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史”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增量，承担着帮助学生确立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教育功能，承载着引导学生坚定历史自信、增强政治自觉的育人使命。高质量建设“四史”课程，需要在学理上阐释课程的基本定位、内容边界、建设理念三个基本问题。要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大逻辑中把握“四史”课程的整体定位，在课程内容的主题进阶中把握“四史”课程的个性化定位；要准确厘清“四史”课程同思政课必修课的内容边界、“四史”课程同传统史学类课程的内容边界、“四史”课程内部的内容边界；要坚持以育人为中心的理念、系统协同的内涵式建设理念和“大思政课善用之”的开放性理念。

【关键词】“四史”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选择性必修课；历史自信

【作者简介】李国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葛世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3.2.68～73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学理化学科化阐释与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JDSZ-KZ01）。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特别是“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1]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是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历史自信教育、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时代要求。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在思政课课程体系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开设“四史”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当前，开好“四史”课程，迫切需要进一步在学理上明晰课程的基本定位、内容边界、建设理念三个基本问题。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高校“四史”课程建设作些初步的思考。

如何理解“四史”课程的定位，是需要回答好的首要问题。为何要开设“四史”课程？“四史”课程究竟是什么样的课程？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大逻辑中把握“四史”课程的整体定位，需要在课程内容的主题进阶中把握“四史”课程的个性化定位。

1.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大逻辑中把握“四史”课程的整体定位

历史经验是鉴往知今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2]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律性认识，就是注重发挥思政课在推动历史自信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比如，新中国出台的第一个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就明确规定：“各年级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文、法、教育（或师范）学院毕业生必修政治经济学。”[3]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史、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相关内容进课堂的重要制度设计。1978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也明确要求：“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程，一般应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四门课。”[4]此后，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经过了三轮大的改革，先后形成了“85方案”“98方案”“05方案”，可以说从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大逻辑来看，高校思政课从未缺少对历史自信教育的自觉回应。

新时代深化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系统开设“四史”课程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四史”课程是有效发挥“四史”资源性供给作用的重要渠道，是以历史自信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政课程。“四史”课程的开设之所以构成思政课课程体系守正创新的战略支点，根本在于其与思政课在价值蕴涵方面的内在契合性。“四史”课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例证素材和史论支撑，而其他思政课在整体上为准确把握“四史”的本质与主流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和理论支持。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各高校要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5]这首次明确了“四史”课程的思政课属性，而且明确了其作为思政课选择性必修课程的定位，为构建“必修+选择性必修”的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指明了方向。

整体开设“四史”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是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课程群的题中之义。2020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高校思政课课程群建设的通知》，要求有条件的高校开设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思政课程。中宣部、教育部2020年12月印发的《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和教育部办公厅2021年4月印发的《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要求，高校本科生至少从“四史”课程中修读1门课程。这凸显了“四史”课程在思政课选择性必修课程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05方案”实施以来，笔者所在高校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必修+选择性必修”的思政课课程体系，目前已建成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以及系统打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讲”“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等十余门精品选择性必修课程。

2.在课程内容的主题进阶中把握“四史”课程的个性化定位

“四史”不是割裂的，而是接续传承、融会贯通的。在“四史”课程的内容体系中，“党史”有着独特而重要的理论地位，构成其他“三史”的重点。学习党史是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是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归宿。在有机统一中充分认识“四史”课程在课程内容上的主题进阶性特点，有利于准确理解四门“四史”课程的个性化定位。

第一，“党史”课程聚焦“复兴”的主题，讲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全部奋斗历程、光荣传统、创新理论、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实现民族复兴是百年党史的主题。开设“党史”课程，要重点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条历史主线，引导学生学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程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新中国史”课程聚焦“复兴+探路”的主题，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一部新中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探索如何走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开设“新中国史”课程，重点要围绕“以中国道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条历史主线，引导学生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在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的清醒中坚定“走自己的路”的战略定力。

第三，“改革开放史”课程聚焦“复兴+现代化”的主题，讲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从正式启航到不断开创新局、再到新时代系统展开的伟大进程。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转折意义，就在于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幕。开设“改革开放史”课程，重点要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条历史主线，引导学生系统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鲜明特征和比较优势，从而坚定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开创伟大社会革命新局面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社会主义发展史”课程聚焦“复兴+信仰”的主题，讲述世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单一模式走向多样化发展的历史全貌。一部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捍卫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历史，而就近几十年的历史而言，它既是一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复兴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民族复兴新征程的历史。开设“社会主义发展史”课程，重点要围绕“以坚定信仰推进社会主义运动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条历史主线，引导学生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脉络中，深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道义性，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性质、比较优势及前途命运的认识和信念。

明晰“四史”课程的内容边界，是开好“四史”思政课的内在要求。“四史”课程的开设不是纯粹地做加法而不顾与其他课程的关系。要推动教学体系的协调，避免简单的交叉重复问题，至少要从内容上厘清“三对边界”，即“四史”课程同思政课必修课的内容边界、“四史”课程同传统史学类课程的内容边界、“四史”课程内部的内容边界。

