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是中共党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的组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其动员方式、日常管理和训练都颇具特点，其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抗战的顺利推进也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本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基于现存的文献和史料，作些分析和梳理。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共制定并实行了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 年8 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明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妇女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党的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总纲领是“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和压迫”，工作路线是“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和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和组织劳动妇女”。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各种妇女抗战团体蓬勃发展，具有人民武装性质的妇女自卫队也陆续涌现。晋察冀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在1938 年初到1939年底的时间内逐步建立起来。1938 年9 月，妇女自卫队在18 个县建立起来，人数23 万有余；1939 年底，妇女自卫队扩展至22 个县，增至27 万余人；到1941 年底，妇女自卫队人数已有44.6 万人之多。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的组建，首先是当时根据地面临的客观形势使然。一方面，“在晋察冀边区，为了坚持华北抗战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大举‘扫荡’，为了动员一切力量，打击投降妥协，坚持抗战、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更迫切需要有强大的群众武装”。另一方面，“因为战争的持久和残酷，大批男子参加前线及后方各种抗战工作和武装斗争，需要妇女自卫队代替一般男自卫队执行勤务，特别是除奸工作”。聂荣臻在1941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妇女自卫队“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家庭妇女武装起来走上操场，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对抗战勤务上也有好处”。1945年，晋察冀边区抗联会的一份总结中也谈道：“妇女自卫队本身是一个群众性的自卫组织（站岗放哨、除奸、有条件的进行爆炸等），并能直接与间接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以拨工或家庭中代替男人的某些抗勤工作）。它是组织领导广大妇女，从事根据地建设重要的妇女组织之一。”

除了适应战争的实际需要，动员妇女参加自卫队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通过组织妇女自卫队，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创造出具有全新时代风貌的“新妇女”。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讲话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组织妇女参加自卫队，从事抗日活动，既是打破种种社会歧视和社会压迫的社会解放运动，也是妇女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妇女们逐步打破传统观念和封建习俗的束缚，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和人身解放的革命洪流之中。1941年，关于冀中武装斗争的一份总结材料中说：“由于我工作之逐渐深入，妇女民族觉悟的提高与敌之极端残暴而引起妇女对敌之仇恨，使冀中普遍许多地区妇女大批要求参加八路军，与敌进行武装斗争。”关于这一点，从作家徐光耀的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对其姐姐参加妇女自卫队前后变化的回忆中也可见一斑：“我姐姐虽然识字不多，却被封建意识塞满了头脑，本是个信奉三从四德、谨遵旧习的模范。但有个弟弟当了八路，竟一举打破了她的思想旧核，由接受革命观念进而成了村中妇救会的骨干，还一度任了妇女自卫队的大队长。”接着徐光耀谈道：“连我这当兵的也难于想象，她怎能放开缠了十几年的双足，在村民面前高喊口令，带着大群妇女摸爬滚打呢？非但如此，她还在繁忙的公务中，学会了看文件，讲起话来居然满口‘理论’字眼了。乡里人本来尊重文化，这使她在众人眼中更加提高了地位。”

在动员妇女参加自卫队的过程中，面对抗战时期的不同形势和晋察冀根据地的特殊环境，中共需要应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许多新问题。比如，组织妇女自卫队初期一些青年妇女听说女人要拿枪动棒，感到不好意思，青年妇女本身“忸怩不前”，一些老年人也想不通，认为年轻姑娘不应该“不分早晚地老往外跑，和大小伙子在一起”。还有一些“落后分子，乘机侮蔑调戏，故意为难，以致家庭不许她们出来，而本身也就不愿意出来了”。有的群众讲：“女人家舞枪弄棒，疯疯癫癫，成何体统？”，“大闺女，小媳妇，成天往外跑，以后还管的了吗？”除了思想观念的阻碍，一些关于妇女自卫队的谣言也使动员产生困难，比如有人说妇女自卫队就是当女兵，“将来要开到火线上去”，等等。可见，由于思想观念、社会环境和传统习俗等的约束，妇女自卫队在组建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制约。为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

