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在广义上无疑包含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后继者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将“马克思主义行”这一命题纳入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及其辩证联系之中予以考察，从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到现实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再到未来推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力求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走向成功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为什么行”的深层依据或理由。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行”

【作者简介】叶泽雄，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乐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23.8.35～4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17BZX122）和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HBSK2022YB124）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P16）然而，马克思主义“行”这一命题并非不证自明。对此，我们可以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予以刻画或说明。从历史维度看，“行”是要说明中国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或者说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缘由或根据是什么；从现实维度看，“行”是要探究马克思主义要实际有效地指导中国实践，必须实现其民族化、本土化，即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实现路径又是什么；从未来维度看，“行”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学说，它的生命力和永恒魅力在于不断地创新。创新意味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从民族化、个性化走向时代化、世界化，成为引领世界历史发展及其走向的马克思主义。

从逻辑和时间节点上来说，要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首先必须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行。换句话说，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行是论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前置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绝不是偶然的。从时代背景上看，近代以来，中华大地面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历史劫难。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无数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然而，无论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还是轮番登场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实用主义等诸多主义、主张和方案，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其深刻原因在于，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民情，盲目地向西方学习，简单地照搬或移植西方的制度、思想、科技、文化观念来拯救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人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送”对国人来说似乎意味着被动盲从而非主动自觉，其实不然。事实上，先进的中国人尤其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从一开始就自觉反思以“西学”为榜样来改变中国现实的历史局限性，并敏锐地洞悉到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既不能依靠代表腐朽、落后封建生产关系的封建买办阶级，也不能落在政治上软弱、革命上保守的民族资产阶级肩上；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更不是引向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将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国的出路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2]（P295）既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现实必然性相联系，也与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相符合、相一致。

从理论缘由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清醒认知和深刻把握为前提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就行在它本身具有其他“主义”所不具有的真理性力量亦即科学性。作为一种科学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并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产物，而是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思想积极成果和合理养分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以最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对此，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3]（P65）“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3]（P66）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4]（P346）

回顾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的学说，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各种思潮或理论处在不断交锋之中。尤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历史上从来不乏批驳与质疑之声。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我们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厘清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科学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界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的“非意识形态论”。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把矛头剑指马克思主义，预言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也就是他们梦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而杜撰出来的，因而“虚假性”成为一切意识形态的共同本质。实际上，为了揭示意识形态的真正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意识形态”概念作了两种意义上的区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时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领域的批判活动始终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即不是从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去分析意识的产生，而是把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归结为意识的产物。这样就使得意识形态中不能不带有一定的虚假成分即“虚假意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即便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虚假的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恰好相反，正是在批判德国意识形态思辨唯心主义的同时揭露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在意识形态中歪曲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关系。“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又说，“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2]（P152）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颠倒进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意义上阐明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论，赋予意识形态以真实的、科学的含义。意识形态无论以什么性质和样态表现出来都是一种有“根”的存在，这个“根”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152）不同的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歪曲、颠倒的反映，而科学的意识形态则是对社会存在的真实、正确的反映。

第二，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阶级性。与自然认识有所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都是个人意志相互交错、目的预期彼此不同的人，而这些个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又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相应地，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及其成果大多不能不附着一定的阶级特性，反映特定阶级的特殊利益和愿望。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借此攻击马克思主义，妄图削弱其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力量。然而，与自然认识一样，社会认识也有着自己特定的反映对象，其内容同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性和客观性。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意识形态是否是阶级的意识或具有阶级的属性，而在于作为认识主体的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否保证自己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同时，是否承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判明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标识。因为只有害怕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的阶级才会在自己的意识形态里掩盖其阶级性。对此，马克思的批判一针见血：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一己私利，“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P180）相比之下，由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P413）他们的历史地位和阶级使命要求他们不仅要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与政治主张，而且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且，“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5]（P26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公开承认其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不仅丝毫不损害其科学性，恰恰是其科学性的最真实的表现。

第三，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对马克思主义持批驳或质疑态度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种论调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及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入而蔓延，在普通民众尤其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尽管造成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性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仰。为此，习近平高度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要实际有效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真正让马克思主义走进学生、贴近学生，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讲道理”，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在这里，习近平的“讲道理”与马克思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说的是一个意思，即讲清楚、弄明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当然，要真正讲清楚、弄明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非易事，需要我们将其纳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辩证统一中予以整体认知与把握。“讲道理”首先要从历史入手，了解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来龙去脉，讲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如何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深刻变革，从而让学生克服“偏见”、端正态度，真正心悦诚服地明白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不是任意强加的而是理性自觉的选择。从现实和未来看，“过时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却从反面给我们以警示：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人们的只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理论，它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身。否则，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不变的万应灵方，那么它的生命力就会走向枯竭。

