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步调整侵华策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转而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国共双方关系随着这种局势的变化也逐步发生变化。国民党集团内部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汪精卫公然投降日本。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把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在这种情势下，如何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复杂且艰巨的任务。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负责统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同时他又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处在与国民党交涉的第一线，肩负着与国民党谈判和维护、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周恩来一方面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维护中共的独立地位和统一战线，呼吁两党减少磨擦、合作到底；另一方面，他重点解决南方新四军的发展问题，壮大革命力量。

1939年初，为解决新四军面临的发展问题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同时争取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到皖南云岭调查指导，随后又借回浙江绍兴省亲之机，“打算到浙江去看看”。本文拟根据现有材料以及现存台湾“行政院法务部调查局”（其前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档案，梳理周恩来此次皖南浙江行的一些细节，为周恩来这一时期生平事迹的研究提供补充和参考。

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和国内政治局势的逆转，使江南地区新四军的处境变得极为凶险。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时，新四军虽有小部分已过江挺进苏南，但主力仍在皖南，处于“一面临敌、三面受围”的危险境地，活动范围极为狭窄，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周恩来到云岭后，立马通过听取报告、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很快了解了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他向新四军各级机关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示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发展的三项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区。三是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周恩来鼓励新四军将士克服困难，到敌人占领区去，到“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迅速开拓抗战的新局面，这为新四军破解当时困境指明了方向。他还为新四军的活动制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的阵地”的方针，指示新四军要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针，并“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保持并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

对于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指出，“友党友军不会放弃江南，这个重要地区是他们誓死必争的”，因此需要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

他指出，新四军要坚持壮大自己，“使我们的部队发展，使我们的地位提高，使我们的力量增强”；“各地迅速抽调干部去充实新四军”，要“加强领导正规军，抗日自卫队，抗日义勇军，抗日除奸队，到我们领导之下”；要“发动同志和群众到友军中工作，争取地方武装部队在党的影响与领导之下”。周恩来制定的这些方针和措施符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为新四军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路径。

此时，新四军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是新四军发展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缺少警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且和军长叶挺的关系处置不当。周恩来对此颇为焦虑。

在新四军的决策和指挥上，项英与叶挺分歧较多，配合不洽。1938年10月下旬，叶挺曾向蒋介石请辞新四军军长职务，并一度脱离部队。恰在此时，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周饮冰等在 10月上旬遭国民党抓捕，并被当场查获新四军驻浙通讯处钤记条戳及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图章各一枚。在这些被搜获文件中，有反对国民党集团“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主张”等内容。这起事件，更加助长了国民党内反共分子的气焰，他们声称“若不严加惩处，影响滋大”。

在被国民党搜获的文件中，还有中共在浙江党组织的工作布署，以及浙江各地与中共有联系的武装游击力量状况，这对中共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伤害。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蒋介石屡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为此，周恩来建议让叶挺回到新四军，改善工作关系。大敌当前，为避免给国民党内反共顽固派以攻击新四军的口实，也为了新四军的长远发展考虑，处理好叶挺和项英的团结问题，成为周恩来这次云岭行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周恩来就此多次找项英谈话，强调新四军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但搞好与叶挺的关系，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赢得中间人士的信任。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将会和叶挺搞好关系。

1939年3月10日，叶挺和项英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新四军这一年的工作状况，表示在江南各地“宣布委座及中央政府抗战国策，并多量散发委座迭次对抗战时局宣言，引起广大居民的兴奋和欢迎，尤以委座告沦陷区同胞书散发最广，影响最大，人民中始知抗战正在进展，日寇力量日益削弱，而中央政府顾念沦陷区同胞之德义普遍得有明确认识”。

周恩来在新四军紧张地工作了三周后，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前往浙江视察。3月14日，周恩来离开新四军军部云岭，叶挺、项英、袁国平、陈毅、粟裕等人一同送他至青弋江边。

台湾“行政院法务部调查局”藏“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调查专报”称，周恩来到浙江“使命有三”：一是“调和新四军叶项冲突”，二是“调查永嘉中共临时省委机关破坏及省委周饮冰等被捕案”，三是“视察浙共工作”。