首先，在动员方式上不拘一格，面对不同地区、不同形势提出相应的动员方式。概括来讲，大致包括四种：第一，在春耕秋收时提出由妇女代替男子担任站岗放哨任务，而后逐步组织起来；第二，开办识字班等，由妇救会干部传授知识，启发觉悟，逐步过渡到妇女自卫队；第三，个别说服，对一些妇女个别引导启发，并带动其他妇女；第四，必要时使用行政命令，“按照政府所规定的年龄，将青、壮、老年妇女们数目不等的分班组织，实行站岗放哨”。

其次，在动员的具体操作方法上，采取促膝谈心、深入群众、启发觉悟的方式进行。在妇女自卫队的动员过程中，中共领导下的各根据地普遍采取温和的政治动员方式。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要求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要注意政治动员，不能单靠强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相关文件中也指出：“由妇救干部下乡亲自向妇女们解释妇女武装的意义与任务的重大，以启发她们的政治觉悟。当妇女们稍有认识后，即马上组织起来。”平山县温塘区的二桂就是在妇女武装干事阎秀书的“促膝谈心”下加入自卫队的：“秀书抓住这个典型趁热打铁，三番五次到二桂家作她婆婆的工作。二桂终于加入自卫队了。”在平山县的一户任姓家庭里，婆婆害怕自己的两个儿媳妇参加妇女自卫队，“硬是把两个儿媳赶到房上躲起来”，后来村里就把这个情景编成了独幕剧，“演出的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看，戏刚演到一半，任家老公公的脸红了”。

另外，从康克清的经历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据朱德之孙朱和平的回忆，当时在山西东南部的枣林村有个青年妇女兰子，她的婆婆阻止她参加妇女自卫队的活动，而且还因此生病，康克清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直接住在她家做工作。“因为睡在一铺炕上，夜里奶奶（指康克清——引者注）同兰子的谈话大概兰子婆婆都听见了”，第二天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谈话内容，但其中透露的这种动员方式足可体现中共一直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实践要求。

再次，对于阻碍妇女参加自卫队的一些谣言，一方面，“在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根据政府的法令，借群众力量”，对散播谣言的顽固分子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发动妇女中的积极分子进行示范，消除群众的疑虑，“组织一些积极分子，每天清晨到村头场里操练，逐渐地，群众看这些姑娘媳妇们确实是在学打鬼子的本领，态度由消极变成了积极”。

这些措施的实行基本解决了动员妇女参加自卫队的困难，使边区各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逐步组建起来。1939年4月晋察冀边区妇救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晋察冀边区一年妇运工作总结报告提纲》中谈到，在 1938年初到1939年初的一年时间内已经“组织十七万以上的妇女，并成立二十余万妇女群众武装”。晋察冀妇女自卫队的发展情况也被当时的记者和访问者记录下来，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其《北行漫记》一书中记录了他和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位妇女自卫队长汤成国的谈话过程，妇女自卫队员们的英勇和独特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李公朴则在其著名的游记中盛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晋察冀的妇女告诉他们女人能参政，女人能打日本，能够和男人一样从事于一切的抗战建国的工作。”

