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教育领域，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深刻挑战，其关键挑战之一在于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构性张力对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冲击。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和技术哲学批判视角，系统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三重逻辑：算法化替代削弱教学调控的能动性、数据依赖弱化话语转化的创造性、技术理性压迫侵蚀价值判断的自主性。面对上述困境，重塑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实践路径包括：以“政治要强、情怀要深”的价值自觉提升教学调控能动性、以“思维要新、视野要广”的广阔视域增强话语转化创造性、以“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高尚情操确保价值引领自主性。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思政课教师；主体性；技术座架

[作者简介]刘英杰，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炜，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原文出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哈尔滨)，2025.4.122～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我国高校传播中的意识形态风险及防范研究”(20VSZ125)。

当前，随着DeepSeek等大模型的逐步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在应用中正逐步从辅助性工具转变为一种结构性嵌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同样需要面对这一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为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要求“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2]，将数字技术定位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在政策引领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战略框架下，如何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中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成为落实“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3]的关键问题。本研究既是对“加强网络安全保障，强化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算法和伦理安全”[4]要求的学理呼应，亦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提供更多‘金课’”[5]嘱托的实践回应。在数智化的新时代，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唯有实现思政课教师主体性重塑，方能避免思政课沦为算法操控的“知识流水线”，使思政课不失“讲道理”的本质。

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主体性建构的理论基础需依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深刻阐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这一论断为理解思政课教师主体性提供了密钥，即作为教育主体的思政课教师，其主体性绝不仅仅是静态的“教学能力”集合，而是教育实践过程中自主性、创造性与批判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应从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思政课教师的实践特质两个维度来理解思政课教师的主体性。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性问题的阐释，超越了过往哲学范式，将主体性从思辨哲学的抽象范畴中解放出来，置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进行考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7]通过揭示实践本质，即其作为人类能动改造客体的物质性活动，明确了实践主体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得以生成、确证与发展的过程，主体性具体表现为“能动性、创造性与自主性的三重辩证统一”。[8]

首先，能动性体现为主体的革命性实践品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劳动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9]这种“中介—调整—控制”的能力，正是主体能动性的核心表征。主体性的本质是人在实践中将客体的外在尺度转化为自我发展的内在尺度。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这种能动性表现为思政课教师既需遵循教育规律，如遵循学生认知发展阶段性规律等；又要创新教学手段，如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场景模拟等。换言之，能动性使得思政课教师能够突破固有模式，在超越现有教学情境局限性的同时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其次，创造性体现为对象性活动中辩证的否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通过对比人与动物的生产活动揭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0]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所谓创造即是使新事物得以生成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人按照内在尺度进行生产的过程即是创造性得以体现的过程。对“双重尺度”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主体创造性的核心逻辑：一方面遵循对象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遵循主体的价值追求。因此，“主体的创造性实践既是对客体实在性的否定，也是对主体有限性的超越”。[11]

最后，自主性体现为基于“合目的性”的价值自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2]这一论述揭示出主体性中深埋的价值维度。自主性并非对客观必然性的简单排斥，而是通过“为我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实现自由选择。主体性包含着对象性制约下的“受动性”与价值论意义下的“为我性”之间的内在张力，二者的动态平衡构成主体存在的真实样态。在技术逐步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思政课教师的自主性体现为利用AI技术提升教学效能时遵循客观规律进行活动的“受动性”与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AI技术进行校准活动时的“为我性”。在这里，自主性既非对技术的盲目拒斥，亦非对算法的无批判臣服，而是一种“在受动性中开显为我性”的辩证抉择。利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校准技术工具的使用方向，才能切实遵循教育教学实践规律，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2.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三重实践特质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要求思政课教师在技术嵌入的复杂场域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形塑了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本质。这种主体性既非抽象的精神禀赋，亦非技术工具的被动延伸，而是在教育实践中生成的，以教学实践中的能动性、话语建构中的创造性、价值引领中的自主性为内核的能力体系。

