多种途径(方法),也就是说这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比如,要坚持博览、重视精读,并且要把博览和精读紧密结合起来等。但是,笔者认为根本途径就是要认真研读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因为这些代表作极为典型地体现了“三个结合”。限于篇幅,本文仅阐析三篇代表作。
(一)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简称第一个“1·5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他把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划分为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六个时间段中的一个完整阶段并加以全面论述,这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那里来),又往哪里去(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那里去),从而使党员干部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之所以要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讲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讲起,就是要说明,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部分论述典型体现了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第一个结合”),以及把历史和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第二个结合”)。
(二)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简称第二个“1·5讲话”)
这个讲话论述了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继承和扬弃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给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由此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从理论走向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这段论述生动体现了“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
这个讲话还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讲到了民国38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讲到了党的发展百年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讲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讲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后得出了这个深刻结论:“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1]这段论述生动体现了“第二个结合”。
(三)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简称“2·7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他首先回顾了100多年前,中国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的艰苦历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的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这4位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都失败了。因此,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习近平总书记紧接着论述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2·7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这部分论述鲜明地体现了“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2·7讲话”中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他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2]这些论述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的重大成果。
在这三篇代表作中,习近平总书记还用生动的、很接地气的话语来阐释党的理论中的重要思想或观点。比如,在第一个“1·5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用“风景这边独好”,来表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有力驳倒了“中国崩溃论”。还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用“我们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来阐释这个深刻道理: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在第二个“1·5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用“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来阐释党要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推进下去,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还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用“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来表述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把握全局、谋划发展的战略能力,并指出这是十分重要的能力。
当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作绝不仅仅是这三篇,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他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也是重要代表作,比如,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等,限于篇幅仅简要介绍这三篇,因为这三篇代表作确实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三个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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