妇女自卫队组建之后，要真正发挥其战斗力，自然离不开常态化、规范化的日常管理与训练。

（一）建立并理顺组织系统。为适应根据地的军事需要，妇救会系统内设立了武装部，“将妇女武装的工作列入妇救会的议事日程中，由妇救会经常计划与布置工作”。1940年以后，根据地将妇女自卫队纳入武委会的领导范围。但这样一来，妇女自卫队理论上为二者同时领导，由此也给妇女自卫队的实际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由于双方都有互争成绩，争领导的不纯思想，双方领导关系不够协调，大部分地区村级妇救会与妇女自卫队，互闹独立性”。另外，“妇救会有时把自卫队工作抬得过高，以致忘记了或忽视了妇救会全面工作”。在妇女自卫队的领导关系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纠葛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妇女自卫队同妇救会的工作方式存在不同，妇救会的工作方式要求更多的民主化，而妇女自卫队属于根据地人民武装的一部分，更多地要求纪律性和整齐性。面对这些问题，根据地逐步调整妇女自卫队的领导关系，最终协调和理顺了妇救会和武委会妇女部二者之间的关系。聂荣臻在1941年晋察冀北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假如政府将妇女自卫队委托妇女救国会管，则‘妇救’在群众工作方式与行政命令方式上不易统一。所以应将‘妇救’与妇女自卫队分开。自卫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妇救会可以群众工作方式来保证勤务的完成。”1941年，冀中区妇女干部白冰在文章中谈到，妇救会与妇女自卫队的关系是：“妇救会可以向妇女部提出工作意见，交武委会妇女部执行。”从这里“提出工作意见”的表述可以看出，妇女自卫队已经过渡到由武委会领导、妇救会辅助的组织模式，由此也彰显了妇女自卫队的武装力量的性质。

（二）培养干部，建设队伍。干部是组织的骨干，保证妇女自卫队正常运行需要对自卫队的干部进行培养和训练。干部训练班一般“由妇救会与自卫队联合举办，教员由政府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担任，经费由政府予以资助”，开办的课程一般包括“妇女工作，政治常识，妇女问题，基本动作，游击战术，防空防毒，军事救护之类”。

妇女自卫队的具体设置大致分为基干自卫队和普通自卫队。普通自卫队，是指由达到一定年龄的妇女根据相关规定义务组成的自卫队，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比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规定，凡 16岁到 55岁的妇女均要参加普通自卫队。而对于参加自卫队的年龄，不同的文献记载有所不同。如 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颁发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的通令》中规定：“凡年在 15岁以上 45岁以下之人民，没有疾病者，不分男女均得参加自卫队”，并规定“女队员单独编为班或分队，不与男队员混合”。1939年 4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论关于自卫队诸问题》中又指出，“15岁至 50岁之妇女一律编为妇女队”。1939年 5月的规定则是“16岁至50岁的妇女”。基干自卫队则与普通自卫队不同，主要由年龄18至 30岁之间“身体健康、坚强勇敢、家庭牵挂较少”的妇女组成，主要职责以“掌握武器，执行战斗任务为主”，而“普通自卫队，一般不掌握武器，主要执行战勤任务”。另外，妇女自卫队本身还设分队部、小队部，而后“又按教育任务不同，分别为青年、壮年，守护小队，或班。此外还有姑娘班、媳妇班、大足班、小足班、有孩子的班、无孩子的班之分别”。在妇女自卫队的组织建设上，根据地也强调要循序渐进。以游击小组为例，“在妇女自卫队中，组织类似游击小组一般的组织，……采取游击小组的活动方式，但这皆勿作普遍的提倡，应首先在我工作较好的地区，由身体健壮之青年妇女实行它以便在工作过程中继续总结作决定”。

（三）日常的训练内容。妇女自卫队的日常管理主要包括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多以一个村为单位，每星期操练一次。隔数星期数村（多以中心村为单位）集中操练半天”。大致内容包括：“部队集合、散开，各种兵械使用，侦察，警戒，防空，防毒，救伤，行军运输，基本的战斗动作，游击战术与政治常识等。”政治训练的大致内容包括：“民族革命的一般常识，宣传组织民众的方法，政治常识，政治动员，军事纪律，文化娱乐等。”大体上看，妇女自卫队各部分的训练内容，“百分之五十是军事课，政治课占百分之二十五，组织方面的教育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文化娱乐、新文字等占百分之五”。经过系统的训练，“模范队、抗先、妇女自卫队试验成绩平均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员总分在八十分以上”。

