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它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也是文明史观应予关注的关键。

秦王扫六合，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将中华文明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汉武大帝继续推行大一统的格局，凭借汉初雄厚的经济基础，削弱封国势力，强化监察制度，施展他的雄才大略，使中央集权空前加强。但是，汉初，河西走廊和西域部分地区为匈奴所控制，汉朝政府与西方联系的道路不畅通，双方交流难以通达。汉武帝起用卫青、霍去病率军先后发动三次大的战役，对匈奴等势力采取攻势并取得成功，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联系，标志着丝路文明的开启。

如何从文明史的视角来评价汉武帝这一行动的表现?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包含物质、精神、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因此，文明史观应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从事物的变与不变的结合上，来认识事件本身的特征。换言之，文明史观重视对于历史运动本身的理解，重视对于变化的认识。

汉武帝是个爱好历史、喜读史书的君主，处事断义无不高举“《春秋》之义的大旗”。他又是个经常问政于臣的君主，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就是君臣二人从历史的角度来阐发自己观点的对话。汉武帝讲的是“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姓同之”的盛事，问的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并对于当时流行的“久而不易者，道也”的说法提出疑问。董仲舒回答的是“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要求守道、救弊。

如上所述，“武帝始事改革政治，所创诸制，多与后世有关”，如建年号、策贤良、黜百家、用儒吏、用夏正、尚文词等七项。说明他是主张改革西汉政治，寻求社会变化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丝绸之路时，与广大臣民一而再、再而三地实践。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率100多人出使西域，途中两度被匈奴扣留。13年后，只剩张骞与胡妻和助手三人返回长安，一路历经艰辛，但给汉武帝了解西域各国情况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域的决心。公元前119年，张骞带领300多人再次西行，又派副使出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4年后，由他陪同乌孙国使者回到长安，从此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与西域各国和各地的联系。

从文明史思维视角来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式。汉武帝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特定的历史看法、历史见解、历史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从开辟丝路文明的全过程看，在可变与不可变的思维模式上看，从他们的实践活动看，他们所创建的文明历史也是有意义的。

所谓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汉初专指今日我国新疆天山南北为西域。其后含义渐广，凡在我国西北之地概称西域。“汉武帝通西域时约有三十六国，其后又分至五十余国”。这些大小国家或地区其所在位置东边与汉朝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长六千余里，南北宽千余里，地形地貌较为复杂。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

具体地说，通往西域的南路可从长安(今陕西西安)或金城(今甘肃兰州)出发，经敦煌、楼兰(今鄯善)、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大月氏以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再往西即可到达条支，即今伊拉克一带，最后直达大秦，即罗马帝国。

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龟兹、疏勒，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经安息也可到达大秦。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携带了大量金、帛，作为馈赠西域各地、各国的礼物。汉使和副使共同出使西域各地、各国，不仅抵达今属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在今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在今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的大夏，在今中亚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的康居，还到达在今咸海至里海一带的奄蔡，以及在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安息和在今伊拉克一带的条支等国。

丝路打通之后，为了便于交往，汉朝在通往中亚、西亚的路上，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驿站，为来往的使团、商旅提供食宿、交通和安全的保护。“汉通西域，遂为中西文明沟通之导源”，从此丝路文明声名远扬。

比较“一带一路”所到之处，目前，中国内陆地区连接欧亚大陆的多条铁路已开通：从2011年起，重庆第一班发往杜伊斯堡的国际货运列车发车;2014年1月，义乌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班列开通;同年6月，合肥经中亚、俄罗斯，直抵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的班列启动;12月，从甘肃武威至阿拉木图的班列开出，最终可延伸至荷兰的鹿特丹港。运输日益繁忙，无疑能提高相关国家有效的购买能力，也能满足所在国家、城市和民众对于追求美好生活的诉求。

虽然由于战争、社会、经济、环境等原因，原本属于古丝绸之路南北两线路径的有些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参与到“一带一路”之中，但“一带一路”沿途所开拓的经济圈，却比原有丝路经营的范围大为扩展。文明史观重视未来，“一带一路”的前景将更为广阔。若能把欧洲发达的经济圈与东南亚活跃的经济圈相联结，从陆上把欧亚非贯穿起来;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进入印度洋，延伸至欧洲，或到达南太平洋，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将为世界文明带来无限的生机。

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与中亚、欧洲互通商旅的交通大通道，同时，这条贯通中西的大道也有利于开发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在这条运输线上最多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精美的丝绸，由此，欧洲人就把中国称作“赛里斯”，即“丝绸之国”。之后，19世纪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丝路定名为“丝绸之路”，从此，“丝绸之路”称呼为各国所熟知。

在东汉光武帝时期，西域再次开通，西域地区国家继续遣使奉献。之后，班超受命出使西域，并派遣甘英出使大秦，沟通东西交通，进行友好交流，最远到达西海之滨，进一步密切了中原和西域的关系，中西关系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时，中亚、西亚各国通过驿道也常派使臣前来长安，他们看到汉朝“人众富厚”，“知其广大”，便利商旅，便“由此信之”，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进行。

文明史观关注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将这些国家、民族关系放入到文明整体中进行综合考察，全面研究，从而可以看清在演进过程中的全貌。

世界上曾出现过不少文明形态，除中华文明外，还有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被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古希腊文明，以及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伊斯兰文明和玛雅文明等。

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人口密度、人口结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因素的不同，各种文明的发展就会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出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明发展水平的差异，形成以这些发源地为基础的不同文明中心，从而出现文明的多样性。但是，这些不同文明又有某些共性或共同的本质特征，即文明史的统一性。运用这一文明史观就能找到共性，找到其中的规律。

西汉时期国力昌盛、经济发展，但其发展动力是农业文明，生产力水平一般不高。其他古文明地区同样处在农耕文明，有的甚至是游牧文明，生产水平较低。古代丝绸之路通过交流，促使中国的纺织品、冶铁和造纸技术西传，而让西域各地用本地生产的毛毯、瓜果、汗血马等特产来交换丝绸珍品。有些国家再经商人转运到大秦(罗马帝国)等地，进而促进了各自的发展。之后，中亚的乐器、乐曲、舞蹈、雕刻、绘画、魔术等技艺也相继传入中国，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汉武帝在开通西域同时，也加强了与周边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当时，汉朝与朝鲜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与越南的交往也很频繁，中国将大量铁制工具运往越南，越南把象牙、珍珠等输入中国。日本派遣使者来到中国与之交往，直到东汉时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国与印度关系密切，张骞在大夏时就看到从身毒运来的中国邛竹杖和蜀布。此外，与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都有良好关系。西汉末年，通过丝绸之路，印度把佛教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东汉初年，朝廷又派使臣到天竺去求取佛法。这时，汉朝对于南海、孟加拉湾的海上联系也开始加强。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公元166年(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由海路经日南(越南北部的一个郡)来到中国，实现了中国与罗马的直接联系。

文明历史留给后人的遗产极为丰富，多个文明有时会形成共处的局面，各种文明交汇融合就能成为全人类的文明。文明史观要求人们善于古为今用，让古丝路这一文明结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见证，让古丝路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各个地区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借鉴，让古丝路在魅力无穷的历史长河中得以广泛流传，更让新开辟的21世纪新丝路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走向现代化、创造现代文明的动力。这就是文明历史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