1939年3月17日，周恩来到达浙江金华。此时，浙江省会杭州已经沦陷，金华成为浙江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早在周恩来到达金华之前，“浙抗卫总部”就已安排好周恩来等人下榻在中国旅行社。

3月17日下午，东南战线社中共党员骆耕漠、邵荃麟、徐进、葛琴、毛冷，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沈复，《浙江潮》主编严北溟，青年团结社中共党员胥哲夫、邝莘芜、杜青野，文化资料室中共党员杜麦青、查民愈，县政工队徐旭，第四区专员公署中共党员王耘庄，妇女战线社中共党员丁浩，以及其他机关人员，至大桥畔候迎周恩来。等至傍晚，忽接获来电称：“周今日不能来金”，迎候者便陆续归去。

晚6时30分，周恩来偕同“新四军曾秘书、张科长金铎夫妇、战地服务团三女子、副官邱南章、卫士四名”，分别搭乘新四军车号 07、203两辆大卡车抵达金华。周恩来等人先下榻大东旅社第17、18、19三个房间。“浙抗卫总部”闻讯，“即派马副官偕严北溟至大东旅社招待”，于晚 8时30分左右将周恩来等人接至中国旅行社。

其间，周恩来找严北溟在房间内谈话，在座有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以及新四军曾、张等人。直至10时20分，曾、张、严等人相继离开，徐则谈至12时15分始回。

18日上午8时，有龙泉民众教育馆东乡分馆主任、中共党员蒋克伦进见周恩来，随后徐旨乾、张金铎夫妇、刘良模、严北溟、曾秘书等陆续入内会谈，后因发生空袭警报而散。当晚，由徐旨乾等代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宴请周恩来。席散后，周恩来“与副官邱南章至大东旅馆19号房晤张金铎，室中有无其他人等未详，因斯时室外设哨巡视”。直至午夜1时30分，周恩来才返回中国旅行社。

19日，周恩来会见新安旅行团张杰、朝鲜义勇队战地通讯员韩志成等人。之后，周恩来前往“浙抗卫总部”辞行。20日下午5时，周恩来等抵达分水。

21日晚，周恩来应黄绍竑之邀，到于潜县“出席专署及县府科长、区县国民抗卫队上尉以上官佐谈话会”，并发表2小时演说，分析了国际及敌我形势，以统一意志、精诚团结为结束。演讲词中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但未谈到国民党及三民主义。

22日，黄绍竑邀周恩来一同游天目山。在金华期间，周恩来多次同黄绍竑商谈团结抗战和如何处理好浙江省政问题。黄绍竑对中共的主张表示赞同，很钦佩周恩来的高瞻远瞩和坦诚待人。两人还就中共参加地方工作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据黄绍竑回忆，他与周恩来口头协议有三点：（1）由他指定一个代表人，遇有问题发生时，可同他商量解决。（2）他要求，中共参加地方政治工作的人员，只是在本身工作上努力，不发展组织上的关系。（3）他还要求，中共不能“发展武装组织”。黄还向周索要中共在浙江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名单，但遭到拒绝。黄绍竑认为，在国共关系如此紧张之下，这几项约定“固然知道不会发生很大或很久的效果，但在当时也只好如此”。

3月25日，“浙西中学补行开学典礼”，周恩来应邀参加。黄绍竑致词后，周恩来上台演讲，他首先“对浙抗战工作表示赞扬”，认为“今后更应在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各方面继续努力，向敌进攻”。典礼结束后，校长引导大家巡视了校园，随后周恩来告别黄绍竑离开金华，计划由桐江赴萧山转绍兴祭祖扫墓。

3月 26、27日，周恩来等人经过桐庐、富阳、萧山三县，于 28日凌晨 3时 30分抵达绍兴。当时周恩来身着军装，身边只有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当地欢迎的民众称他为“启蒙导师”，周恩来微笑回答：“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就满不错了。”

