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载体，教材名称及内容的变迁体现了不同时期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变化过程，也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改革和发展历程。目前理论界对这一问题有了一定研究，但总体上还须进一步深化。通过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演进和变化的历程，并对不同时期教材变化的背景进行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总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为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出版历程；教材建设；经验启示

【作者简介】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韵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京），2023.7.109～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19ZDA335）阶段性成果。

以先进思想铸魂育人、凝聚社会共识、培育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鲜明的价值导向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又一代高校学子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①教材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载体，历次重大课程改革的最终成果都体现在教材改革和建设方面，编写高质量的教材是“改革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教学的中心环节”。[1]（P108）因此，分析总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出版历程及其经验，对今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宏观视角下教材改革的历程梳理和经验总结，教材改革常被视作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补充部分；二是微观视角关注某一门课程教材的发展历程及历次教材改革的修订说明，更多关注具体内容。现有研究成果鲜有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出版历程作为研究重点，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形成的思想资源及其生成逻辑缺乏系统梳理、对不同时期教材的内在延续性和创新性缺乏深度发掘。本文力图在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探索历程的基础上，横向上总结各个时期出版的代表性教材，探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历次教材建设作出变化和调整的深层原因；纵向上探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如何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发掘不同历史阶段教材建设的内在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出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是学校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2]（P263）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在高校作为最重要的课程全面开设。从1949年10月至1964年10月，中宣部、教育部、高教部等有关管理部门多次调整、变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最终大体确立开设“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哲学”（或“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三门课程。②

教材建设也同步进行。1950年，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经周恩来、吴玉章、胡乔木、何干之等有关领导和专家修改审定后，由新华书店出版。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系统的中国革命史教材。[3]（P86-93）1954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出版，被高教部指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后又经修订、增补后改名为《中国现代革命史》，1957、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

为响应毛泽东“向苏联学习”的号召，1952年底，教育部强调“有计划有步骤地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以逐步提高教学质量”。[4]（P183）1952至1956年，一些教材翻译后被正式出版，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等；另一些翻译教材虽未正式出版，但也被纳入高校教材，如马克思列宁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翻译并内部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的不同章节供课程使用。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翻译、苏联高教部编写的四本教学大纲先后出版。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初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初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初稿）》《“苏联共产党历史”课程教学大纲（初稿）》。

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教材建设经验不足，1961年2月，中央书记处指示，高校教材建设要分两步走，“先解决有无，再逐步提高”，对现有教材要本着“未立不破”③的原则。[5]（P220）教育部推荐“哲学”教材选用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可用于光远、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6]（P244）两本教材均由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

有关管理部门也曾尝试“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最基本的教材”，[1]（P51）解决教材不能及时反映毛泽东思想最新成果的“过渡办法”。如1957年，中宣部规定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当时开设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的中心教材。[1]（P31-32）1964年，有关部门提出“中共党史”课学习毛泽东著作，哲学课以《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为主要教材，《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的文章作为选读教材。[7]（P190）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又先后出台了4套方案。一是“78方案”。1978年起，国家开始恢复并重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1978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规定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四门课程。理、工、农、医专业有条件的还应开设“自然辩证法”；文科可以停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改为“科学社会主义”。[1][P71-72）教材建设也在同步恢复。1979年7月，教育部政教司组织编写了各门课程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印发全国各高等学校试用。随后，教育部政教司组织编写了一批教材。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教程》和《中共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讲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于1984年出版，均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代用教材。与此同时，在“各校可选用教育部推荐的教材，亦可根据教育部制订教学大纲，启编教材”的政策指导下，[1]（P87）各省市教育厅（局）也开始组织教材编写工作，各高校也着手自编或几校联合编写教材。其中质量好的被教育部作为推荐教材供全国高校选用，如广东省高教局组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被推荐为供理工农医院校选用教材。该阶段还出版了专供民族院校和大专院校使用的教材，如国家民委教育司指导下编写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等。至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工作已全面恢复。

