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思政课形象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内生于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的科学化,显现于社会公众与高校思政课的互动之中。由于人们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囿于“科学的规定判断”之迷思,高校思政课的课程特性易引起课程形象的“马赫带”效应,加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存问题消解了公众的评判理性,高校思政课形象塑造仍然任重道远。因此,要处理好政治实践与高校思政课的关系、主流价值观教育和自主生成的关系、课程建设内生动力和外驱动力的关系,增强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的认知认同。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形象;困境;突破
【作者简介】高静毅(1990-),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哈尔滨),2024.1.22~26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政课的公众形象塑造研究”(22JDSZKZ07)。
形象一词多用于文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用来描述事物的外部特征和形态,体现了一种他者视角。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成立四十年之际,将形象问题纳入高校思政课理论研究视野,旨在区别于传统的课程建构逻辑,为高校思政课建设发展和改革创新提供新的思维向度。加之目前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形象的认知处于一种自发生成、无序发展的状态,[1]导致高校思政课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不同程度地面临一些隐形阻力和现实困境。剖析高校思政课形象的内涵及其生成条件,反思并努力突破高校思政课形象塑造的现实困境,是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关键。
一、高校思政课形象的内涵及其生成条件
自建国初期高校设立政治课开始,其公众形象便逐渐形成。论及高校思政课,人们往往会深思其政治性、探讨其思想性、审视其科学性、阐释其理论性、剖析其实践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的关注、认知和认同,使得高校思政课形象的内涵和生成条件越来越清晰。
1.高校思政课形象的内涵
我国最早关于“形象”的注解见于《周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2]。“凡形于外者皆曰象”[3],由于外形变动不居,“圣人立象以尽意”[4]。汉代孔安国在《尚书注疏》中将“形”“象”连用:“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间。”[5]这里表达的是人的相貌外形的意思。西方哲学借助本体和表象的区别与联系来界定形象的含义,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认为,形象“是一种介于‘物体’和‘表象’之间的存在物”[6]。梅洛·庞蒂认为,形象是“外在的内在和内在的外在”[7]。现代心理学以人的感官分析为依据,认为形象等同于知觉,也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提及的“印象”,实指人们对某种客观事物产生的各种感觉的综合。聚焦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有学者将高校思政课的公众形象界定为“社会公众在感知高校思政课的学科建构、理论内涵、实践教学以及功能发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总体印象,即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的存在样态、运行状况及其功能价值的总体判断与评价。”[8]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学科对“形象”的定义不尽相同,但至少在一些关键点上达至共识,如形象以客观事物为原型但又不等于客观事物,不是事物本身;形象是客观实在和抽象思维的共同产物;形象是主体的眼光、思想、观念、期望投射于客体的产物,形象塑造是形神兼具、内外兼修的实践活动;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基于此,笔者尝试将高校思政课形象的内涵概括为: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的认知和认同,即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是否是一门科学,是否传授科学知识、传递科学精神、培养科学素养,其建设发展和改革创新是否遵循科学规律等的整体印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象。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求,我想,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有一些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9]这一论述从教师形象方面为我们理解高校思政课形象提供了重要启发。教师是思政课建设的关键力量,思政课教师形象是一种职业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整体印象。思政课教师形象包含在思政课形象中,对思政课形象产生直接影响,二者密切相关,但不可混淆。高校思政课形象是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这一课程的整体认识,内含着“讲道理”的课程本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赢得青年的“主要阵地”,社会主义高校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把着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的“政治素养关”的课程定位,[10]具体包括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育时代新人的使命形象,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导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形象,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教师形象等。
2.高校思政课形象的生成条件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揭示出认识的本质是人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与客观事物的接触和相互作用,客观事物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形成关于事物的认识。高校思政课形象是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的认知、认同和整体印象,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内生于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的科学化,显现于社会公众与高校思政课的互动之中。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高校思政课形象得以确立的根基。高校思政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知识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事实支撑,以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引导大学生学习真理、信仰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理、追求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和理性断言使高校思政课摆脱了虚而不实的价值宣导和道德悬设,以一种先天的方式生成了高校思政课形象的根基。其次,科学的课程体系生成高校思政课形象的本体实在。形象本身不是一种客观实在,但其显现、巩固、强化离不开本体实在的承托。高校思政课以教材、教辅、课件为知识载体,坚持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指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其课程内容的科学性是可见的;从“85方案”“98方案”“05方案”到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实施方案,高校思政课的结构更加合理、育人功能更加互补、课程逻辑更加完整,其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是可见的;高校思政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支撑,吸收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相关知识理论开展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其学科依托的科学性是可见的;高校思政课教师坚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追求真理、坚守真理、传播真理,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思想引导、价值引领和品质培育,其教学方式方法的科学性是可见的,这些要素汇聚成高校思政课形象的本体实在,具体承载高校思政课的公众形象。最后,社会公众和高校思政课的互动生成高校思政课形象的生成场域和成长空间。形象是客观存在与主观投射的共同产物,实存之物有无形象取决于认识主体是否关注它,而主体不会无缘无故地关注任何事物除非这一事物本身蕴含着吸引主体的元素,我们把认识主体和客观事物之间“关注”和“吸引”的相遇称为“互动”,形象便在互动中形成和发展,换言之,认识主客体的互动生成了形象的生成场域和成长空间。同理,社会公众和高校思政课的互动生成了高校思政课形象的生成场域和成长空间,而互动的质量和程度影响着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形象认同的切实性。