随后，周恩来偕同副官邱南章、卫士刘久长（应为刘久洲——笔者注），由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派袁特丹、刘广惠、曹天风、杨钜松等四人接待至绍兴商会中厅楼上休息进餐。这些人名为接待，实则在暗中监视周恩来等的一举一动。

28日上午9时20分，公署贺专员（即贺扬灵——笔者注）到商会拜见周恩来，谈话主要内容为钱塘江北岸日军最近之动态，以及第三区政工队活动情形等。

下午5时许，贺专员邀请周恩来出席晚上的座谈会，周恩来慨然允诺。晚 7时，周恩来偕同邱南章赴专署越王殿，先与贺专员相谈半小时，乃入会场，开始座谈。与会者有各界代表50余人、县政工队10余人、三区直属青年营、妇女营各30人，共150余人，大家唱着《大刀进行曲》，高呼抗日口号。贺专员作了报告后，许焘等与会者提出问题，由周恩来统一回答。

周恩来随后发表了约四小时的演讲，态度激扬慷慨，内容颇广，主要谈了对浙江的感想，分析了国际情势，报告了敌人现阶段对我们的政略与战略，并逐一答复了教育、军事等问题，最后“于政治进攻一口号外，提出经济进攻一口号，并强调其现阶段之重要性”。整个座谈会直至凌晨 2时半始散会。

29日，晨6时许，周恩来亲属王子余来访，随后又有一位年近六旬长者来访，经王子余介绍得知，此人系周恩来族中长辈，周恩来对其行三鞠躬之礼，请他入首席就坐。谈话中，周恩来详细询问家族近况，“得悉周祖籍在绍兴保佑桥百岁堂，尚有同辈兄弟六七人”。

8时，周恩来在县府事务主任陈冠堂与王子余之子王贶甫等人陪同下，“由商会出发至保佑桥周宅，逗留半小时，下船出五市门，经鸭嘴桥、外王、石旂、蔡家等处，均一一登岸扫墓”。在施家庄午餐后，周恩来瞻仰了大禹陵，了解了会稽山一带农村粮荒情况，后由原路返回。

回程中，周恩来查阅周族家谱，详细讯问周氏子孙近况。随后，周恩来登岸到木桥弄四号王子余家中与亲友共进晚餐。餐后大家各书对联，互相赠送以留纪念。直至深夜 2时半，周恩来始返回商会休息。

30日晨8时，周恩来“由郑冠堂、陈以炎（县府职员）陪同赴保佑桥周宅朝餐。餐未毕而贺专员至，相谈一小时，遂趁县府专备之小轮，向东湖前进，游览二小时”。午餐后，又乘小轮至快阁览赏古物，其间贺专员曾有意询问周恩来：“闻周副部长已加入国民党，有无其事？”周回答称：“不，不，没有这回事。我如脱离组织就没有力量。加入国民党，有什么帮助呢？”下午，周恩来接获二封电报，“一为重庆来电嘱周速返，一为项英来电请速往”。4时，周恩来偕同邱南章、郑冠堂，至战旗书店买书，详细询问书店营业状况。晚间 7时许，顾佑民为周恩来设酒席表示欢迎，至 8时半散席。周恩来“又与王子余等坐谈至十时始就寝”。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周恩来在绍兴期间，广泛接触地方各界人士，向他们讲述国内外局势，勉励他们学习大禹治水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气概，效法鲁迅和秋瑾的革命精神，坚持不懈地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此外，周恩来还在绍兴各地留下不少题词，如“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甘来”；“前途光明”，等等。

31日晨8时，周恩来起身整装准备前往诸暨县，他先是分发给工役及县府特务队奖金40余元，后搭乘由绍兴县府备好的轮船出发。

8时半，“贺专员、顾委员、沈县长、王书记长等随送，经王子余家，至偏门下船。沈县长、王书记长二人护送至谢家桥”。诸暨县政府则派枫桥区长祝更生前来迎候，在离枫桥 3里处，有妇女干训班队员30余人，身上配戴红色符号，候迎周恩来。周恩来随即下车一一握手，然后驱车至枫桥区署。在署内坐谈10分钟，由区长祝更生陪同至商会午餐。

