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正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需要从学理上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概念考证和辨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大量使用“世界观”概念，也论述了世界观本身的方法指导功能，但他们很少使用“方法论”概念并将其与“世界观”相并提。在早期苏联哲学教科书中，主要是把“世界观”与“方法”联结起来，强调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和方法的统一体，并逐步形成“世界观和方法”这样的表述。在后来特别是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世界观和方法”的表述被普遍代之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规范性表述。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从同位语的自身等同关系转化为并列加和关系。“立场观点方法”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而在中国语境中产生的综合概念，它形成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整风报告中。它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气神”和“活的灵魂”，另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对科学理论的实践运用导向，并由此发展出“两个结合”。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方法

【作者简介】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原文出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京），2023.5.24～32

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方法”是两个或两组常用的概念。人们都大体上明白它们的含义，因而通常不会想到对它们进行专门的考察和辨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需要进行学理性考辨，而只是说其现实需要没有凸显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取得重大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立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并用这“六个坚持”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坚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新概念新表述，对我们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科学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必要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方法”及其关系进行考察和辨析。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复合性概念，由“世界观”“方法论”两个子概念构成，并按固定顺序排列而形成一个大的概念。虽然二者在排列中的具体联结方式略有不同，比如还可以表述为“世界观、方法论”或“世界观方法论”，但由于它们都是顺序相同的并列关系，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因而我们不再做具体区别，而用“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一指称。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尚未见到“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明确的用语和表述。马克思、恩格斯大量使用“世界观”概念，也经常强调世界观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意义，但很少使用“方法论”这一概念。列宁大量使用“世界观”一词，也较多使用“方法论”一词，但也没有把二者并列起来形成较稳定的表达。

“世界观”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使用，并以此来完整表述自己对世界和历史的看法。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创新价值时说，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①。还说，“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②。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③。列宁多次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等，并明确提出：“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④斯大林在其著名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⑤

在经典作家那里，大量使用“方法”一词，至于“方法论”则并未成为重要而正式的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前人那里，“方法论”这一概念是哲学家们比较常用的。笛卡尔有一本小书名为《谈谈方法》，他曾在一封信中解释何以没有将这本书命名为《方法论》，大意是因为该书“实践多于理论”，并没有系统讲授方法问题。⑥当然，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该书为《方法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总体上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先验原理论”，二是“先验方法论”。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只是提到过笛卡尔的“《方法论》”，并没有正式使用“方法论”概念。列宁较多地使用了“方法论”概念，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谈到“方法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且在正面意义上谈到“马克思的方法论”，特别是在谈到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意义时，认为“新的方法论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是社会科学的极大进步，是社会主义的巨大进展”⑦。

列宁这一用法可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使“方法论”概念进入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方法论”就像“哲学”“意识形态”诸概念一样，多少带有旧哲学遗留下来的某种抽象的、思辨性的负面含义，或者至少是不如“方法”“科学方法”那样明晰。而且，从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看来，脱离客观世界而孤立地讨论思维方式问题，脱离理论内容而抽象地谈论方法问题，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先验地构建方法论体系，以及避开改造世界需要而单纯地讨论解释世界的方法，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要想使这一概念变成可以指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方法功能，特别是专门指称唯物辩证法的正面概念，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改造和转换。

这一过程在后来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出版米丁编写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虽然频繁使用“方法论”一词，但在多数情况下是贬义的。比如书中谈到“‘左翼’机会主义和‘左倾’病者的方法论立场”“方法论错误”“敌人的方法论”“经院主义的方法论”“唯心论之方法论”“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等。书中批判了那种忽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的普遍意义，而只将其看作抽象“方法论”的错误：“黑格尔式的抽象的唯心主义观点，则在孟塞维化唯心论的代表们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上，得到充分的反映，他们忽视历史唯物论为完整之理论——反映社会诸形态之发展过程的完整理论，而把它解释为抽象的‘方法论’了。”⑧当然，该书也对“方法论”概念做了改造，在正面意义上谈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了解这一切（不只是描写），只有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加深和具体化，才有可能，正因为辩证法唯物论是科学的方法论，所以它的加深和具体化不能不建立在现时代的全部科学知识的综合之上。”⑨这里，作者还是在强调要避免对方法论做抽象的理解。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并不再存在那种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方法论”的语境，因而“方法论”一词本身就是完全正面的概念，直接用来指称唯物辩证法。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认为“互辩法唯物论”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的方法论。30年代，艾思奇撰有《思想方法论》一书，讲的就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看过这本书并作过批注，要求“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⑩。因此，“方法论”概念就大量使用于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方法论”呢？在中国语境中，“方法论”在特指唯物辩证法上是清晰的，但从其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来看，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它可以使用在不同场合并具有不同涵义。大体来说，主要有三层涵义：一是指方法的总体，即由诸多方法构成的体系，是对若干方法的统称；二是指根本性方法或基本方法，因其层次高，具有理念性，因而也被称为方法论；三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或方法学，是对方法的系统论述，比如什么是方法、方法的重要性、方法的构成、方法的层次、方法的运用等论述。