二、高校思政课形象塑造的现实困境
受主客观因素影响,高校思政课形象塑造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深刻分析这些困境及其产生原因是有效塑造高校思政课形象的关键。
1.人们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囿于“科学的规定判断”之迷思
部分学者借助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论”中对规定判断(用一般普遍规定特殊)和反思判断(从特殊出发寻求普遍)的分辨来定位人文社会学科,他们将“规定判断和反思判断”等同于“科学的规定判断和非科学的反思判断”,视科学为规定判断独立构筑的知识大厦,而由反思判断形成的道德、价值、自由、审美以及知性认识的统一法则等都不能称之为科学,并据此认为思政课、甚至与价值、道德、伦理等相关的学科、课程都应该放弃对自身科学形象的执着,转而树立自己的“超科学”形象。然而,通过“科学”与“非科学”的主观着彩将规定判断和反思判断对立起来的做法,哪怕在康德那里也是有待商榷的。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区分了规定判断和反思判断的运思路径,却并未将二者置于完全对立的世界中。正如他给出为自然世界立法的知性和为自由世界立法的理性之间的明确界限,却没有将两者视作不可逾越或者不可调和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批判之后发表第三种批判,恰恰是试图通过设立更高一级的目标,联结自然世界的合目的性原则和自由世界的客观表象关联性,为主体认识能力中知性和理性的分疏寻找更大的系统统一性而非对立。康德曾讲:“这种能力借此只是给它自己而不是给自然界提供一个规律”[11],指出了判断力没有自己的领地,它只对自己立法的属性。“系统的统一性就是使普通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亦即使知识的一个单纯聚集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12],从这里就能看到,康德认为知识性质与思维运路有关,但科学却并非由判断逻辑决定,科学的根本特点之一是系统的统一性。由苏联米丁·易希金柯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词典》这样解释“科学”概念:“科学就是有系统的关于客观现实事物的知识以及关于有计划地变更这客观现实事物之方法的知识的学问。”[13]人类认识形成和发展的完整路径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反思判断和规定判断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程上并非绝对互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也并非两种思维运路的直接产物并伴生着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哪一种思维占据主要地位的问题。无论是把规定判断视作通向科学的唯一思维进路,拿反思判断和规定判断的运思差异来否定反思判断的科学性,还是将人文社会学科等同于反思判断,这些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思政课是兼具实践性和理论性的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道德、价值、审美等诸多存在于自由世界的客观存在,这并不意味着思政课课程内容是反思判断的产物,更不意味着它是非科学,那些认为思政课属于“前科学”“超科学”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思政课所讲授的内容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真理,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革命等概念与正数、负数、基本粒子等数学、物理的概念一样,都是客观现实的科学概念,尽管它们看似远离了客观对象,但实际上却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对象。[14]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推出“两个必然”,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分析推出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等论断,都是基于历史发展客观必然的科学推理,这些都体现着高校思政课形象的基本内核。
2.高校思政课的课程特性引起课程形象的“马赫带效应”
思政课的课程建设和改革创新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课程实践形式,思政课在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之外,更倾向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且以思想性、政治性、理论性内容为主,时刻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课程建设和实施的政治使命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党和国家的重点支持和全面推进赋予高校思政课莫大的助益,党历来把思政课作为高校重要课程进行建设,从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对其给予重点支持,充分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育人资源,着力构建党委领导下全社会协同合作、通力配合的课程建设格局,从组织领导和管理机制上把思政课“立”起来。诸此种种决定着高校思政课不只是思想政治教育界或者教育界的事情,它受政治的影响,离不开政治的根本导向,国家特征明显,政治形象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鲜明。形象认同说到底是他者的主观感受和认识过程,而认识过程并非“随机摄影”而是能动的创作。正如主体视觉器官的神经抑制会造成人眼对外界事物的视觉映像与光度的物理强度不一致一样,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的主观感觉也会出现与客观实体不一致的现象以便快捷地、高效地识别高校思政课最独特的、最醒目的方面。神经生理学“同时性反差”和“边界反差”理论已经证明,这种图像识别模式在主观感觉形成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增强了认识对象和其他事物的反差。高校思政课是教育与政治联结融合的课程,相较于其他课程更显国家特征和国家意志,容易导致高校思政课科学形象的感官弱化,这种现象类似于“马赫带”(Mach bands)效应,事实上这种明暗带并不存在,而只是一种视觉的生理心理现象。
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现存问题消解了公众的评判理性
高校思政课含有丰富的科学要素,这既是它的优势,可以让学科内涵变得丰富多彩,最大限度地发挥正能量,也是它的劣势,可能会让人们不得要领,抓不住它的本质和主导方面。[15]首先,课程内容方面。我国高校博士阶段思政课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硕士阶段思政课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概论”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本科阶段思政课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专科阶段思政课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知识跨度之大、涉及学科知识之多是其他课程少有的,除了价值引领、思想教育、政治引导、道德培育、法治思维养成之外,往往还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任务,与其强大的包容性相伴而生的是社会公众眼中课程边界的淡化和模糊。其次,师资队伍方面。由于高校思政课教学需要教师具有多学科、宽口径的知识储备,这支队伍的教育背景也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除了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专业,还有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教育学等相关学科专业,与教师队伍宽口径知识储备相伴而生的是社会公众眼中高校思政课专业性的弱化,集众学科之所长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是高校思政课的内在规定、显著特征和特殊优势,然而,富含科学要素对于高校思政课形象塑造有助推亦有挑战。当高校思政课内含的诸多科学要素和谐共处、融洽互动时,其形象便清晰且饱满,反之,人们便不得要领,抓不住其本质和主导方面,产生“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形象消减效应,高校思政课形象便容易变得模糊和淡化。最后,理论研究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存在套嵌研究、借题研究、悬浮化研究、研究接口不畅等不规范现象,[16]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研究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公众对高校思政课科学性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