现在再转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实践论证问题上。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P134）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而且在于这种理论科学性质的可检验性、可证实性。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开启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进程，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尽管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谷，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问题，而只能说明这些国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中国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它不仅一如既往地坚守马克思主义，而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以自己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辉煌成就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民族青睐中国，向往社会主义。这无疑给那些仇视、害怕社会主义的崛起，散布社会主义已经走向“历史终结”的谬论的人以致命一击。

现实地看，当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所接纳并成为其行动的理论指南时，它首先面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文章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P534）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7]（P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化”的内容和使命在于，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深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生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精神风韵，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化”的可行路径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结合论”，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中国具体实际”，当然包含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以及“两个结合”的探索历程。

很显然，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明“结合”论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无疑是问题的关键。直接地看，“结合”之可能源自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的内在需要。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P11）正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需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可能性基础。深层地看，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对于解释或说明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更替或同一社会形态演进的不同发展阶段为何“如此这般”具有普适意义。这也就是说，无论哪一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存在着多大差异或不同，我们都可以从其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性质及其水平去获得根本性的解释。以上仅是在“普遍或一般”意义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各国（这里主要指中国）“结合”之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还必须具体分析和研究“结合”的对象即中国的这个“特殊或个别”。因为从来就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集普遍性与抽象性于一体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只有深入和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史情境之中，才能发挥其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功能。

然而，从历史或现实情况看，在如何结合问题上，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与积累相对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内教条主义之风在一定时期的盛行。当时人们相对普遍的认知是，只要熟读和背诵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结论，将之直接应用到中国实践之中即可。毛泽东曾对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作出尖锐的批评，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8]（P111-112）但是，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党内一些领导人的足够警觉与重视，导致中国革命在寻得正确道路之前走了不少弯路。

中国革命和建设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征程的路上，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体目标的设计，到具体的诸如“一国两制”构想的实施、计划与市场的巧妙耦合等，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这种成功秘诀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当作方法和指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结合，不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硬性对接，而是彼此互动，通过一定的环节和中介，逐渐实现理论的实践化与实践的理论化的双向统一。一方面，运用理论分析具体实际，不是照搬书本上的具体结论，而是运用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解析中国革命或建设的具体实情，得出有关中国具体国情、民情等的正确判断，依此形成若干用于指导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还需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等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成功经验的系统化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

这里，有必要提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问题。前面说过，“两个结合”及其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虽然没有缺席过，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于“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结合可能以及结合意义等问题并未来得及进行深入和充分的探究。亦正因如此，新时代习近平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不仅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而且也为今天我们深入理解“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进路，“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9]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之所以能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宁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P18）这种“契合性”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绵延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蕴含的精华之间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而且在于，无论国家、民族、阶级之间或人种、肤色、语言等存在多么大的不同或差异，这些文化生成与创造中的“精华”和思想中的“精髓”都是在人类历史的绵延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共同的精神财富。这种“共同性”在其深层根基上源自整个人类种族求生存谋发展的共同利益或价值诉求。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无疑具有跨越国度、穿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绝对”性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诉诸“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0]（P57）仔细领悟习近平的这一段话，创造性转化主要侧重于在“形式”上对传统的有借鉴意义的文化内涵予以改造，赋予新时代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理解可接受的话语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则侧重于在“内容”上剔除传统文化中丧失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素朴、虚妄以及保守因素，赋予其合乎新时代发展要求、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科学内涵。只有这样，中华文化蕴含的优秀成分或精华才能与革命的、先进文化样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相契合、相一致。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开放性学说，也是一种以开放性姿态面向新时代、走向新未来的理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在时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实践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主导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性交汇，我们党治国理政面临新的形势、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和解决大量具有时代性的新问题，既不能简单地照搬或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句，也不能简单地平移或采用中国革命和建设已有的成功经验。面对时代之变和中国之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始终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跟上时代变化的节拍，在回答“时代之问”中展现自己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成为“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化与时代化并列起来，提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命题。显而易见，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是有其特定问题域和思想内涵的。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简单地纳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全过程予以笼统考察。否则，就既混淆了中国共产党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而展开的有步骤、分阶段奋斗的艰辛历程，亦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发展的演进脉络。

