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懦弱无能，激起了国内民众的强烈愤慨。5 月4 日，北京3000 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不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并在6 月激起北京、上海、汉口、南京、长沙等地数万工人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也纷纷举行罢市。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包蕴的多重内涵和精神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母题”，对这一运动的回溯，对其性质和精神的阐释和发掘，成为中华民族不断获取前行动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人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其内涵和性质的认知与阐释有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人们挖掘五四精神内核，揭示其多重意义的尝试和实践。

1920 年春， 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 全国各地掀起了纪念五四运动的热潮，《晨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刊纷纷刊登纪念文章，开辟纪念专栏，报道各地的纪念盛况。在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中，“爱国”“救国”成为主题，当时的舆论总体上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

如《晨报》报道称：“北京学生以五月四日为全国学生爱国运动之大纪念。”《民国日报》也报道称：“北京学生，以去年五月四日，为全体各界爱国运动开始之一日。”《大公报》的时评虽然称五四运动中“青年学子掷其可贵之光阴，可贵之学业，可爱之身体与精神”，但也认为它是一场“爱国运动”。

除北京外，全国其他省市也举办了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如杭州学生在纪念五四运动时，不畏政府当局对五四纪念活动的破坏，采用“悬挂国旗”“会报增刊五四号”“抵制日货”“举行大演讲”等形式表示纪念。广东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将“五四日定为五四救国纪念会”，并“使人发救国感想”。南京的学生“举行露天及挨户演讲”，嘉兴学生会向社会各界发布《通告各界人士文》，并在文中指出，因为五四运动“把欧约拒签”，“国贼排斥”，“唤醒国民”，所以“吾们认为他是个爱国救国的运动”。

在这些纪念活动中，学生们在仪式开始之前都会“向国旗行礼”，以表达爱国之情。在学生群体爱国活动的带动下，国货运动也达到高潮，购买国货、抵制日货成为当时的潮流。“1919-1921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国货运动刚开始不久，日本对华出口的贸易额就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即从 1919年的 6.56亿日元到 1921年的 4.24亿日元。”报刊的报道、学生的纪念、群众的行动都诠释着五四的爱国精神。

从当时的纪念活动来看，将五四运动视为一场爱国运动，是以学生群体为代表的普通群众对“五四事件”的认知和诠释。这种诠释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以及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深入密不可分。梁漱溟指出：“古代中国人只有王朝的观念，没有国家的观念。”至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民族国家观强调民族认同、疆界分明、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鸦片战争使得古老的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在民族屈辱的唤醒下，“中华民族”逐渐成为整个国家意义上的“国族”。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结束了封建王朝统治，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观、主权观和现代政治制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发展。至五四前期，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耻辱及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诉求的无视，大大加速了当时中国人的觉醒，使他们团结在救国的旗帜下，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揭示其爱国精神内涵的同时，知识界也开始关注五四运动的文化内涵。

最早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对五四运动进行解读的是罗家伦。1919年 5月 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以“毅”为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他用三个“精神”，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来概括这场运动，尝试挖掘运动背后的精神文化内涵。

继罗家伦之后，仲九在《建设》上发表了《五四运动的回顾》一文，进一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扩展了五四运动的内涵。他认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德谟克拉西的影响”：“德谟克拉西，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从欧战停止后，一天发展一天，北京和各省学生界，有一部分亦受了这种潮流的冲激，于是觉悟到对外应该反对‘侵略主义’，主张‘民族自决’，对内应该反对‘军阀政府’，主张‘国民自决’，‘五四运动无非是这两种自决的表现’”；其二是“思想的自由”：“思想自由是文明的根源，……北京的学界，一二年来，把旧思想的束缚，逐渐打破，渐渐向新思想一方面进行，思想的自由，较前数年比较，现在好得多了”。仲九的这种观念是一种认知转换，实际上是将五四运动的内涵，由政治行为向思想文化方向转移，或者说是将两者合并为一种历史实体。

1920年 5月 4日，五四运动爆发一周年之际，《晨报》特辟了“五四纪念增刊”，增刊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体现了知识界对五四运动文化内涵的深刻解读。

其中渊泉直接指出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他在《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一文中指出：“世人往往把‘五四运动’看作政治的运动或且是国家的运动，我以为是社会的运动，国际的运动，所以在文化上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很重要的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是在中国“实现社会的解放和文化的公正”。

梁启超在《“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本不过一种局部的政治运动，其成功远不及运动者之预期，然而无损其价值者何也？则以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