二是“85方案”。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被称为“85方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轮改革启动。“85方案”规定开设“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1]（P109-112）这一课程设置改革被简称为“老三门到新四门”。[8]

“85方案”文件强调“编写出几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新教材，是改革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教学的中心环节”，[1]（P108）国家教委政教司组织编写了《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学要点》《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要点》和《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教学要点》四个试用本，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底前出版。有了教学大纲的指导，国家教委组编的全套统编教材陆续出版，包括《马克思主义原理（试用本）》（198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198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革命史》（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册（1993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和《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1994年，经济科学出版社）。为进一步充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关内容，1995年，国家教委在《关于颁布试行〈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的通知》中规定开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课程。[1]（P166）1996年，该课程统编教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读本（试用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同时，很多省、市高教厅（局）响应国家教委号召，组织骨干教师进行新教材编写，[1]（P111）有一些高校也自编教材。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已不再短缺，但教材版本过多导致质量不高、重复编写等问题的存在。因此，国家教委随后发出多个文件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审定、出版和使用的管理，并对现有各种教材进行检查清理，明令停止使用质量较差的教材，[1]（P161）严格教材审批制度，制止多头编写教材等现象。

三是“98方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1998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下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的通知》，[1]（P180）同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实施工作的意见》，被称为“98方案”，规定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五门课程。[1]（P183）党的十六大后，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通知》，将“邓小平理论概论”课调整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并支持、鼓励单独开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试点。[1]（P193）

“98方案”实施后，教育部社科司组编了各门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汇编成《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基本要求（专科·本科·研究生）（试用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通用教材，仍限于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审定的示范性教材和由教育部经过评审后向全国推荐的教材。[9]（P186）示范性教材全套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编，分本科、专科不同层次，1999年底前分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完成出版。推荐教材包括教育部社政司组审、中国人民大学组编出版的一套教材，以及教育部社科司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理论概论课文献选编（本、专科通用）》。

党的十六大后，2003年，教育部社政司组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教学基本要求》以及本科、专科各一套示范教材，新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本科、专科两个试用本，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该新增教材的维吾尔文版也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同期出版。此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同步出版成为常态。同时，国家教委成人教育司也组编、修订了成人高校的通用教材，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组编、修订了本省、区、市通用的教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呈现出“一纲多版”，中央与地方、示范与推荐、本科与专科、普通与成人、多民族语言多版并行的局面。[10]（P30-31）

四是“05方案”。2005年2月7日，中宣部、教育部下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被称为“05方案”。该方案提出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课程，另外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1]（P213-217）

实施“05方案”之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不统一，除了全国通用教材以外，各省还有省内通用教材，质量参差不齐。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1]（P196-20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此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统一使用经中央审定、由中宣部和教育部共同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工程”教材成为规范，[1]（P242）紧密结合中国实践、适时修订再版成为教材建设的常态。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007年，“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成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主要修订内容。同年7月，该教材名称调整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1]（P7）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认识成为2010年版教材的主要修订内容。“05方案”还提出“形成包括基本教材、配套教材和电子音像类教材等在内的立体化教材体系”，[1]（P213-217）代表性教辅资料如武汉大学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重点难点问题解答与练习》（2008年）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疑难问题解析》（2007年）等。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征程。新时代，面对新形势下新的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教材建设提到国家事权的战略高度，对教材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

为推进党的十八大精神“三进”工作，教育部组织教材和教学大纲编写组专家研究制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教学建议》。[12]2013年教育部同中宣部全面修订了教材和教学大纲。为及时贯彻落实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2015年，教材再次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吸收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方法论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方法论的两次讲话内容，体现了党和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的最新进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增写“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前景”一节。主要论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重大实践和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四个方面情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特别介绍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的历史背景、实践基础、思想内涵、相互关系和指导意义，重新归纳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为了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2018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再次进行修订。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部分修订较多，一是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贡献；二是用党的十九大昂扬向上的精神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气神。《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增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章，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新进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对教材结构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教材分为三个部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突出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2019年9月，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大纲（试用）》，具体指导并推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全国37家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4家培育单位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地开设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2021年7月21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的主渠道。同年8月，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对“马工程”重点教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进行了全面修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系统全面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发展成果，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课成果之间的坚持、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讲清楚。2021年9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大学生）》（人民出版社）出版，着力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以及对新时代的重大指导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任务，成为新时代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为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对“马工程”重点教材进行了全面修订。目前2023年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治》已于2023年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也即将于同年出版。