其一，教学实践的能动性特质是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具体展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政课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教育情境的创造者、教学目标的设定者和教学方法的选择者。在思政课教学设计中的能动性，体现为思政课教师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学生的认知水平，灵活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的过程。在思政课教学互动中的能动性，体现为思政课教师通过与学生的互动，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并灵活调整教学进程的过程。在思政课教学评价中的能动性，体现为思政课教师根据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设计多维度的评价标准，超越单一的算法化评估的局限性。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思政课教师的能动性表现为对教学过程的全方位把控，展现了其在复杂教育情境中主动选择、调整和引导的能力，是“中介—调整—控制”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再现。

其二，话语建构的创造性特质是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生成基础。“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但“彻底”的理论必须通过话语的创造性转化“掌握群众”。[13]这种“掌握”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体现为思政课教师通过对话语体系的再生产传递教学内容，掌握学生的情况。不同于技术工具对既有语料的机械重组，思政课教师对话语的创造性转化是通过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理话语、将学理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将历史话语转化为时代话语的过程得以实现的。这种创造性转化，使思政课教师能够突破既定话语框架的束缚，在动态的教育情境中实现理论供给与学生认知的有效对接。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愈加蓬勃发展的当下，这种话语建构意味着思政课教师必须在人机协同互动的过程中始终把握话语创造性转化的主导权。

其三，价值引领的自主性特质是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内在支撑。在价值引领中的自主性，体现了思政课教师在价值选择中的主动性与责任感。所谓“自主”，并非任意的选择，而是一种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化与自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只有主动做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选择，躬亲示范于学生，实现“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14]，才能超越知识传递的层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人的理想信念，并在思政课教学中自觉践行，实现价值引领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思政课教师才能在技术与信息日益丰富的时代条件下，通过自主性的价值判断，选择适合的工具和方法，有效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在更高维度上，这种自主性将转化为思政课教师的价值引领力，即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并通过思政课教师自身的言行影响学生的思想与行动。总之，以自主选择为基、以坚定信念为尺、以律己之心律人，如此“三位一体”，价值引领的自主特性方可构成思政课教师主体性持续发展的坚定稳固的内在支撑。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常被技术乐观主义叙事包装为“教育生产力的革命性解放”。然而，若以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与技术批判理论为分析工具辩证地审视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技术赋能表象下潜藏着的不仅是机遇，也是深刻的挑战。思政课教师的自主性、创造性、批判性在算法逻辑的渗透中面临系统性消解风险，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可能从“主体性实践”蜕变为“技术治理工程”，这些冲击在教育过程中并非简单呈现为工具性替代，而是技术逻辑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结构性侵入。

1.算法化替代削弱思政课教师教学调控的能动性

算法化替代是指利用算法模型取代传统人工操作、经验判断和固定规则流程等，以实现更高效、精准、可扩展的自动化决策。其本质是通过数据驱动的算法，将人类知识或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计算逻辑，以减少对人工的依赖，同时提升处理速度与质量，具有数据驱动、智能处理和结果量化等核心特征。鉴于此，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教学的过程之中，势必会对思政课教师主体能动性造成冲击，它具体表现为以算法为核心的调节系统对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动性的结构性替代。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主体能动性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精神能动性，而是主体在“中介—调整—控制”的辩证过程中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能力。当这种能力表现为思政课教师的主体性教学调控能力时，就具有了三重核心维度。其一，是思政课教学情境的构建能力，即根据具体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中主体间关系特征设计差异化的育人情境。其二，是对思政课教学节奏的灵活调控能力，体现为基于即时互动反馈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传递密度与价值渗透强度而达成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其三，是思政课教学目标的动态性实现能力，表现为在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方向的基础上，根据学生认知发展水平对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进行阶段性调适的实践能力。这三重能力也共同构成了思政课教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造者、教学过程主导者的主体性根基。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主体能动性的冲击，本质上是在动摇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的实践根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合规律性”体现为遵循意识形态传播中的认知发展规律，“合目的性”则指向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育人目标。当算法系统以技术中立的姿态介入教学过程，而思政课教师又在缺乏反思性的前提下滥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这种辩证关系将面临双重解构。一方面，表现为数据模型的伪规律性认知取代了思政课教师对教学规律的主体性把握，可能将复杂的育人实践简化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一种数据抓取。另一方面，算法所提供的工具理性如果不被限制，必然僭越育人目标所蕴含的价值理性，可能使主体间的价值渗透被降格为可计算的参数调节过程。这种双重解构可能导致思政课教师的主体能动性从“规律与目的的统一体”蜕变为“数据与算法的附庸物”。