他认为，五四运动被称为文化运动的原因在于：其一，对于国家的保存和发展而言，文化运动更为重要；其二，文化运动是政治运动的基础，只有从文化方面入手，才能使整个社会“洗心革面”，才能为政治运动奠定根基；其三，当前的五四运动仅仅是情感冲动的结果，不能长久；其四，当前的政治过于污浊。

郭绍虞从文化教育和普及的角度认为，五四运动的价值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文化运动，让下层人民和贫困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所谓文化运动，便是在这大多数的国民上运动起，并不是单向知识阶级发行几种定期出版物……文化运动，若使（是）单在这知识阶级上筑起基础，把一些没有机会能受教育的人忽置不顾，那么这基础是极浮薄的，极不可靠的”。

瞿秋白也指出：“‘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新名词——最时髦的名词”，“从‘五四’、‘六三’……以来，种种运动，常常被人叫做文化运动”。可见，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五四进行阐释，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主流和共识。

在阐释五四运动的文化内涵之时，更有一些学者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将五四运动纳入新文化运动中进行考察。顾诚吾在《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中将五四运动称之为“新文化运动”，他指出：“我们第一要紧划分问题，乃是如何可使一般人得受教育？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有力，但只限于学界一部分人。”

瞿世英在《五四与学生》一文中阐释道：“五四运动的功绩不独在拒签德约，不独是罢免国贼，不独是街上添了几次学生的游行。也不独是多发了几次传单”，五四运动的功绩是“给中土以一个有力的新文化运动的动机”。

周长宪在《五四运动底价值和平民阶级的觉悟》一文中将五四运动纳入到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之内。甘蛰仙在《“第四个五四”底感言》中谈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是对于外交的挽救，一是对于思想的革新，本来是分途的；但那时候的学生救国团，无论何省何县，至少总要买一两本打着新文化旗号的杂志，做他们鼓吹救国的参考资料。就这点看来，五四运动竟自和新文化运动，不知不觉的结下了一点不解缘”。

从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年的纪念文章可以看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和深入，以及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支持的不断加强，五四运动的内涵进一步与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为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但是从影响力来看，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才形成了磅礴之势，达到了高潮。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其原因，一是五四运动后出版事业出现了极大的改进，不仅宣传和报道新思想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剧增，而且内容一改以往的文言形式，大多采用白话文。二是伴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新主义、新思想和新观念纷纷涌现，并得到广泛传播和讨论。三是社团组织和社会服务事业在社会上广泛开展。据《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统计，五四运动前后新成立的社团共有 23个。在组织社团的同时，学生还在不识字的人民大众中间进行大众化的演讲，开办夜校免费教工人及贫困子弟读书，宣传科学知识、爱国精神和许多新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思想。

除了上述种种社会表现，就连“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也是在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逐渐流行起来的。1920年，孙中山正式认同了新文化运动，并把所有的新思潮简括为新文化运动，同时号召全体国民党员给予支持，肯定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此外，当时中共也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之一。1924年，中共中央通告第 13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就指出，“五四”纪念应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恢复国权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在国共两党的宣传和努力下，五四运动的内涵扩充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20世纪 2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战结束后，重新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华盛顿会议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打着“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幌子，极力扩大各自在华势力范围，进一步宰割中国。

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激烈的争夺在给国际局势带来新变化的同时，也给中国的政治局势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之下，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加激烈，军阀之间混战迭起，民不聊生。

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仁人志士十分苦恼、忧虑和迷茫。恰在此时，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2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号召下，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当时主流的政治目标和口号之一。

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反对封建主义”也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五四时期，陈独秀受日本的影响，将“封建”等同于“落后或反动”，但是除了陈独秀外，极少有人提“反封建”，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如此。 

至 20世纪 20年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新封建观通过共产国际的文件译介到中国。1923年 6月 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 1期登载了一鸿翻译的列宁《东方问题之题要——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通过》一文，将东方国家的社会形态描述为“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其发生发展既在封建制度之基础上，又在杂合、参半”，并将东方国家的社会制度称之为“封建宗法制度”。列宁的这一提法迅速为中共及当时的知识界所接受。至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封建”开始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念进入中国的主流话语。

事实上，五四运动与“反帝反封建”本身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其一，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诱因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反对强权政治”等口号实质是针对“帝国主义”；其二，被骂为“卖国贼”的张宗祥、陆宗舆和曹汝霖即是封建主义在当时的主要代表——军阀的代言人。

1925年，张太雷在《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阐释了五四运动所包含的民族运动的内涵。他指出：“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1926年《中国学生》将第 25期定为“五四纪念特刊”。该期所刊载的文章集中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将五四运动与“反帝反封建”联系起来。

