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空前规模的改革浪潮，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改革中分别竖起了两面不同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竖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中国踏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征程；苏联共产党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引领苏联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中国在改革中崛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苏联在改革中崩溃，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历史悲剧。西方一些评论家认为，苏联的迅速解体和中国的迅速崛起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历史之谜。其实，谜底就在于苏联改革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也脱离了苏联国情，而中国的改革始终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仅就中国共产党对改革进程中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进行探析和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当时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把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提到议事日程。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了科学、公正的评价，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成为国家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压舱石。

习近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习近平的这个论述为我们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典范。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和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这两个阶段既有不同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又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具有同质性。

苏联共产党启动改革进程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将两个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从赫鲁晓夫时期全面否定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空前规模泛滥。历史虚无主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崩溃，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潮乘机占领了思想舆论阵地。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确立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依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生产关系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由此开创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方法论指导原则是将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我们党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定位时，一方面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从而使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显现出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九大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据此，党中央制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作出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

苏联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便开始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再过20年即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历史定位和奋斗目标被实践否定后，苏共又几经修改将苏联社会定位为“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起点”等。所有这些定位都超越了苏联社会的发展阶段，据此提出的发展目标也都化为泡影。

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中国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开创者。他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并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形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强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根据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两个鲜明的本质特征。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除了代表人民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代表少数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宗旨就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苏联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脱离苏联国情，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戈尔巴乔夫首先在党内倡导所谓“民主化”“公开性”“舆论多元化”，导致党的分裂，使苏联共产党变成多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场所，无法承担领导苏联改革的重任。苏联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使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合法化，由此导致政治、经济和族际关系多重危机的全面爆发。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使中国较长时间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同意尼克松访华，成为中国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新的契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这为中国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空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倡建“一带一路”，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到举办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展现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定位的变化。中国既吸收了外国的先进成果和先进经验，也为世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针对当前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以霸权政治、“中心”控制“外围”为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把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利用看作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起步，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自主创新精神不断创造出新的文明成果，在某些领域已经进入世界前列。

新经济政策和工业化时期，苏联积极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使国家逐步摆脱了经济困境，继而创造了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过高估计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再重视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并且长期沿袭适用过去战争时期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窒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推行全盘西化，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终结。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中国发展道路时指出: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结论既总结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总结了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我们通过历史的对比，可以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规律。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标题：《中国改革成功的理论底蕴———兼论与苏联改革指导理论的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3 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禹瑞丽/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