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工作方法，也一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以“摆事实讲道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考察时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提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说理要求。思政课如何说理并实现这一要求，可以从情、理、对象三重向度进行深入探讨。思政课说理要创设说理生效的条件即情境与时机，把握说理的客观力量即事实与逻辑，激活说理对象的主体要素即认知、情感、意志的融会贯通，从而不断创新思政课教学，与时俱进地提高思政课教师的说理水平，推动思政课教学效果提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说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作者简介】文雯，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3.2.74～79

通过语言实施教育和传承文化是人类的重要经验与特点，说理就是其中一项共同而普遍的重要活动。一直以来，说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工作方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说理，以“摆事实讲道理”[1]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然而，说理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最为熟悉、最常用的教育方法，目前来说对这种方法的运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说服力不强、感染力不够、对大学生吸引力不足等。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考察时强调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性，指明“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2]这不仅明确了说理的要求与标准，而且为新时代思政课的说理教育指明了方向。既然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那么讲道理是否成功就决定了思政课的效果。这也就是说，“如何说理”，即如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让思政课真正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是当前亟待思考的问题。本文将依据情、理、人三重向度，深入研讨高校思政课“如何说理”这一问题，以提高思政课教师说理水平，推动思政课教学效果提升。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但是这种摆事实讲道理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规律，与情境、时机结合形成一定氛围，才构成说理生效的必要条件。

情境是指说理生效的环境、条件、背景等。思政课教师在说理过程中讲道理、摆事实，但是孤零零的事实并不能产生教育效果。如何使道理与事实开口说话，这其中有什么“特殊的玄妙”吗？当然没有，但是“事实在情境中说话”，[3]“事情连着我们的处境、感受、欲望、目标向我们呈现”。[4]思政课教师说理的过程不仅是“据事实而言”，罗列事实与道理，而是要创设适当的情境，让事实与道理再说出些什么。这种让说理生效的情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有感。要把事实与道理同人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连接在一起，让受教育者产生感觉感知或者与受教育者的感觉感知相联系，才能让事实与道理上升为“有我之知”，而非限于一种对象化的认识。因为一般的认识即“通过感知来认识转变为通过外部的、公共的证据来认识”，[5]认识事物、理解知识、接受道理是通过理论及其允许的推论来认识我们无法直接经验的东西。因此，高校思政课的说理要使人有所感地了解一事、知道一事、言说一事。二是与生活世界连接。事实上，一种可感知的情境所产生的说理，就十分强调与教育对象的周边情况、生活世界的联系。“事实镶嵌在生活世界之中”，[6]生活世界、周边情况内在地规定着事物之所是，任何事物都与周边情况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人获得认识和理解。说理通常采用较为概括的用语，思政课教学中难免有抽象性的观念与意识形态表述，正因为如此更要注重与生活世界的相连，让事实与道理落地，让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真正形成经验共识。三是有情。事情、道理与人的感情自然地直接在一起，而非先有事实与道理，之后再寻找其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情感。因此，无论是说理的主体还是说理的对象，都是在情理中感受、认识、理解道理，同时引发情绪的感受，使道理成为有血有肉的存在。卡西尔认为：“最初和最基本的层次显然是情感语言。”[7]正是如此，说理者所说的一件事情、一个道理甚至是一个句子，它都不能只是个事实或客观规律，仿佛无关地摆在那里，而是要把握事实道理中的情感、情绪，以此连通学生，把道理“说到心坎上去”。