“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概念，通常并不在同一场合下并列出现。但由于二者之间毕竟有着内在联系，由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种关系，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性质和功能直接体现了这种关系，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二者逐步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固定联结，最终融合成为一个复合性概念。

“世界观和方法论”概念形成的最初形式是“世界观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世界观”本身也是“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世界观作为人们对自身所处世界的总体性看法，是人们观察事物的认知框架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原则。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世界观去认识和改造世界时，当人们以世界观为指导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时，世界观就变成了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因而也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⑾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仅是研究方法更是实践方法，不仅把认识工具而且把实践工具交给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当无产阶级政党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时，一方面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灵魂和旗帜，另一方面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苏联哲学家米丁编写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时，说它是“完整的宁宙观和改变世界的方法”“宁宙观和方法”“唯一彻底的方法和宁宙观”“科学的宁宙观和方法的一致体”。⒀

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明确使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说法有一个形成过程。1958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还是朦胧的表述：“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具有内在的严谨性、完整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彻底性（这些就连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是因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采用统一的方法，统一的世界观。”⒁而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中就改写了这段话，明确使用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该书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具有严谨性、完整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彻底性（这些就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是因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采用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⒂

在中国语境中，虽然也有“世界观和方法”的说法，比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笔耕堂书店1937年5月出版）中的表述，⒃但更普遍地使用的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艾思奇《思想方法论》第一章的标题即为“方法论和思想方法论”，而其中第二目的标题即为“世界观和方法论”。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⒅在中国人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科书中，在总体评价马克思主义时，特别是评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都十分明确地使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述，并加以理论上的解释。比如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它是完全从科学的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的，因此它反过来又成为指导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普遍原理，成为科学的方法论。以前的哲学只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哲学家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世界给予各种各样说明的思想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要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⒇，并专列“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目，就这一概念作出一般性理论阐释：“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运用这个根本观点去认识、评价、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21）

之所以会普遍地发生此种从“方法”到“方法论”的演变，除了在中国不存在“方法论”概念的负面历史性影响外，还可能与中国人对“论”字的使用有关。在中国人的思维与话语中，“论”字是相当普遍的，人们常常用它来概括或补足某种思想成分。比如在经典著作翻译中，《资本论》本来是《资本》，没有“论”，《反杜林论》本来是《反对杜林》，也没有“论”，但我们觉得语感上不完整，而且没有体现出“理论”的特点，于是就加上“论”。因而，人们有时也会把“方法”径直称为“方法论”，对二者不做认真区分。但不论怎样，从“方法”到“方法论”，从“世界观和方法”到“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理论上的进展，至少是理论话语上的发展，由此形成了我们今天通行的规范表达。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在这种表述的形成中发生了一个变化，即从同位语关系逐步演变成并列关系。原来的意思是：世界观本身在被运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时，就成为方法论。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世界观”之外的“方法论”，而是“世界观”本身就是“方法论”。二者是一种自身等同关系，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理论的称呼。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所以，二者本来是同位语关系，可以表述为“世界观即方法论”或“世界观（方法论）”。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在后来的话语演变中，逐渐变成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的表达。也就是说，从同位语关系变成了并列关系，以及加和关系。

类似的变化在人们的语言中是经常发生的。不仅同位语关系能够变成并列关系，而且包含关系、递进关系也往往简化表述为并列关系。比如我们常说“中国与世界”，其实二者并不是真正的并列关系，而是包含关系。还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并不完全是并列关系。可见，连词“和”并不只是表达一种单一的并列关系，而是内在地表达着多重关系，体现着历史文化积淀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在深入把握“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概念时，特别是在把握其构词方式时，要注意这种复杂情形。另外还应注意的是，我们用“和”字而不是“与”字把双方联结起来，是有一定感情色彩和价值意向的，体现的是“世界观”“方法论”之间的亲和性。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话语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涵和所指是什么呢？可以说，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抽象地说，任何一种完整的理论都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它既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就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可以统指整个马克思主义（这是广义），也可以特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狭义）。而在通常的意义上，“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最后，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仅就“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并列关系本身而言，是否也有其合理性，或能否做出合理性理解呢？难道除了世界观本身具有方法功能外，就不可能有另外的方法论了吗？我们在编写各门学科教科书时，不是常常使用《……原理与方法》，或单独编写《……原理》《……方法论》吗？能否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含义和构成呢？回答也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另外一种角度，也有一定理论依据。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仅包括基本原理，而且包含其实践运用，是“建立在决定论上的、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世界观”（22），因而经常从理论和策略两个层次来谈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也是把“理论”和“方法”分开论述，并强调列宁主义包括“理论”和“策略”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一种并列和加和的关系，相当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因而，在一般的世界观之外，是可以单独存在更为具体一些的“方法论”的。