“时代”一词常常与人们的时间观念相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时间”并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概念，而是对于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变化样态以及未来趋向的表征。正是时间与空间的这种不可分离性，使得时代的时间特性在其绵延过程中必然蕴含着特定的空间地域意义。沿着这一思维逻辑，接下来，我们关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就进入更深层次，即转换为“中国化世界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民族化或本土化，这是没有疑问的。在空间地域意义上，世界化理应是“时代化”内蕴的重要思想内涵。或者说，“世界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理由在于：其一，对于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11]（P261）又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3]（P66）可以看出，习近平在这里既强调了回答时代问题的重要性，也彰显出中国化进程中的“世界”意蕴。结合上面一番话，我们可以理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并不是“自动”而是“自觉”的；科学解答时代课题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以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为前提；引领时代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时代本身，而在于引领世界。其二，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于关照时代背景、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等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只注意到时代的时间流变性，忽视了时代的空间地域性。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在时间意义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向前延伸，而且要在空间意义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向外拓展。既然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那么，马克思主义亦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得以发展。因此，时代的时空特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不应该满足于当下中国。“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3]（P65）把中国愿景与世界命运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把握时代特征、吸收时代内容、回答时代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世界性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向和走向世界，成为引领当今时代潮流的世界化马克思主义。这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由，也是今天言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真正意义。

倘若上述理解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所谓“特定问题域”指的是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继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推进其世界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求某种谜底或答案。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初创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地域性或民族性的个性化理论，那么，它是如何突破地域性、民族性的局限而转变为一种世界化学说？毋庸置疑，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眼光、世界视野成就了自己学说的世界品格。然而，这种世界眼光和世界视野的拥有之所以可能，归根到底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深刻认知与把握。

人们不禁会问，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把思维视点聚焦于“世界历史”而不是别的问题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仅深深植根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而且正值人类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这一时代显露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以“铁的必然性”将它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将一切国家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这种时代景象必然会映现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脑海而成为他们直面的思考对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价值旨归之间，表层地看是对立的，深层地看则有相合之处。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视野与价值视野辩证统一的眼光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深刻剖析发现：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P166）并且“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2]（P167）尽管人类才能的全面发展从历史或现实看要靠牺牲许多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的历史过程为代价，但最终“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P169）尽管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历史的发展却为资本主义的覆灭创造了前提条件。至于如何满足或运用这一前提条件，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P155）由此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既成就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视野，也成就了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指向未来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世界品格。与此相应，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及其实现必然是一个世界化的过程。否则，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等未来美好愿望只能是简单重复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哲学家们”的空想。

从过程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化马克思主义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可能因其时代主题不同或完成根本任务的需要而有所侧重，但却不可分割并相互包含、相互推进。由于各个国家或民族具体情况的不同或差异，在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各国的思想家们都必须将其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中，还必须使之始终与人类文明的最新进步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新进展保持紧密联系，以求同步甚至超前发展。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任务本来就包含着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而使中国社会步人现代化、世界化，而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世界化的进程中获得新的世界性拓展与升华。

今天，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化，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是根本遵循。时至今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仍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然而，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移，“世界历史”愈来愈显露出正负效应同步增长的双面意义。从正面意义看，世界历史的形成加速了世界各国各民族正朝着一体化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从负面意义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3]（P537）正是习近平对世界历史及其发展带来的这一新的时代课题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地世界化才能得以保持、巩固和发展。当前我们正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汇、碰撞和激荡时期。如何把握好时代机遇，迎接各种困难与挑战，习近平强调，只有将中国发展自觉地纳入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予以考察，通过对现今并存的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政党模式等的比较与分析研究，才能寻得正确解答自己能否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诸如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就世界而论，习近平指出，和平与发展虽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问题多多。尤其是，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游离于世界之外而“独善其身”，世界各国日益变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2]（P5）可以说，习近平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构想是习近平总体把握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解决路径而形成的重要理念。尽管这一理念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但却是走向这种“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阶段，甚至可以说是“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当代表现形态。从实践上来看，这一构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走出生存和发展“囚徒困境”而提供的最佳中国方案。尽管这一构想的实施或许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各个国家和民族终究会作出理智的选择，将自己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问题上存在着的分歧和差异暂时搁置，出让其部分特殊利益，以实际行动趋向于这一既可持续又可发展、既有益于自己又能惠及世界的价值目标。这既是世界历史潮流不可逆之使然，亦是马克思主义真正魅力之所在。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1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