纵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的发展历程，虽几经改革，但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基本结构始终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以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这三大方面展开，分别从“史、论、用”角度向高校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彰显了教材建设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除此之外，几次改革都及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吸收到教材中去，并紧密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彰显了教材建设与时俱进的特征。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核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坚持在高校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展开。“85方案”“98方案”“05方案”中，虽经历“合—分—合”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

从国家主体层面而言，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核心的教材建设，事关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从大学生个体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能帮助大学生们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高校学生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打下理论基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对其他课程和教学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通过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资源，让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专业课形成“双保管”，双管齐下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正如习近平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3]这使大学生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繁荣、社会进步发展作出贡献奠定基础。

第二，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作为专题内容或专门课程开设。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点。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不断丰富与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也经历不断地修订与改版，及时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的基本经验，体现了教材建设与时俱进的显著特征。“马工程”实施以后，构建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教材体系成为时代课题，尤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两门课程及其配套教材，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全过程和理论发展全过程的历史记录。教材建设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载体形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4]（P18）通过与时俱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高校学生们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能够更为深切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深刻认识，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同时将党的一系列最新理论探索入脑入心，并自觉转化为社会实践的重要指南，“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5]（P12-13）

第三，紧密结合中国实践解决现实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坚持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不断充实课程内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史”课程，到“78方案”时期开设“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再到“85方案”时期改设为覆盖面更广、讲授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后“05方案”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通过学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让高校学生们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结合中国实践，为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1987年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开设“形势与政策”必修课，其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问题。“形势与政策”课紧密结合当前的形势政策、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对国家当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事件、大事件及时回应，对广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思想上的难点和形势与政策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及时解答，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并正确对待国内外重大时事，使高校学生坚定立场、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及时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紧密结合现实实践，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当中。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在时代中创新发展，并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

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性质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抓好，不能放松。”[16]（P342）“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17]（P329）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意义。因此，党和国家自始至终从顶层设计上管理并保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

第一，坚持从顶层设计加强教材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具有高度政治性，绝不能各自为政。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曾经亲自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审稿修订。实践过程中，教材建设也曾因执行力度问题走过一些弯路，有关部门均从顶层设计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一是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苏联教学大纲、教科书时期。由于当时学习苏联时教条主义倾向严重，照搬照抄现象严重，给教材建设带来不良影响。如毛泽东曾指出苏联教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④“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18]（P835）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尽管摆脱了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理论假设，但很多内容与中国的实际脱节。教育部发现了这一问题后，要求各校的翻译计划应报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经审核批准后实施，同时印发《教材编选计划（草案）》，各门课教材分别由中央高级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编写。[1]（P45）

二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19]（P306）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央明确提出要直接抓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教材。[20]（P529）“85方案”时期，中央成立全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教材编审委员会，统筹规划课程设置、教材编辑及审定、教学参考资料的研究和进行其他组织工作，[1]（P108）进一步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管理。

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放开教材编写时期，各省各校自编或几校联合协作编写教材和参考资料，部分教材理论水平、学术水平不高，质量参差不齐。“98方案”实施之后，顶层设计得到加强。这种顶层设计包括：其一，对教学大纲、教材编写的统一组织编写、审定、出版、使用的顶层设计；其二，对从小学、中学到本科、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教学内容到教材建设互相衔接的顶层设计；其三，教材建设涉及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动态过程，“98方案”以后加强了与教材相配套的教学参考材料、师资队伍培养等方面的顶层设计。“05方案”实施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纳入“马工程”。中宣部、教育部联合成立教材编写领导小组，统一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由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编审委员会对教材进行审议后上报，规格空前。2017年7月4日，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以指导和统筹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统编统审统用，从顶层设计上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一体化建设和教材一体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第二，大纲先行，教材编写从分散走向统一。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仅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作为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当时的教学大纲也是直接翻译自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编写的内容。教材大都使用从苏联翻译或由苏联专家联合编写，各省各校均不统一，只有极少的由教育部委托或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权威专家编写的教学参考书。