这种蜕变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层面，就表现为思政课教师主体能动性在以下三个维度中的弱化。首先，在情境构建维度，算法可能通过模式化模板挤压教育场景的创造性。当海量教学数据提炼的“最优方案”成为“金科玉律”，思政课教师就可能从具体性的情境创造者退化成技术的执行者，“合目的性”要求的价值情境适配可能沦为机械化模板的套用。其次，在节奏调控维度，AI系统应用的实质是通过算法将教学过程固化为“输入—处理—输出”的技术回路。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思政课教师放弃自身能动性，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技术，那么思政课教师本应基于价值判断而进行的对教学过程动态调整，就可能被系统预设的各种模型和程序替代。最后，在目标实现维度，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算力支持，使得量化过去难以评估的指标变为可能。未来，学生的出勤率、抬头率、点头率等都可以通过更高效的人工智能软件进行辅助性地统计和管理。如果思政课教师迷失于这种看似美好的量化管理系统之中，那么思政课价值内化的整体性就可能被割裂。情感共鸣可能被情绪识别技术转化为数据化的情感共鸣“度”，价值认知可能被简化为测验分数曲线的价值认知“度”，思政课教师基于育人规律进行的阶段性调适，在技术理性框架下可能退化为参数优化技术。一切有“度”的背后暗藏诱使思政课教师“无度”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诱饵，在这种冲击之下，最终可能导致思政课教师的主体能动性从“辩证统一的实践智慧”弱化为“单向度的技术操作”。

这种弱化过程的深层逻辑印证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理论。海德格尔通过其“座架”(Gestell)理论揭示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成为对主体进行规训进而消解个体主体性的力量，强调技术的工具性不仅压迫和限制了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还将人与世界的关系转化为冷冰冰的、机械化的“物的关系”。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被“座架”化为可计算、可预测的技术系统时，在认识论层面，思政课教学规律可能从主体实践中抽离，被编码为算法模型的训练参数；在价值论层面，育人目标设定可能从教育本质剥离，被重构为技术系统的迭代指标。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异化很可能具有自我强化的技术特性。思政课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工具性依赖，将持续转化为算法优化的养料，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不断深化的“规律认知”与“目标预测”能力，最终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陷入“技术依赖加深—主体能力退化—技术控制加强”的漩涡之中。

2.数据依赖弱化思政课教师话语转化的创造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技术赋能的同时，其工具理性至上的应用模式可能引发主体创造性的系统性消解。需要明确的是，技术本身具有拓展人类创造性的潜能，如在思政课教学中跨模态生成能力可以创造更丰富的教学资源，知识图谱技术能强化理论阐释的系统性和形象性，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更可能创造人机协同创新的新领域等。但如果技术应用突破辅助性的边界，演变为创新过程的主导逻辑时，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物种尺度与内在尺度相统一”的创造性本质便面临被技术“座架”消解的风险。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思政课教师的创造性本质体现为双重尺度的辩证统一，即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物种尺度”要求技术适配的精确性，基于价值立场的“内在尺度”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动建构。这种创造性特质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具象化为“三个转化”能力，即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理话语，将学理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将历史话语转化为时代话语的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冲击可能在双重逻辑上侵蚀这种创造性转化的辩证结构。

一方面，在价值建构层面，算法的偏好可能导致思政课教学的内在价值尺度发生技术性偏移。当思政课教师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体时，技术系统内嵌的“高频词—强关联”模式便通过芬伯格所述的“次级工具化”过程重构话语生产，即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理话语的过程可能被简化为高频词的替换游戏，将学理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的过程可能被异化为语义相似度匹配，将历史话语转化为时代话语的过程可能被降格为时间先后的词语排列，其实质还是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物种尺度”与“内在尺度”一定程度上坍缩为可被算法预测的一种简单的概率分布。在此过程中，思政课教师本应具有的将“双重尺度”辩证统一的综合能力，被压缩为单向度的技术适配技巧。

