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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发展
吴向东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精神的力量,对中国精神有着丰富的论述。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一直关注对工作所在地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相关精神的提炼、概括和升华,这构成了他对中国精神的初步探索。党的十八大之后至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精神”概念,论述中国精神的具体形态,不断注解、阐发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新的视角再次集中论述中国精神,之后注重对历史事件、时代实践以及实践主体精神的凝练,赋予中国精神更鲜明的时代性,对中国精神论述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仅表现出阶段性特点,而且有其内在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
【关键词】中国精神;重要论述;形成与发展;内在逻辑
【作者简介】吴向东,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原文出处】《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京),2023.3.5~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重要论述研究”(21&ZD004)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精神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之前,在每一处地方主政,论及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每一英雄人物时,习近平同志都会强调相关地方、事件、英雄人物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精神的重要性,认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明确提出“中国精神”概念,对其内涵进行了系统凝练,并不断注解和阐发,对构筑和弘扬中国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系列具体的精神形态,对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出精辟概括和阐述,形成了关于中国精神及其具体形态的丰富论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核。这些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具有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与物质、精神与人、精神与世界关系的哲学观,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标注了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中国精神与中国道路、中国力量概念一起,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也从精神文化层面上深刻回答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如何成为一个中国人的问题。本文意在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析其阶段性特点,揭示其内在逻辑,从而为全面系统地阐发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的丰富思想提供基本前提和整体框架。
一、对中国精神的初步探索
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一直关注对工作所在地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相关精神的提炼、概括和升华。从论摆脱意识贫困,到概括红船精神、阐述浙江精神、扩容上海城市精神等,这些都构成了他对中国精神的初步探索。
(一)摆脱意识贫困
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围绕福建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并被编辑成册,形成了《摆脱贫困》一书。在此书中,他特别强调了摆脱贫困与发挥精神力量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提出“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摆脱我们头脑中的贫困,实际上也即摆脱精神上的贫困。他指出:“人穷不能志短。不能因为定位贫困县、贫困地区,就习惯于讲我们县如何如何贫穷,久而久之,见人矮一截,提不起精神,由自卑感而产生‘贫困县意识'”,“所以我提倡振奋精神”。①他从理论层面上阐明要正确认识脱贫致富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关系。人类生活需求有两个方面,即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脱贫致富从直观上说,是贫困地区创造物质文明的实践活动。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脱贫致富”②,“脱贫致富的实践过程不但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③。
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倡“弱鸟先飞”的意识和“滴水穿石”的精神。地方贫困,但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先飞意识的第一要义在于把解决问题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要把事事求诸于人转为事事先求诸于己”④。而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就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⑤
同时,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发扬传统文化和老区革命精神。他指出,自信心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闽东的灿烂文明传统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有自信心、自尊心,才有蓬勃奋进的动力”。⑥老区革命精神是脱贫致富的强大精神支柱,“老区的革命传统,是闽东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优势。”“我们要在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不断继承老区革命传统,发扬老区革命精神”⑦。
(二)弘扬红船精神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2005年6月21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对“红船精神”作了总结概括,深刻阐述了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首先,首次提出“红船精神”这一概念,并阐明它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习近平同志提出,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红船精神”有着直接的渊源,从而精准标注了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坐标。
其次,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概括并阐述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一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历史发展的潮头,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从此使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对此,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使四海翻腾,五岳震荡。”⑧二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⑨三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
最后,将红船精神与党的先进性联系起来,论述了“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精神”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之源。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红船精神”是激励我们把握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大胆探索、创新创业的强大思想武器;“红船精神”是鼓舞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我们要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
(三)论述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2006年,习近平同志总结概括了浙江工作的经验,在《浙江日报》提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并在《哲学研究》发表题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署名文章,强调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文章从浙江精神的优秀历史传统、浙江精神在当代的生动展现、浙江精神在新时期新阶段必须与时俱进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浙江精神。
一是浙江精神的优秀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的精神品格。习近平同志追溯了浙江的灿烂文明发展史,通过对浙江各类历史人物,包括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实业家等的文化实践活动总结,强调了浙江精神的文化底蕴,概括了浙江精神的历史形态。
浙江精神从而凝炼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她们浑然一体,既流溢在良渚的玉器上、鲁迅的诗文里,也徜徉在西湖的山水间、梁祝的蝶舞中。虽然在不同时期,浙江精神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是,由上述观念、理性、胸襟、情怀、品行、气节和志向所凝聚的内涵,正如涌动的活水,跳跃、翻腾在整个浙江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⑩
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历史文化、革命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这种文化传统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浙江特有的文化精神和人文特点。
二是浙江精神在当代的生动展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全面激活了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这种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能动的经济创造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成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大省建设,成为核心的文化竞争力。浙江精神形成了共同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
三是浙江精神在新时期新阶段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浙江精神的内在要求。习近平同志认为,浙江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懈追求中,迫切需要现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道德标准,需要作为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浙江精神的引领和激励。因此,他根据新的实践要求,提出在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同时,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从而为浙江精神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