1.厘清“四史”课程与思政课必修课的内容边界

作为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中的“选择性必修课程”，“四史”课程同思政课必修课之间本就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从理论根基看，“四史”课程和各门思政课必修课都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具有共同的育人使命。但在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中，两者各有侧重。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着重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世界观方法论，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的真理力量；“四史”课程则主要围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实践、历史经验等展开，侧重于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感悟历史中掌握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侧重于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大历史视野，讲授中国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四史”课程更加聚焦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或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内容的丰富拓展和再聚焦。“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等多维度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四史”课程则旨在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来凝聚接续奋斗的共识，重点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增强学生把握历史规律和运用历史智慧的自觉性、主动性。厘清“四史”课程同思政课必修课的边界，有助于凸显“四史”课程所蕴含的特定的历史特色，以及推动“四史”课程同思政课必修课之间在教学上实现良性互动。换言之，这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各门思政课的教学定位，推动形成分工明确、内容互补、相互衔接的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

2.厘清“四史”课程与传统史学类课程的内容边界

传统史学类课程既包括史学类通识课程，也包括历史学等院系开设的史学类专业课程。在高校开设的史学类课程中，通常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世界文明史”“史学概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专题”“中国近代政治与外交”“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社会史”等。个别高校把现有的史学类一些专业课程简单等同于“四史”课程，这种做法其实模糊了“四史”课程与传统史学类课程的内容界限。

“四史”课程不是单纯的史学课程，作为历史自信教育的关键课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传统史学类课程虽然都会带有意识形态倾向，但其往往是以全面研究一段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外交诸领域的状况为宗旨的，更强调对历史事实的研究。与之不同，“四史”课程有着更鲜明的立德树人功能，强调在传递知识的同时更突出价值引导效果。这也是我们认为“四史”课程应该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而不是历史、经济、政治等其他院系来主导开设的重要原因。

教学目的的区别决定了教学内容和过程的差异。史学类通识课程往往侧重于从时间脉络上对历史“知识”进行梳理，向学生传授历史中的“事实”。史学类专业课程通常强调基于史料的对历史过程的深入专精的研究，当然也会运用某一个理论或学派的原理来分析历史现象。相比较之下，“四史”课程的教学则更注重运用“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式来讲道理，旨在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思考历史现象背后的“价值”与“逻辑”。这些“道理”将理论知识转化成了生动的议题叙事，增强了历史教育教学的思想性和吸引力。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时，“党史”课就要从唯物史观入手，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讲清楚近代以来各种救亡图存运动没能挽救中国的根源，揭示这些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从而引导学生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认识到“四史”课程同传统史学类课程的差异，不是要把这两类课程完全对立起来，造成势不两立的局面，而是要从中理解这种差异对开好“四史”课程的启发意义。在“四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协调好历史事实和逻辑分析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避免因为过多叙述史实，影响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论剖析，甚至陷入使“四史”课程趋同于历史通识课或历史专业课的误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因为过多阐述重大理论问题，发生脱离历史情境的宏观泛论，致使“四史”课程教学陷入空洞说教的境地。

3.厘清“四史”课程内部的内容边界

课程所对应的不同时间跨度，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四史”课程的差异。“党史”课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起点，彰显百年党史的历史纵深感，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新中国史”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起点，不涉及“党史”课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内容。“改革开放史”课的时间跨度则更短，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不涉及“党史”课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内容。“社会主义发展史”课则以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为起点，跨越了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既包括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也包括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现实化、实践化过程，更包括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的传播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的进程。前两个进程是“社会主义发展史”课所特有的，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又与其他“三史”密切相关。

时间跨度的不同带来历史主题的不同，这决定了不同课程教学内容上的差异。之所以是“四史”，而不是“一史”，说明每段历史都有其内容上的独特性和侧重点，不能以其中“一史”来代替其他“三史”。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史”课的关键词是“中国共产党”，重点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及四个历史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创造的历史成就，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以及精神谱系等，落脚到回答为什么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党的初心使命上。聚焦“以中国道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史”课的关键词是“国家”，较之“党史”课更加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道路探索、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内容，落脚到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和捍卫国家的政权和基本制度上。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史”课的关键词是“改革开放”，较之“党史”和“新中国史”课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发展战略、各领域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等内容，落脚到回答为什么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上。聚焦“以坚定信仰推进社会主义运动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发展史”课的关键词是“社会主义”，较之其他三门课程，更为突出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俄国形态、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等内容，落脚到回答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上。

厘清“四史”课程之间的界限，有利于避免“四史”课程教学在内容上的简单重复，从而提升各门课程的教学针对性、育人实效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四史”课程的教学内容总体上是相互交融、相互支撑的，其共同要义都是在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中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来往哪里去”的基本命题。

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是建设好“四史”课程的行动先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6]推动高校“四史”思政课实现由“开设”到“建设”的转型升级，要坚持以育人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系统协同的内涵式建设理念和“大思政课善用之”的开放性理念。