另一方面，在实践操作层面，技术依赖效应最终可能阻滞“三个转化”的顺利实现。首先，政治话语的学理转化面临深度消解风险。AI技术通过知识图谱构建的标准化学术框架，可能将理论阐释限定在既定概念关联网络中，思政课教师突破边界束缚进行理论创新的空间被算法预设的关联路径压缩。其次，学理话语的生活转化可能遭遇意义抽离风险。AI技术基于语义相似度生成的“生活化”案例，实则是去语境化的抽象类比，难以建立理论逻辑与学生现实经验的价值共鸣点。最后，历史话语的时代转化面临认知错位风险。AI技术通过时序数据建模生成的历史与当代的关联叙事，往往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解释框架，难以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精髓。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提出，现代技术作为“座架”，通过“促逼”(Herausfordern)[15]与“摆置”(Stellen)[16]将人与世界降格为“持存物”(Bestand)[17]。在这一框架下，技术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通过其固有的理性，塑造了人类之于世界的存在方式，将人类置于一种被动的、工具化的境地。这种技术理性将世界和人类的关系简化为可计算的“物的关系”，从而使人类逐渐失去了与世界的真正联系，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支配中。具体来说，技术通过量化、标准化的方式对人类进行规训，极大地压缩了个体的自主性，使个体成为技术过程中的执行者，而非独立的存在。技术系统通过“促逼”，将本应充满不确定性的创造活动，“摆置”为可预测、可复制的技术流程。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创造性阈值持续降低，最终可能导致“创新平庸化”的恶性循环，“三个转化”也将陷入停滞。

思政课教师主体创造性的消解并非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技术异化的可能风险。在技术批判理论的视野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可能侵蚀主体创造性，也能有效激发个体创新潜能，提升创造性的关键在于真正的主体如何积极地应对。

3.技术理性压迫侵蚀思政课教师价值判断的自主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冲击，还体现为算法评价系统对个体自主性的系统性替代。需要明确的是，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而来的技术评价系统可以赋能思政课教学实践，其数据采集能力可以拓展学情分析的维度，即时反馈系统可以提升教学调整的时效性，AIGC系统更能提供传统手段难以获取的测度学生人工智能使用程度的工具等。但是，如果算法系统突破“辅助决策”的工具边界，演变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价值仲裁者”，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为我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的自主性维度便被迫让位给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评价系统。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自主性本质就在于实现“为我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前者指向思政课教师基于价值立场的主动抉择，后者指向其遵循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的积极适应。

在辩证关系层面，技术“座架”可能导致“为我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发生异化。算法系统通过数据闭环建构的新型“受动性”，不再是马克思所言的“对象性活动的客观制约”，而是演变为技术理性对价值抉择的一种带有强迫性的约束。“为我性”维度同样发生价值偏移，算法推荐技术的最优解可能为思政课教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最优解带来风险。这种双重异化使思政课教师的自主性不再是“为我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生成式人工智能转而成为一种单向度的压迫性力量，“为我性”中的“我”不在了，“受动性”中亦只剩下了“受”，思政课教师的自主性就可能从“辩证统一体”异化为“技术从属物”。