此外，根据地还采取检阅的方式查验训练结果。“检阅妇女自卫队，是提高队员学习情绪的最好办法，她们为了竞赛，为了优胜，会更加努力学习。”在检阅之时，自卫队的成员们“都是排成双行，拿着武器，唱着救亡歌曲，个个兴高彩烈”。检阅内容大致包括阅兵式、军事表演、政治问答、唱救亡歌曲等。其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为政治问答和集体唱歌的环节。政治问答一项，可具体分为十个题目，即：“一、中国有那两大党？二、共产党的领袖是谁？三、领导全国抗战的是谁？四、为什么组织自卫队？五、自卫队的任务是什么？六、为什么组织妇救会？七、妇救会是作什么的？八、今天是什么日子？九、为什么成立识字班？十、什么叫合理负担？”通过集体检阅和政治问答，进一步激发了妇女自卫队员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对中共革命道路的认同，提高了她们的政治觉悟。

而通过集体性地唱抗日救亡歌曲同样可以增强自卫队员们的爱国热情，抒发共同情感，达到凝心聚力的效果。比如，史料记载了晋察冀根据地完县妇女自卫队集体唱歌的热闹情形：“这一队唱的是‘反对开小差’，那一队唱的是‘送郎上前线’，那一队唱的是‘救国歌’，这一队唱的是‘除汉奸歌’。”

当然，在训练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训练次数太过密集、强度过大、没有照顾到妇女生理和心理特殊性等问题，但根据地及时采取多种方式，注意改进工作以推动妇女自卫队的壮大发展。比如，1940年1月，王若飞在关于华北抗战中的人民武装自卫队的文章中强调，在妇女自卫队的编队上要照顾农村环境“另外编队，不与男子在一起”。1941年5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妇委委员刘素菲在谈到妇女自卫队在新阶段的任务时强调，“对妇女自卫队应和男自卫队有不同的要求，应给予不同的任务，也不能将男自卫队的一套领导方式、方法硬用到妇女自卫队中来”。

在正规的政治和军事训练之外，根据地还采取多种灵活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比如，为督促妇女学习，采取了家庭学习、小先生、识字先锋员、竞赛、考试、毕业、参观与巡视、检查等一系列灵活多样的制度。此外，通过设置写有“保卫冀中”“保卫家乡”“不买敌人东西”等标语的岗位识字牌，也“可以督促每个过路的人经常的学习，并且可以配合各种识字班大量进行扫除文盲工作”。另外，开纪念大会、唱歌讲演、竞赛等方式也都在训练中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冬学或识字班中，教唱歌，每个自卫队员都会唱救亡歌曲，成绩最好的一个妇女能唱十八个不同的歌子。将爱好唱歌的妇女组织为歌咏队。有些村庄自动召开群众娱乐晚会，在大会上妇女们唱戏、化装演剧、说大鼓。”有的妇女自卫队员为了在检阅场上有出色表现，“等孩子睡觉后，集合在月光下进行制式教练。青年姑娘，早晨起来爬山锻炼，中年妇女在锅前、在磨旁一面煮饭推磨，一面练习唱歌和写字。常常几个妇女凑在一起，互相问答政治常识”，等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到抗日政治动员时曾说，政治动员“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的动员和训练，正与这一要求相符合，而且也确实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出中共在政治动员方面独特而有效的做法及经验。

妇女自卫队的组建因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而产生，因而自然地要切实担负起进行抗战的任务。根据相关史料，妇女自卫队肩负的抗战任务大致包括：第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讲解国内外形势、日军情况及抗战进展；第二，定期操练，学习射击、打靶、扔手榴弹、包扎救护伤员；第三，站岗放哨；第四，挖地道、埋地雷；第五，基干自卫队成员迎击敌人或护送民众转移。1937年12月7日，刘伯承在《抗日自卫队的三个基本任务》一文中把抗日自卫队的基本任务概括为三条，即警卫战地民众生活的安定，以巩固后方；积蓄和发扬抗日力量；配合基干军队消灭敌人。