商会右侧的大庙内有事先集会的五六百位民众，高举着欢迎周副部长等旗帜标语，列队静聆周恩来训话。周恩来随后发表演说，分析了抗战形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了团结抗战、抗战必胜的道理，指出：“大敌当前，民族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紧紧地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下午4时，周恩来离开枫桥，晚 7时到达诸暨县，由县长夏高扬（应为夏高阳——笔者注）迎入县府设宴款待，同时下令停止一切会客，戒备严密。宴后，周恩来写了五六封信交给县长收藏，但“内容未明”，当天夜里 1点乘车离开诸暨县。

据国民党相关档案记载，诸暨县长夏高扬素与中共友善，多次强调要国民党县党部人员少做特务工作，把心思放在民众运动上面，中共则称他“相当开明，在设施上给我们许多机会”。除诸暨县长外，萧山和余姚县长也同情中共，他们“都愿意用左倾青年，甚至共产党员，同时排除特务工作人员。此外这三县党政军各机关人员，都与我们有相当关系”。在周饮冰事件后，中共积极在浙江各地设立支部，大力发展党组织，经营与当地国民党地方官员关系，努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4月1日上午 7时 30分，周恩来一行人返抵金华，“由抗卫队总部周处长以汽车接至旅行社”。

上午11时半左右，有一便衣者前往拜谒周恩来并与周恩来共进午餐，随后乘坐一辆182号小包车离开，前往交通银行。

从 12时15分至下午4时左右，陆续有曾秘书、军训处副处长兼第一科长胡子清及该处第二、四科长韩治、颜某等人陆续前来拜见。随后周恩来搭乘汽车前往井龙殿 12号军训处视察。返回旅行社后，周恩来又偕同邱南章步行至军人服务部，与吴大琨、刘良模等人见面。

下午5时许，“新四军军官黄培元、贾冠军、朱普铨、黄之雄等四人往谒”。5时半，周恩来乘车至罗店赴黄绍竑的邀宴。晚间 11时，周恩来由罗店返回旅社就寝。

2日上午8时，黄绍竑至旅行社偕同周恩来至军管区干部教导队训话，后双方分别乘坐省府1号及 37号小包车前往丽水，抵达后下榻建设厅，再赴建设厅伍厅长公馆午餐。

下午1时许，周恩来与黄绍竑、伍厅长及其私人秘书张锡昌等人分乘两辆小包车抵达桃山溪口，改搭渡轮，上岸后再乘预派之18号车赴大港头略事休息。随后，周恩来到孝顺铁工厂视察，晚饭后，分别召该厂职员个别谈话，国民党特务称其“言词尚无不妥”。

3日上午9时，该铁工厂举行纪念周活动，黄绍竑、周恩来分别演说 1小时。周恩来的演说有“抗战期间，浙省尚有如此铁工厂，实堪告慰”等语。随后，周恩来等返回建设厅休息。建设厅伍厅长向周恩来介绍了建设厅秘书兼调整处主任陈仲明、电话局长兼手工业指导所长赵曾珏等人，二人向周恩来叙说了工作情况。晚间，周恩来乘坐 37号车于 11时返回金华，仍宿旅行社。

4日上午6时30分，“新四军范特务长及查民愈、曹山、曾秘书、黄道在江南旅社一号房间内秘密会谈，并于门口放一步哨”。9时许散会。9时 35分，“曹山与范特务长至中国旅行社”。

上午 10时50分，曾秘书携带皮包来见周恩来，双方谈了约 15分钟，曾即返回江南旅社。11时，周恩来“派少校副官廖至江南旅社迎黄道、曹山等至社，谈约 40分钟，黄仍返江南”。特务还详细记载了黄道的职务和行程：“黄系新四军高级参谋，早于2月25日至金华，同来一行 13人，带有木壳九支，汽车两辆，初住永安旅社，31日与新四军曾秘书同迁至江南旅社。”