在实践操作层面，“便宜便捷”的量化控制系统一定程度取代了思政课教师自主性的评价体系，思政课教师言传身教的情感感化被算法机械生硬的要求取代。此时，价值内化中的信念自觉可能演变为一种空洞的逻辑许诺。AI生成的标准化理论阐释模型虽具备形式正确性，但其缺乏生命体验的“为我”维度。例如，当思政课教师通过算法推送接收《资本论》的“精华版”解读时，剩余价值理论就可能从需要深度理解躬行体认的价值信念，降维为可使用技术分发的信息产品。工具选择中的批判理性亦难逃技术算法的殖民，教学决策系统通过数据建模建立的“最佳实践”路径，实质上可能构成一种新型的技术霸权。当思政课教师想要使用AIGC检测工具检测学生是否滥用AI工具时，却忘记了自己所使用的同样是算法的产物，反而试图通过“机器”迅速建立起权威。这种让渡，使得海德格尔批判的“促逼”效应在教育领域具象化了。在对思政课教学实践活动进行结果与效应的评价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即时反馈系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情感计算、注意力监测等技术手段，建构起全天候的思政课教学效果量化评估体系。当这种量化检测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价值评价的自主性，思政课教师也将逐渐丧失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进行自主反思的能力，就像肌肉因长期依赖外部支撑而萎缩，思政课教师的实践智慧也可能在技术代偿中持续弱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结构性替代反映的并非技术本质之恶，而是工具理性僭越引发的“自主性”让渡的陷阱。在技术现象学视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可能成为遮蔽主体价值的“认知迷雾”，也可能转化为增强主体自主能力的“反思棱镜”。但是如果稍不留意，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对思政课教师自主性的侵蚀就可能快速重构主体认知框架。这一过程不仅揭示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替代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特定维度，更揭示出其可能通过重塑认知模式使思政课教师自愿接受这种替代。当技术系统能够同时提供问题与答案时，思政课教师自主性赖以存在的辩证张力便极易消解，也可能使思政课教师从具有价值判断力的主体，退化为丧失了自主性的“单面人”。

回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冲击，其逻辑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技术为工具，通过“三重解构”瓦解个体主体性固有的辩证结构。在能动性的维度，技术系统以算法预设的“技术逻辑”替代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将思政课教学实践简化为可计算的线性流程。在创造性的维度，数据抓取机制以一种纯外在尺度的单向度扩张消弭了“物种尺度”与“内在尺度”之间的张力，可能使话语创新沦为统计学关联的语言符号的重组。在自主性的维度，自主行为部分被“被动行为”取代，技术的规训取代了“为我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导致思政课教师价值判断面临被技术工具全面接管的风险。这种系统性异化的核心逻辑，在于技术“座架”将思政课教师主体性赖以存在的多元辩证结构解构为可预测、可控制、可复制的技术参数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深刻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形态。如果思政课教师的教学决策被算法预设模板取代、话语阐释被数据流量逻辑支配、价值判断被技术标准量化时，思政课教师的主体性可能面临消解风险——从具有创造力的教育主体退化为技术工具的被动执行者。这种危机并非技术发展的必然代价，而是人机关系失衡的阶段性产物。为此，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系统性应对策略，对思政课教师主体性进行重塑，“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18]。

1.防范算法化替代，提升思政课教师教学调控能动性

“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方能构筑牢不可破的思想防线。思政课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主体”，要以“四个自信”为筋骨，“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19]，才能在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多样化素材和内容时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掌握教学主动权，抵御算法化替代对教师教学调控能动性的侵蚀。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其强大的信息处理与模式化输出能力，极易在思政课教学情境构建、节奏调控与目标实现等关键环节形成对思政课教师主体能动性的结构性替代。重塑思政课教师主体能动性，引领其超越对技术工具的被动依赖，才能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中，提升其教学调控能动性，实现主导性的强化。

第一，思政课教师要作为教育主体主导思政课教学情境的构建。当教育主体不是考量具体教育场景中主体间关系特征及实际需要，而是依赖算法推荐的“最优方案”或“经典案例”设计育人情境时，教师主导性的丧失则成必然。只有摆脱单一的“合规律性”维度，重新建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的有机联系，才能扭转这种情况。具体而言，思政课教师需发挥其作为“教育情境创造者”的能动性，基于对学生思想困惑、认知水平、群体特征等学情的深度把握，设计教学情境，使其承载清晰明确的育人目标，呈现思想深度、情感温度和现实热度等。同时，思政课教师还应当批判性地审视AI生成的情境建议，仅将其作为素材参考而非行动规范，确保情境构建服务于价值引领，而非根据技术预设流程的机械执行。在运用技术工具时，将“四个自信”熔铸为内容生成的筋骨，方能以“中国故事”重塑算法逻辑，以道路自信锚定叙事方向、以理论自信构建叙事框架、以制度自信建立叙事逻辑、以文化自信涵养话语气象，最终在技术赋能中守住根本。