可见，妇女自卫队所承担的工作任务较为繁多，也确实为根据地的建设和改善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是军事任务，包括扰敌、与男队员一起担负挖沟、破路等交通斗争的任务等。据当时的报告，“在交通战方面，妇女不断发挥很大作用，一般交通战均有妇女参加，人数有时超过男子，有时相等”。其次是根据地的后方建设工作，包括站岗、放哨、锄奸、缝洗、慰劳、送信、运输、抬担架、挖沟破路、护理伤兵等，后来又着重强调了生产任务。在这些任务中，站岗、放哨、锄奸和送信、联络两类任务最能体现妇女自卫队的独特作用。由妇女担任站岗、放哨任务是春耕秋收时男劳动力工作的一种有力补充。当时，“各村的主要道路上都有妇女自卫队员站岗放哨，有的再派上一个儿童团员，两个人站一个哨位”。在站岗放哨中，妇女由于其天然的特性往往不为敌人所注意，因而更能发挥作用：“妇女用坐在村头纳鞋底、哄孩子的办法，监视着敌人的暗探活动，常常使敌人败形露迹，阴谋难逞。”而且，中老年妇女在站岗放哨时往往“十分负责，铁面无情。任何人没有路条，对任何首长毫不通融。如遇不守规则的坏分子，当场纠合打击，绝不客气。这就替青年妇女打开一条工作之路，此后青年妇女站岗放哨，也就没有困难了”。情报的传递和联络工作也很能体现妇女的独特作用，妇女自卫队利用自己的优势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完成任务，比如，“雁北游击区一名侦察员被突然袭击的敌人包围在村子里，无法出去。一个小脚女自卫队员把情报藏在发髻里，闯过了敌人的几道检查，把情报送了出去”。

《冀中一日》是 1941年冀中根据地发起的民众写作运动的成果汇编，其中有很多文章反映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员的事迹。《八个模范妇女队员》一文讲述了四区某村的8个妇女队员在晚上用斧子和钳子剪断敌人的 8根电话线，然后又用斧头砍断了 4根电杆，完成任务后即撤回的故事。《查通行证》一文讲述了博野县一位老太太在村口一边摇着纺车，一边检查通行证，由于不识字，她便四处找人认清检查证有效之后才将人放行。担任站岗放哨任务的妇女们认真检查、一丝不苟的做法，对于保证根据地的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妇女自卫队执行任务时，虽然由于部分客观因素的制约存在一些困难，如在挖沟、破路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中，“大多数妇女过去缠过足，行动不便，破一段路，挖一次沟，脚掌就磨出许多血泡”，但总体来看，妇女自卫队队员注意发挥自身优势，刻苦训练，有的还积极争先，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干部在回忆中称：“自卫队因是一个军事性的集体，比起妇救会来又齐整得多了。因此区里在各项工作中，都要求我们起带头作用，尤其是在宣传上，简直是眼睛都盯在我们妇女自卫队身上。”妇女自卫队的组建并在根据地建设中努力发挥作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使得中共对农村社会的动员更为彻底，把女性从封闭的思想世界和呆板的生活之中解放出来，使她们不仅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获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对敌斗争能力的增长，也由此提高了政治和社会地位，促进了中共一贯主张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实现，造就了一批新女性和革命新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是所有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的一个缩影，而抗战时期的妇女自卫队则是中共进行民众动员的一个成功实例。妇女自卫队的动员、组织、管理、训练等各项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共与群众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共是一个高度重视实践和学习的政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不断总结经验，面对政权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不断改进工作方式，不断走向进步。在应对妇女自卫队动员、组织、管理、训练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状况时，中共重视向实践学习，及时进行总结，采取多种措施解决问题，体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我们在感叹中共创造的革命奇迹的同时，更要注意总结奇迹背后的成功经验和制胜秘诀。

（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