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马克思不约而同地叩响真理的大门，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共同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为之起草党纲。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概括了“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并根据实践的检验论证了其真理性。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1859年，当马克思经过15年的研究，在《政治经济批判。第一分册》中发表自己创立的政治经济成果时，他在该书序言中回顾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和得出唯物史观的经过，对唯物史观做出了精辟表述，然后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一批判的成果，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途中来到巴黎，拜访马克思。他们彼此了解到“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同马克思一起拟定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大纲，合写了该书序言，完成了他所分担的几个章节。他们合写的这部著作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当恩格斯1845年春天迁往布鲁塞尔，再次同马克思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工作”，于是他们着手“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这部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宣言》的写作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理论，又是人民的理论。它是在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条件下，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诞生的，是人类科学思想发展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所以它的发表既在思想理论方面开创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又在社会实践方面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集中体现在他与马克思共同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为之起草党纲的历史业绩之中。

　　以《宣言》为中心看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一个人署名的《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出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这一概念，并概括为三个要点。其一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其二是，“（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三是，“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5年后，恩格斯在为《宣言》1888年英文版写的序言中重申了这些观点，并进一步称之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不仅概括了“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而且运用实践经验检验、论证了其真理性。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为《宣言》写的多篇序言中，把《宣言》发表以来的历史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考察，用《宣言》指引下工人运动的成就证明了《宣言》的科学真理性和崇高历史地位。他提出：“《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1848年《宣言》出版时，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当时工人中还流行着粗陋的空想的共产主义。“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蒲鲁东主义和拉萨尔主义也“已经奄奄一息”。《宣言》已经“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1848年《宣言》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而在1864年，“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包括攻击和曲解它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的。19世纪9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以德国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的理论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加以攻击；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保尔·恩斯特等人把唯物史观庸俗化、教条化，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加以鼓吹。二者殊途同归，共同之处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针对这样的问题，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既坚持、捍卫了唯物史观，又用新的理论范畴和思想观点完善、发展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思想，但是还没有建立起“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范畴。当时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唯心史观阐明经济的决定作用，把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所以《宣言》中强调的是，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即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回顾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当时“必须这样做”。“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他说：“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恩格斯的这一反思对于《宣言》是适用的。贯穿《宣言》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虽然《宣言》对国家政权和思想观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阐述已经蕴含着肯定其反作用的思想，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和论述“相对独立性”“反作用”“相互作用”等观点。这些基本范畴和基本观点是由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针对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而明确提出并给予论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贡献。这些新的范畴和观点对于构建完备严整的唯物史观科学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恩格斯晚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凸显出来了。一些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学生、著作家，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德国党内发生了“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报纸上出现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对马克思的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一些人把唯物史观“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把唯物主义当作一个套语，“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针对这些现象，恩格斯明确提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在答保尔·恩斯特的书信和文章中严肃地批评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作公式”，并且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晚年的这些论述，在同新出现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宣言》及其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关于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思想，从思想原则的高度提出和解决了应该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