第二，思政课教师要作为教育主体主导思政课教学节奏的调控。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学调控能力的算法化替代，实质上部分构成了对教师实践品格的系统性规训。一方面，对教学节奏的灵活调控能力是主体间互动反馈的结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思政课教师的课堂把控能力，抬头率、点头率、前排就座率乃至学生的微表情等显性信息都可以在技术分析框架下得到有效的解释，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知识传递的密度和价值渗透的强度。与此同时，思政课教师应当提高自身的技术反思能力，敏锐捕捉生成式人工智能反馈数据背后的学生思想动态和情感倾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思政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共情”交流，要拒绝盲目的“技术崇拜”，将“外在物质性变革”与“内在精神性变革”相统一，确保思政课教学服务于价值内化的深层目标，使“以理服人”与“以情育人”协同作用，进而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面对新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思政课教师若想牢牢掌握调控教育教学节奏的主导权，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敢用、能用、善用新的技术优化学生学习体验，巧妙地将AI工具嵌入教学节奏调控之中，构建阶梯式的赋能机制。比如，聚焦情感启蒙的教育阶段，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设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场景，具象化呈现“红船精神”“长征故事”等历史事件中所蕴含的历史温度；注重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共同提升的教育阶段，借助AI构建复杂的理论辨析与实践验证的耦合系统，不断创设个性化的情景，锻炼学生在不同情景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思政课教师要作为教育主体主导教学目标的动态性实现。如同在思政课教学节奏调控中的技术应用一样，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算力支持使得过去难以量化的指标得以精准实现，但是这种精确实现的背后仍然以部分牺牲价值内化的整体性为代价。在思政课教学调控能力的维度，要通过强化价值引领掌握主导权。思政课教师主导教学目标动态实现的关键在于充分掌握育人规律，对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进行积极调适。一方面，明确“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意义，不被短期数据波动所迷惑。另一方面，通过整体性观察和质性评估等方式，结合AI技术提供的辅助性量化信息与学生情况灵活调适多维阶段性教学目标，确保锚定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现实需求，避免陷入“唯数据论”的技术陷阱。

因此，思政课教师始终保持高度的主体自觉和行动意愿，方能有效抵御算法化替代的冲击，真正发挥出其作为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的价值自觉转化为驾驭技术、主导教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能力。这不仅是应对技术挑战的应然策略，更是回归教育本质、捍卫教师主体性的必然要求。

2.超越数据依赖，增强思政课教师话语转化创造性

“思维要新，视野要广”，是思政课教师驾驭技术、创新话语所必备的视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视野要广，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20]这为超越数据依赖、促进思政课教师教学话语的创造性转化指明了方向。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话语同质化与创造力萎缩的风险，思政课教师需以“思维新”洞察技术本质与育人规律，以“视野广”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在“三个转化”的核心环节注入主体创造力，将“四个自信”熔铸为话语生成的筋骨，以“两个结合”校准思政课教学内容航向。

首先，在政治话语向学理话语转化中增强理论穿透力。数据依赖易使理论阐释陷入算法预设的简单选择中，思政课教师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主动解构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中潜在的“技术中心主义”风险。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学理阐释。以道路自信锚定叙事方向，确保理论阐释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理论自信构建叙事框架，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穿透技术迷雾；以制度自信建立叙事逻辑，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文化自信涵养话语气象，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唯有如此，方能超越算法对理论话语的扁平化处理模式，实现政治话语向学理话语的转化，生成具有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的教学内容。

其次，在学理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化中激发价值共鸣点。思政课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价值的引领者，因此要将学理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达到沁润人心的效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语义相似度生成的“生活化”案例，常因脱离具体语境而沦为抽象类比，难以建立理论逻辑与学生现实经验的有效链接，这正是数据依赖导致意义抽离的表现。思政课教师需深度洞察时代脉搏、社会热点和学生思想实际，敏锐捕捉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中潜藏的“价值中立”陷阱与文化误读风险。在此基础上，思政课教师应主动创造鲜活的教学案例，要“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想”[21]，将“两个结合”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学生身边可知可感的发展成就、生动实践诠释理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民族精神、家国情怀、道德规范中挖掘与理论契合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资源。通过这种扎根中国大地的创造性转化，使抽象理论转化为流淌着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中国故事”，找到直抵学生心灵的价值共鸣点，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中情感传递缺乏温度的问题。