教材短缺的现象到改革开放后有所缓解。各省各高校开始根据教育部制订的教学大纲自编或几校联合协作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1]（P77）教材编写呈现遍地开花之势。但放开教材编写工作导致了出版的教材质量参差不齐，影响到教育教学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因此，“85方案”实施后，国家教委政教司不仅组编了当时开设的四门课程的教学要点或教学大纲，还邀请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的知名学者许征帆、杨先材、吴树青等主持统一编写教材。但这一时期，各省各校自编教材仍在继续，与统编试用教材并行。

“98方案”实施后，教育部社政司直接组织编写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示范性教材。除经教育部批准进行教材编写改革的试点学校外，各高校所需教材要从教育部或本省推荐教材中选用。但在“98方案”执行过程中大部分省都有自编的教材，出现“一纲多版”的情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在全国范围内仍存在不统一的情况。

“05方案”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被纳入“马工程”，中宣部、教育部负责教学大纲和教材统一编写。此后，未经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再自行组织编写。出版发行各种名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1]（P23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从分散走向统一，政治性、权威性、准确性和实效性得到切实加强。

第三，坚持教材形态不断与时俱进。教材是开展教育教学的基本遵循，坚持教材形态不断与时俱进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升感染力、增强吸引力、体现其时代价值的基本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选”“编”“借”的“过渡办法”到统编各科教学大纲和教学要点，从参考教学大纲各校自编到纳入“马工程”统编教材，从单独教材到以统编教材为基本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辅导用书等为配套教材和“精彩一课”等为辅助教材的教材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逐步规范，形成了思想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相统一的系列化、数字化、立体化教材体系。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学媒介多样化的时代到来。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适应大学生学习认知特点、增强理论感染力，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新形态教材建设的必然要求。2019年12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指出：“组织建设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多种介质综合运用、表现力丰富的新形态教材”。[2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理论联系实际、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多种教学方法，构建起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络教学为一体的复合教材形式，将反映时代变革的话语整合并嵌入到教材话语体系之中，由“固态化”的文件语言向“动态化”的教材语言、课堂语言转变。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总结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提出“八个相统一”，即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22]这“八个相统一”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的重要指引，必须认真总结并发扬光大。

注释：

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大部分时期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有时称为“政治课”“政治理论课”，还有个别时期称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课”“马列主义课”“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等。2005年2月7日，中宣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将之前的“两课”即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教育课，统称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限于篇幅，本文只考察了本科阶段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建设情况，没有涉及研究生阶段和思想品德教育课的教材建设情况。此外，除了引述历史文献名称外，本文统一称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②注：该阶段内，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虽几经增减、调整，课程名称也几经变更，出版和使用教材却始终围绕这三门课程，因此本文未对课程历程加以详细介绍。

③即新的教材未编出之前，旧的不能废，采用“选”（就原有教材或新编讲义中选出较好的推荐出版）、“编”（就原有教材或新编讲义中的现成教材，加以编辑出版）、“借”（借用苏联和其他国家可用的教材）三种办法。

④注：此处指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J].教学与研究，2008，（11）.

[4]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5]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杨瑞森.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分与合的历史启示[A].高校德育主渠道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海口：南海出版，2004：21-28.

[9]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1918-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郑惠坚.高校“两课”教材建设的回顾与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9，（1）.

[1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教学建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2）.

[13]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石云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1]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 02001/t20200107_414578.html.2019-12-16/2022-03-05.

[22]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