习近平同志对“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内涵进行了逐一阐发。他强调,“求真”就是追求真理、遵循规律、崇尚科学;“务实”,就是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诚信”,就是重规则、守契约、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和谐”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开放”,就是全球意识、世界胸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图强”,就是勇于拼搏、奔竞不息,奋发进取、走在前列。同时,他依据新的实践要求,结合浙江实际,阐述了具体的精神要求。如关于求真,就是要求理论之“真”,坚持不懈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求规律之“真”,更自觉地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运用规律,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进一步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求科学之“真”,在科学精神、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和支持人们在实践中创新、创业、创造的智慧和勇气。关于和谐,就是要有和美与共的情怀,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有和衷共济的情志,共同创造和睦相处的美好家园;要有和悦自适的情操,不断促进人的自我超越与全面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富足,体魄强健,精神愉悦。
(四)扩容上海城市精神
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通过系统总结上海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迁,指出:“上海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中心城市的表现,魂与根来自文化。”⑾他进一步提出,上海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建设国际大都市,必须提炼上海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色风貌。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⑿
上海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城市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深深熔铸在上海人民的性格、意志、情感以及行动之中。面向未来发展,上海还必须提升、丰富城市精神的内涵。实际上,早在2003年,上海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就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8个字概括为上海城市精神。2007年5月,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习近平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与时俱进地培育城市精神,大力塑造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新形象,使全市人民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⒀这里,习近平同志为上海城市精神新增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至此,“上海城市精神”16字表述正式出台。为什么要增加“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表述?习近平同志作了这样的阐述:“如果说海纳百川是上海一贯的文化特点,追求卓越是上海的一种文化本质,那么开明睿智本身是一种态度,大气谦和是一种胸襟,这样才能进一步海纳百川,进一步追求卓越。”⒁他在2007年7月10日与杭州市党政代表团座谈时,还强调指出,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上海成其大,就在于它能包容,上海就要有一种自觉,一定要有包容心。
二、“中国精神”的明确提出与具体形态
党的十八大之后至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精神”的概念,不断论述中国精神的具体形态,不断注解、阐发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阐明了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将中国精神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精神”
2013年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⒂
首先,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精神”概念。尽管辜鸿铭、张岱年等学者曾经论及中国人的精神、中华精神、中国精神等,但是作为与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力量等联系在一起、具有特定内涵和意义指向的中国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概念。它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的精神表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反映,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自觉,也是文化自信的底蕴,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中国精神呈现着当代中国人的精气神,表达着当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其次,对中国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概括。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都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提炼和升华。毛泽东提出“革命精神”的概念,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邓小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⒃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中国精神的内涵,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里,民族精神彰显民族特性,是中国精神的民族底色;时代精神表达时代诉求,是中国精神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辅相成,二者有机融合于中国精神之中。
最后,对中国精神的地位进行了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论述中国精神,将其与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的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国精神与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力量的内在关系,强调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道路的精神支撑、中国力量的精神纽带。
(二)不断论述中国精神的具体形态
通过调研走访、参加纪念活动、发表重要讲话等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精神的具体形态进行了充分论述。从时间维度上看,涉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具体精神形态;从内容上看,涵盖了重大历史事件、领袖人物和英雄模范、典型地域、实践主体和领域等包含和体现的具体精神。
一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精神的概括。历史事件是对人类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实践活动,其中蕴含着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论述了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⒄,并将伟大长征精神视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等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和英雄精神。他强调,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充分展现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充分展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充分展现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论述和强调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东风精神”、“两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二是对历史人物、革命领袖以及英雄模范精神的凝练。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样的人物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建立了丰功伟绩,更是因为这样的人物在艰苦磨砺中铸就了坚强意志和高尚人格,形成了宝贵精神。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孙中山先生的宝贵精神凝练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发了朱德同志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即追求真理、不忘初心的坚定信念,无限忠诚、光明磊落的坚强党性,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一生学习、一生向前的奋斗精神。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邓小平同志丰富的实践经历,概括和阐发了邓小平同志的精神,即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五个方面阐发了胡耀邦同志的精神风范。此外,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纪念刘华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概括了他们的崇高精神,并强调这些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⒅在讲话中,他还论及了一系列英雄模范精神,包括雷锋精神、黄继光英雄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嘉庚精神、罗阳同志的可贵精神、林俊德同志的精神品格、兰辉同志的精神品格、郭明义的忘我精神等。一代又一代英雄模范所塑造和展示的精神,正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最好的写照和生动体现。
三是对典型地域精神的凸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域发生了诸多重大历史性事件,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发生了感天动地的历史故事,形成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记忆和优良的传统作风,从而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一系列典型地域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老西藏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等。这些典型地域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⒆。
四是对社会实践主体、实践领域精神的论述。不同的实践主体、不同的实践领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实践特质和精神要求,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其独特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强调长期以来广大劳模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同时他也论述了人民首创精神、企业家精神、知识分子的求真务实精神和担当精神、军人的战斗精神、教师的奉献精神、“五老”精神、志愿者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宪法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等。这些精神不仅是中国精神的具体表现形态,也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三)系统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⒇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集中论述和系统阐释,构成对中国精神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
一是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即国家的德、社会的德。
不同民族、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1)