最后，在历史话语向时代话语转化中凸显真理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2]思想政治教育将哲学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因此，对于思政课教师而言，完成教学话语创造性转化的最高目标是完成历史话语向时代话语的转化，使自身成为时代精神的传播者。然而，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教学活动时，由于技术是以抓取的方式对概念进行关联的，教学话语往往容易碎片化为史实的堆砌，导致历史话语的时代转化流于表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引导思政课教师洞察历史规律，贯通古今之变，在广阔的历史视域下凸显历史话语所内含的真理意义。具体而言，在话语转化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价值判断力，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的内容中可能潜藏的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风险，做到必审查、必校正、必干预，确保将转化后的时代话语严格限定在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实践的范畴内。

故而，将“思维要新，视野要广”的宽广视域内化为思政课教师进行话语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要求，方能有效抵御数据依赖对其创造力的侵蚀，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技术赋能的有力工具，而非成为弱化思政课教师主体创造性的陷阱。

3.抵御技术理性侵蚀，确保思政课教师价值引领自主性

“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方能潜移默化塑造学生价值观念，筑牢价值防线，实现价值引领。破解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算法评价系统对思政课教师自主价值判断造成的系统性替代风险，即技术“座架”导致的“为我性”与“受动性”辩证关系的异化，关键在于突出思政课教师在技术环境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构筑抵御技术理性侵蚀的坚固防线，最终确保价值引领使命的有效完成。

筑牢价值防线要强化思政课教师自身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自觉。“自律要严，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下一致”[23]，这要求思政课教师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将其内化为稳固的价值内核。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善于“律己”“律心”，唯有“自律要严”，时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检视自身言行和思政课教学实践活动，才能在面对算法推荐的所谓“技术最优解”时，保持清醒的价值判断力，坚守思政课教师应有的育人立场。这种严格自律的价值认同，是思政课教师抵御技术理性侵蚀的坚固的内在屏障。另一方面，筑牢价值防线的关键在于提升思政课教师在复杂信息环境中的价值甄别与批判反思能力。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海量信息，思政课教师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价值判断力，超越算法提供的表面关联和简化评价，运用批判性思维深入辨析技术生成内容背后的价值预设、逻辑漏洞及潜在风险，形成高度的价值自觉，才能复位其价值引领自主性。

实现价值引领是筑牢价值防线的根本目标与更高追求，是思政课教师进一步增强价值判断自主性的结果。思政课教师要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定力抵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侵蚀风险，守护价值判断的自主性。而价值引领则要求思政课教师在防御人工智能侵蚀风险的同时，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以身体在场性对抗算法异化风险，其以身作则的价值坚守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引领，能够穿透技术屏障，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念，确保技术应用最终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时，人不是机器，算法不能替代价值判断，也无法真正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涉及的人类情感态度、道德困境和价值选择。[24]思政课教师要做到知行合一，在同一场域强化与学生心理上的联结，并预留足够的“无技术介入”时间，用崇德向善的人格魅力让学生天然亲近。简而言之，算法不能替代价值判断、数据不能替代实践体验、效率不能替代情感共鸣，思政课教师要在慎独慎微中强化价值引领自主性，方可筑牢价值防线，使得学生自然信服。

总之，在当下教育数智化转型进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全域渗透，但技术迭代的加速度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数字化升级的必然趋势，昭示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通过算法逻辑影响思政课教师教学调控能力、话语生成逻辑与价值判断体系。通过上述三重进路，思政课教师方能在技术“座架”中始终保有主导权，既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思政课教学能力，又始终确保“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物种尺度”与“内在尺度”“受动性”与“为我性”的辩证统一，从而强化其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1]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N].人民日报2019-05-17(1).

[2][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1-20(1).

[3][18][20][21]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1).

[5]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1)

[6][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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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1).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21.

[24]杨云霞.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需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5(1)：137-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