1.坚持以育人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

在思政课教学中我们应该树立“以育人为中心”的理念。在思政课课程体系中增开“四史”课程，不是简单地增加思政课的可选择数目，而是要使育人理念、育人格局跟上新时代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使命要求，引导学生“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7]

从本质上来说，“四史”课程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自觉、培育理想信念的问题。“四史”课程虽然是从讲授历史出发，但却不是简单的历史教育，而是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阐述、历史现象的分析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使学生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坚定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自信。“四史”课程教学要坚持以育人为中心的理念，避免走入泛娱乐化、形式化的误区。教师不能在课堂上为了博眼球、哗众取宠，而随意“重评历史”、“打扮历史”，通过讲段子、讲奇闻异事、讲野史黑史等形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看似拉高了“抬头率”，实则偏离了“四史”课程实现思想价值引领的初衷。坚持以育人为中心的理念，还要避免照着文件语言干巴巴地“照本宣科”，或者在课堂上简单地“灌心灵鸡汤”，而忽视课堂教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教师只有讲清楚讲透彻“四史”中所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主动回应和解答学生的思想困惑，才能提升课堂的吸引力、感染力，才能帮助学生确立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确立与国家发展和自我成长成才需求相匹配的价值坐标体系。

2.坚持系统协同的内涵式建设理念

高校“四史”课程建设应注意避免两类问题：一是重形式不重内涵。例如，对学校的相关通识核心课程进行改头换面，冠以“四史’课程”之名，这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应付上级要求、为了开课而开课的错误导向。二是缺乏体系化思维。即马克思主义学院“单打独斗”，独立承担“四史”课程的建设任务，而缺乏相应的资源支撑和力量支持，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四史”课程的建设举步维艰，抑或出现基础不牢、后劲不足的弊病。事实上，作为关乎思政课长远发展的一项系统工程，“四史”课程建设离不开系统的、内涵式的发展理念的指导。

坚持系统协同的内涵式建设理念，需要做好课程建设各要素的协同，重点聚焦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师资体系、支撑体系建设等，打好“组合拳”。一是明确相应的学分学时，加强课程设置的规范性。“四史”课程的开设，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的“增量”，相应地应设置增量学分。设置专门的“四史”课程学分，要求对学校现有本科生培养方案进行修订，而这依赖于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各院系的协同。二是抓好教学资源系统建设，形成高水平、立体化的教材体系。“四史”课程尚未有国家统编教材，但并不缺乏权威教学依据，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四史”大学生读本和中宣部组织编写的“四史”简史都是教学的主要依据。同时，优质的、集成化的内容供给对提升教学效果也有重要意义，这些资源包括教学讲义、教学案例、疑难解析等教辅材料，也包括教学课件、在线课程、视频素材等电子化材料。三是建好建强教学团队，积极开展“三集三提”集体备课。办好“四史”课程，关键在教师，关键是要组建由专家领衔、老中青结合的师资队伍。而教学团队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聚焦于“四史”课程的内容侧重点和教学重难点，常态化开展“集中研讨提问题、集中培训提素质、集中备课提质量”。四是建立健全支撑课程内涵式发展的政策机制，形成党委领导下全校支持“四史”课程建设的合力。“四史”课程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系统的政策支持，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要为课程开设、师资配备、教材建设、教学创新、教学研究等提供有利的政策保障。

3.坚持“大思政课善用之”的开放性理念

推动“四史”课程建设的提质增效，还要坚持“大思政课善用之”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8]“大思政课”之“大”，在于社会育人资源之广博，其核心是要处理好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关系。当然，对于“大思政课”内涵的理解，不能也不应该“泛化”，“大思政课”是社会资源向思政课的集中，其聚焦的仍然是思政课建设本身。

建好“四史”课程，要有开放性的“大思政课”视野，既要避免“闭门上课”，也要避免“关门办课”，防止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四史”课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而不是干巴巴的、没有生命的，党领导人民书写的时代篇章是“四史”课程宝贵的教学素材。坚持“大思政课善用之”的开放性理念，重中之重是要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统一中打造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式教学空间。“走出去”的实践教学，关键是要用好“红色文化基因”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两方面的育人载体，使学生确确实实在亲身感受和直观体验中有精神上的收获，而避免走马观花、流于形式的“看热闹”。当然，“走出去”经常会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限，用“大思政课”理念指导“四史”课程建设，更要做好“引进来”的工作。一是善于把社会素材“引进来”。在课堂上用真实的案例、生动的数据讲出我国的实践成就和制度优势，让学生从单纯的倾听者变成亲历者与参与者，这也是“四史”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形态。二是善于把社会师资“引进来”。推动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如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参与“四史”课程教学，有助于为“四史”课程带来更多鲜活的“大思政课”素材。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2022-01-12.

[2]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

[3][4]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70.

[5]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N].人民日报，2019-08-15.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97.

[7]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

[8]“‘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