二是强调当代中国应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它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22)
三是提出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23)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其中,特别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三、中国精神论述的丰富与深化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新的视角再次集中论述中国精神,深化了对中国精神的理解。此后,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对历史事件、时代实践以及实践主体精神的凝练,赋予中国精神更鲜明的时代性。一方面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弘扬先进文化方面的代表性作用,强调了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结合当代伟大实践活动,适时总结彰显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特区精神等,凸显了中国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从而表现出对中国精神论述的丰富与深化。
(一)论述“四个伟大精神”
首先,强调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也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
其次,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为主体,将中国精神概括为“四个伟大精神”:“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24)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四个伟大精神”概括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一方面,充分继承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精神论述中的思想成果,如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中的“团结精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中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等,并实现新的升华。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这一主体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凝练,深刻阐述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特质和禀赋,也是对当代伟大实践活动所需要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品质的深切呼唤。
最后,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的结合上,论证了中国人民所具有的“四个伟大精神”。以伟大创造精神为例,习近平总书记论证道: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我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我相信,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25)
这里,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巨匠、伟大科技成果、伟大文艺作品、伟大史诗、伟大工程,表明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新月异的发展,表明中国人民在当代实践中的伟大创造精神;对未来的信念,表明中国人民在未来对伟大创造精神的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论证,也都遵循了同样的逻辑。
(二)凝练历史事件、时代实践以及实践主体精神
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继续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阐发历史事件中蕴含的丰富精神,这包括:(1)伟大五四精神:“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26)(2)伟大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27)(3)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28)
更加突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伟大实践活动所孕育的伟大精神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着力概括和论述了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特区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29)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30)。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强调“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31),“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32)。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特区精神:“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33)。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阐述了脱贫攻坚精神。他指出: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34)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论述了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等。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队伍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将科学家精神概括为“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35)。
(三)论述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百年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砥砺奋进,不断传承中华民族伟大精神、赓续精神血脉,形成了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百年发展历史,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伟大建党精神”。
在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一概念,并提及12种伟大精神。他指出: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3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46个,并予以发布。这些精神形态,涉及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代表了党在不同时期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成果,反映了不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集中表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他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37)这里不仅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概念,而且概括了其基本内涵,同时也说明了其历史地位,即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国内外实际和实践中的矛盾问题,分别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1)历史主动精神。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持续努力,焕发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2)斗争精神。“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斗争方向,把握斗争主动权,坚定斗争意志,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38);(3)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4)团结奋斗精神。“一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39);等等。由此,不仅凸显了当代实践对精神的需要,而且丰富了党的伟大精神的深刻内涵。
四、中国精神重要论述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精神的论述,经历了初步探索、明确提出、丰富与深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国精神的意义、内涵、生成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培育和弘扬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既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深刻的理论依据,又有着强烈的实践针对性,因此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不仅表现出阶段性特点,而且有其内在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
(一)始终重视精神的力量
习近平在不同历史时期,反复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一方面,精神生活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精神需求。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40)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所以,我们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他强调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坚持“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41)。精神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积极成果,必然会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42),“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4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精神的力量,不仅是因为在理论层面上精神生活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更在于在实践层面上它的强烈现实针对性与问题意识。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实现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了一系列新矛盾新挑战。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44)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中国道路也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因此,坚持自信自立,强调精神的独立性、主动性、自主性,提出中国精神,就成为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必然逻辑要求。
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和实践的逻辑,习近平总书记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精神视为兴国之魂、强国之魄,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逐渐推进到从中国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精神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上把握中国精神。这表明,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对中国精神的理解的层次也在不断提升。
(二)在不断建构中国精神的具体形态中注解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