“立场观点方法”也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它由三个有各自独立内涵的概念组成。在具体表述上通常可略有差异，比如“立场、观点、方法”或“立场、观点和方法”等，这些我们不再作具体区别。

在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出现“立场观点方法”这种固定表述，只有类似的分散性表述。比较接近的有《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23）“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4）这两处都是用了三个词“观点、意图、目的”，其实“目的”“意图”都是“立场”，因而这里实际上是说了共产党人的“立场和观点”，但没有与“方法”连起来。

“立场观点方法”表述是一种从中国共产党人文献中产生并流行起来的中国式话语表述。早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强调了“立场和方法”。他指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5）这句话里出现了“结论”“立场和方法”的表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并作了集中阐述。可以说，“立场、观点、方法”这一概念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新思想在话语上的体现和表达。

“立场、观点、方法”的表述是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形成的。首次明确出现是在1941年5月毛泽东的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文中批评了那种抽象地、无目的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批评了许多同志“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26），批评了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27）。特别是1942年2月《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形成了“立场、观点、方法”的规范性表达。他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8）

“立场观点方法”这一表述具有突出的特征和意义。它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方面”和“活的灵魂”，也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和“方法功能”。“灵魂”与“肉体”的区分，“活的东西”与“死的东西”的区分，是人类的一种古老思维方式。当这一思维方式运用于观察一种思想理论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将理论分为身体（词句、知识、体系）和灵魂（立场、观点、实质、精神、方法）。经典作家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学说和僵死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集中论述二者的根本区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活的方面。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29）“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30）随着社会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出到首要地位。”（31）

“立场、观点、方法”这一提法还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际的自觉性。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要精通马克思主义，而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种应用导向，既来自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使命，也来自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还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正是沿着“运用”的思路，才有了后来的“结合”理念，才有可能逐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

四、“世界观和方法论”与“立场观点方法”的关系

“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方法”都是综合性概念，表达着相近的含义，那么它们是否完全等同？如果不是完全等同，那么它们的具体关系又是怎样的？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样把握和处理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呢？

在一定语境内和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二者等同看待，而不做刻意区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并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集中论述。这“六个必须坚持”，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宣传好“六个必须坚持”，而不刻意区别它究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在向社会公众进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的时候，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也不必做学理上的区别。这样有助于避免枝节上的歧义，避免这些歧义影响到宣传教育的效果。

但是，当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走向深入的时候，当宣传教育已不能再满足于笼统地谈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对两个概念的关系做学理上的辨析。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概念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它们都可以指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因而二者是等同的概念；而当二者都是狭义时，则所指不同。在狭义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特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立场观点方法”则特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或“活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毛泽东思想时就此做过解释，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32）一般来说，这两个概念的狭义用法更为普遍和流行，因而我们还是要注意二者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定位清楚，很好把握，但“活的灵魂”则不易把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一种是“无形”的把握。即只需“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必具体地做出概括或表述。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强调了两个“领会”：“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33）这种“领会”可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并不必要对其做出话语上的明确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并不存在另外的“立场观点方法”。另一种是“有形”的把握。即对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明确的概括和表述，以便于人们把握。比如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概括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而党的二十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也是如此。有形把握方式有助于宣传教育的开展和人们学习掌握，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避免过于执着和局限于文献中的特定表述，而要有更加全面开放的视野，以便更全面地研究和把握。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一个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即哲学基础部分，又是贯彻于这个体系中的哲学思维。这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就前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后者来说，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是“灵魂”与“身体”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哲学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34）。因此，就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哲学来说，它与“活的灵魂”是不同的；而就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贯彻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精神来说，则与“活的灵魂”是一样的。但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把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哲学来把握的。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新概念新表述，对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前一概念的提出，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维度，启示我们要在深入学习二十大精神的过程中，系统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哲学用哲学的系列论述，深入发掘习近平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运用和丰富发展，适时提出并系统阐发“习近平哲学思想”，拓展和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基础的理解。后一概念的提出，强调在掌握和运用这一科学思想时，要注重精神实质的把握和灵活的实践运用。这就启示我们，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读原著、学原文”，也要“悟原理”，更要善于把握其精髓要义，在指导实际工作中善于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对头，在新征程上更加自觉地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012年，第383页。

④《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⑤《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4页。

⑥[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脚注。

⑦《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

⑧[苏]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下，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61页。

⑨[苏]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38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0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⑿《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

⒀[苏]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9、138、326、413页。

⒁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一分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校，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页。

⒂[苏]费·瓦·康斯坦丁诺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袁任达、伊尔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第6页。

⒃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⒄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51页；艾思奇：《思想方法论》，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

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4页。

⒆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⒇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1）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22）《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9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7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4页。

（29）《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

（3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3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9页。

（3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09页。

（3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4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