下午2时许，周恩来与廖副官“步行至铁岭头军人服务部，召集上海市慰劳第三战区流动剧团及台湾革命党、军人服务部工作人员，及骆耕漠、刘良模、张碧瑜等 50余人训话”。周恩来先对流动剧团说：“你们不久要到皖南去工作，虽然你们是戏剧宣传工作，但不要忘记你们的中心工作。务须认真苦干，不要负了上面期望。”再对台湾革命党讲道：“你们是组织外胞工作，希望努力的去做，并望从中选择基干，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最后对军人服务部工作人员说：“你们的工作，一面宣传，一面是组织。同时你们在浙江是负有重大使命的，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

下午5时40分，周与廖始离开服务部返回旅社。此后至晚 9时 50分，黄道、曹山、李建、曾秘书、自卫队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处长裘时杰及金华政工队长徐旭等人陆续前来拜访周恩来。

5日上午6时50分，黄道到旅行社见周恩来，5分钟即出。9时20分，有一年约20左右，着学生装，外罩黑大衣，戴近视眼镜之女子至旅行社见周恩来。特务标记：此女“系共党葛琴”。之后，张郁文、孙希文、邵荃麟、骆耕漠等人相继来访。

下午2时半，周恩来应金华县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及战线青年读书会之邀，到位于金中附小的县抗日自卫会作公开演讲。讲题为“第二期抗战中应有之努力”，内容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点。“周详述第二期抗战之意义与战局演变，及我抗战以来敌人所遭受到之种种困难与外力压迫，最后周并谓今后浙东局势或将不能如过去之平静，吾人欲克服此未来之困难，必须切实做到民众重于士兵，后方重于前方，部队重于机关，敌人后方重于安全后方，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六点云云。”

3时半，演讲完毕，聆听演讲民众多达 500余人。会后，周恩来到自卫队总司令部，约1小时后返回旅行社，又 20分钟后，带卫士1名，乘坐93号汽车出中正门，向永康而去。

晚间10时许，周恩来由永康返回金华，“至岭下朱附近（距金华四十里）”，因汽车抛锚，周恩来与卫兵一起步行返回金华，到旅行社时已是凌晨 4点半。“查五日晚，黄道等亦乘车夜出，六日晨始返金华。”

6日，上午9时半，周恩来到司令部辞行，10时偕黄道等 20余人乘坐新四军铁蓬卡车离开浙江，前往江西。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4月1日至3日，周恩来在金华期间，约见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福建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范式人等，听取汇报，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周恩来指出，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打击汉奸、亲日派。并说，同在浙江的国民党其他官员相比，黄绍竑是进步的，我们要支持黄，也要积极争取黄的势力。还强调，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目前我们不在国民党中发展党员，但可用交朋友方式开展工作。共产党员不论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或群众团体中工作，都要埋头苦干，同友党、友军和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争取团结更多的人。还与范式人单独会见，指出不要理睬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对中共福建省委的诬告和反对。后来浙江省委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件，在省党代表大会和浙南特区党代表大会上学习贯彻。

另据国民党特务记载，周恩来在浙江期间，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原拟定于 3月28日在丽水召开全省代表大会，准备请周恩来莅临指导。省委为此曾租用丽水东岳宫塘沿28号洋房为会场。但此次代表会议被国民党事先侦知，加上周恩来无法到会，故未能举行。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不同，加之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使得国民党颇为忌惮，到后来，更是磨擦生事，不断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反共。

身处与国民党谈判最前线的周恩来，在1939年初的岁月里，不仅与国民党日益猖獗的反共行径作坚决斗争，还肩负着维护新四军领导层的团结，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他克服重重困难和压力，在国统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

在浙江的行程中，他多次发表公开演讲，有的长达三四小时，努力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鼓舞民众抗日志气，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另一方面，从国民党“中统”特务上报的材料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此次浙江之行，虽是公开活动，但仍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特务流水账式的记录只是大致摸清了周恩来的表面行踪，作了外围观察，却看不透周恩来行踪背后的活动。由此也反映出周恩来与敌周旋、对敌斗争的卓越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