一是建构中国精神图谱。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在概括、凝练中华传统文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中的具体精神,不断建构中国精神的具体形态,形成具体精神形态的逻辑图谱。这些精神形态从内容上看,涵盖了重大历史事件、领袖人物和英雄模范、典型地域、实践主体和领域等包含和体现的具体精神。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注重对当代中国实践活动所生成的精神的凝练和阐述,特别注重对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论述,强调其在中国精神中的重要地位,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弘扬先进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赋予了中国精神更鲜明的时代性。
二是深化中国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两次集中论述中国精神:第一次是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将中国精神明确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第二次是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为主体,将中国精神概括为“四个伟大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并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的结合上,充分论证了中国人民所具有的这四个伟大精神。这四个伟大精神从整体上概括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精神论述的思想成果的继承和新的升华,更是在表述和理论逻辑上,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这一主体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凝练,充分贯通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在一致性,一方面深刻阐述中华民族在历史绵延中形成的特质和禀赋,另一方面,也表达着当代伟大实践活动所需要的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品质,从而彰显中华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
三是揭示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与根本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中国精神的典型形态。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精神时,总是将其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丰富多样的具体精神形态,还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四个伟大精神”,抑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都是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是中国精神的根本标识,构成中国精神的哲学基础。中国精神的具体形态、基本内涵、集中体现、根本标识在此基础上加以贯通,形成从具体到抽象、形式到实质、特殊到普遍的内在逻辑,呈现出中国精神的核心要义。
(三)深刻揭示中国精神生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首先揭示中国精神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实践的精神升华、理论总结。精神根源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5),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在改造外部对象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其随实践的发展而变化。正是在百年实践的历史时空变幻中,基于特定背景、特定任务、特定矛盾与问题而展开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生成了中国精神诸多具体的精神形态,使之具有特定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特征,诸如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特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奥运精神等;新时代实践中的探月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上海精神、丝路精神等。同时也正是由于实践本身具有的内在维度和逻辑联系,使得这些具体的精神形态之间一脉相承、相通相融,形成精神谱系,为中国精神所涵摄。
其次,揭示中国精神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由文化传统积淀孕育而成。民族文化、国家文化是民族精神、国家精神的基础和依托,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是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决定并表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命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46)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因此,中国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为其所孕育和滋养。
最后,揭示中国精神熔铸于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47)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犹如真理的种子撒向了肥沃的土地,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绚丽灿烂的精神之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开放性,鲜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道路,领导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48)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49)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孕育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同时,也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中定位中国精神重要论述
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是中国人的精气神,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淀。因而,中国精神重要论述无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重要论述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贡献,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主线、理论特质、精神实质也充分表现在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因此,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中,来理解和定位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把握其精神实质;要在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论述与内容的相互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中国精神的内涵、实质、意义以及实践要求。
注释:
①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②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
③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4—115页。
④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⑤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页。
⑥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⑦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6页。
⑧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455—456页。
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456页。
⑩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⑾本书编写组编:《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北京: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3页。
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8页。
⒀本书编写组编:《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北京: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6页。
⒁本书编写组编:《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北京: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7页。
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0页。
⒃《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9页。
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页。
⒅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⒆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3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71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9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24)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40—142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40页。
(26)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页。
(27)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74页。
(29)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3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9页。
(31)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页。
(32)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33)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37—138页。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40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14页。
(3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7页。
(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83页。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54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4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37页。
(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48页。
(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46)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90页。
(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4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