《五四纪念告全国同学书》指出：“五四运动不但给与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以重大的打击，并且开了中国近年来民族解放运动一条大道。中国民众之认识反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为真正的敌人，是自五四运动始”，并高呼“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与残民媚外的军阀！”

硕壎在《今年五四之中国政治状况与中国学生的职任》一文中宣称：“五四运动，是有革命意识的运动，就是以中国学生为领导的第一次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政府的猛烈的政治运动。”

成湘在《五四精神》中指出， “‘五四’运动的真意义，简单说来就是‘中国的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卖国军阀官僚——安福系——的民族运动’”。

中林在《五四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也强调“五四”是“中国学生开始献身作政治运动，以群众行动直接反抗安福系卖国贼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向全世界帝国主义数十年来压迫中国民众的总示威”。

20世纪 30年代社会史论战后，五四运动的“反军阀”含义逐渐被“反封建”取代，具有代表性的是 1932年瞿秋白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五四”的遗产“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五四的精神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他号召无产阶级发扬五四的这一精神，“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

总之，将五四运动看作一场反帝反军阀继而反封建的运动，是中共早期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带领人民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思想领域的一种表现。

20世纪 30年代后期，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对五四运动性质和内涵的阐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国民党官方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五四”价值的挖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将五四运动看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视其为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连接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运动的理论价值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得以延续，并不断获得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

这种新意义和新价值首先表现为把五四运动视为近代以来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环。1936年，陕北公学出版的由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近代史著作。

该书在论述五四运动时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革命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时也是主张民主、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封建思想与封建势力的一种民主运动。”

在民主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将五四运动纳入到新民主主义理论之中。1939年 5月 1日，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 20周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了《五四运动》一文。在文章开篇，他就谈到了五四运动的民主革命的性质：“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里，毛泽东将“五四”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其与辛亥革命以来的几次革命并列，大大扩展了“五四”的内涵，并将其视为新旧革命和新旧文化的划分标准。

1939年 5月 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 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他指出：“‘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

在这篇演讲中，毛泽东重申了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的观点，不仅强调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而且指出“五四”是上述运动的一个“转变点”。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启发下，党内一些同志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1940年 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认为：“‘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转变点。在‘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五四’以后，则一般的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了。后者与前者的性质，虽同为民主主义的，但后者为彻底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吴玉章也在五四运动 21周年之际的一次报告会上，称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1940年 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他在文章和演讲中的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

在政治方面，五四运动前 80年的基本特征是“旧民主主义”，后 20年的特征是“新民主主义”，原因是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而五四运动之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

在文化上，“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和运动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毛泽东将五四运动视为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分水岭，是因为：

其一，从世界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十月革命开启了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整个世界进入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其二，从文化性质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划分的界限，因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其三，从革命的领导阶级看，无产阶级成为了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无产阶级还处于自发的斗争阶段，还没有从“自在的阶级”转为“自为的阶级”，但是五四运动后，特别是“六三运动”后，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斗争中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时的无产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随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成熟，他不再将五四运动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将其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因为虽然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下，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由此也就决定了五四运动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中站了起来，在此基础上，又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毛泽东对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和新民主主义开端的评价和定性，同时又侧重从知识分子工作的角度来发掘五四运动的意义。

一是强调知识分子要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比如 1950年 5月，五四运动 31周年之际，毛泽东为《北大周刊》纪念“五四”的题词指出：“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另一方面注重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角度纪念五四运动。比如 1959年 5月 4日，五四运动 40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纪念伟大的五四革命运动四十周年，我们一定要高举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的旗帜，坚定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我们的思想，进一步开展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更加美丽幸福。”

1978年，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4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大步迈进了新时代，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五四运动的内涵，也在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总结性地概括了历史上对五四精神内涵的界定，即“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从时代情况出发，对这些内涵赋予了新的意义，作出了新的阐释。

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拨乱反正，纠正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因此，这一时期，在阐释五四运动的内涵和性质时，突出强调“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强调“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伟大的新文化运动”。

1979年 5月 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指出：“正当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时候，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的意义，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内涵更加凸显出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国内改革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需要爱国主义提供精神力量，凝聚共识，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

1990年 5月 3日，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事业。”

进入新世纪之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外开放的格局越来越大，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09年 5月2日，胡锦涛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五四精神。

2014年 5月 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广大青年要积极树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的领导下，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广大青年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2019年 4月 30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他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 100周年，在这风云激荡的 100年中，对五四运动的内涵的认知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在与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五四运动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价值，形成了独特的“五四”话语体系。这一方面确立了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伟大地位，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正确认识五四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