时机是指说理的时间节奏。说理并不是随口一说，也不是时时刻刻在说，更不是从头到尾地说。思政课课堂上教师的说理时间是较多的，除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观点与事实的论证、阐释、得出结论等。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青年学生作为接受新事物最积极、最有热情的群体，他们在各种信息渠道上早已接收了各类观念，在强烈的自我意识下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自我认知，这对思政课的说理带来了诸多挑战。传统思政课说理的效果日渐下降，而且也留下“满堂灌”“强势说理”的消极刻板印象。新时代的思政课课堂不仅完成了多媒体教学的全面升级，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方法与手段，而且还采用多种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移动课堂、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然而，热闹了丰富了的思政课课堂，其主要的教学方式依然是教师的说理，教学效果依旧依赖于说理是否成功。同时，在一个丰富的、视野开阔的空间里，说理想要获得一定效果，对时机的把握就更为重要。一般而言，人们认识道理十分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默会和明述，两者对说理的时机都有特定要求。所谓默会，并不是用沉默来面对世界的沉默，而是从器物、行事、叙事等日常生活中将道理认识、理解并吸收。在思政课课堂上默会的运用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对青年学生的道德认识，默会说理具有极大的优势。比如，教师对榜样典型事迹的讲述，自身一言一行的道德自律展示，带领学生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等。此时，并不需要说理者大说特说，而是把事讲明白了，把行事展露了，道理就已经十分显豁了，不必要再说什么。正所谓“尽器则道在其中矣”，因为事情本身就含有道理。课堂上教师对默会说理的运用时机，就是不能不当说理而说理，否则就是失理、失言。如果说默会是显示道理，那么明述则是说出道理，把事物中、语言中、事情中的道理明说出来。思政课教师的明述说理就是根据教材内容、学习目标等，结合自身经验、知识，通过科学的阐述与逻辑的语言等，清楚明白地讲出道理、摆出事实。“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生活中人们似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但由于夹杂了许多琐碎的信息，实际上道理仍然可能是游离于自身之外的一些模糊认知。同时，生活中还有一些道理，是深深隐藏的，特别需要去琢磨、分析和探索才能搞明白。对于高校思政课的主体知识内容，学生虽然对其具有一定的熟悉度，但是不是真懂真会真用，有没有认识的盲点、困惑点，解决这些问题并实现授课目标，就是思政课明述说理的重点。思政课教师不仅要以有条理、有逻辑、有深度的说理让学生形成深刻、稳定的认知，而且要找准学生的“问题”，理直气壮地把道理讲清楚、讲透彻，真正占据学生的思想领地。因此，思政课上明述说理运用的时机，则是不能当说而不说，否则也是失理、失言。

总之，说理不能忽视说理对象的思想实际，而是要建构一个有利于说理的语境，把握恰当的说理时机。思政课教师在传授理论、指导学生思想和行为时，必须着眼于应用场合与环境、时机与氛围的具体分析和灵活处理，坚持理论与情境、时机的同构，努力创造开展有效说理的重要条件。

说理并非信口开河、话语滔滔，而是人类理性的活动之一，它依赖于事实与逻辑的客观力量，并由此形成一种强制力，让说理对象不得不接受。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8]这里的“思想性”“理论性”强调的就是思政课的事实与逻辑本质，也就是思政课说理的客观依据；“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则是说理过程中事实与逻辑的具体表达与体现。因此，要凸显思政课教师说理的客观力量，提升思政课的说理效果，就必须深刻领会和把握思政课中的事实与逻辑内容。

事实层面，包括了理论之真知、道理之真知、真理之真知及生活之真知。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而言，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9]具体来看，一是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既包括科学性质和规律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包括意识形态性质和阶级利益反映的政党行动纲领。作为事实的马克思主义之真，在讲授时既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中，不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具有时代局限性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讲明白讲清楚讲透彻，又要回到中国实际情况，敢于面对学生的疑问困惑，有意识地针对一些错误思想作出掷地有声的回应。二是要讲坚定“四个自信”的真理。高校思政课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和保证，坚定“四个自信”就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思政课教师要带领青年学生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锻造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完成社会文明的现代社会转型的根基等内容。三是要讲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真理。爱国主义是中国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纽带、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是个体实现价值的重要力量源泉。思政课教师的说理过程不仅要以英雄榜样的事迹来引导学生传承民族气节、铭记历史与英雄，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而且要将爱国主义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生活化、具体化，将爱国主义与身边优秀的、值得尊敬的榜样结合起来，在新时代条件下激发学生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四是要讲道德与人生的真理。“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10]青年大学生作为高校思政课的说理对象，已经进入这一时期的最高阶段，最需要“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正路”。[11]因此，思政课教师要讲基本要求上的人伦准则与品行修养、努力方向上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认识角度上的思想原则与思维方法、改造世界上的实践要求与行为方法等。总之，高校思政课既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也要讲为人做事的小道理。

逻辑层面，则是说理者组织事实与道理的线索。一方面，人们生活中的诸多根深蒂固的看法，大多依赖于众多细微的、难以标明的生活线索；另一方面，事实纷繁复杂，要讲的道理并不似数学公式那么清晰，事实要发挥力量，很难与言语辩论、逻辑进路区分开来。因此，思政课的说理依赖于说理者的逻辑能力。一是知识逻辑。思政课教学对教师的知识广度和深度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除了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之外，还要涉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12]才能支撑起教学的知识层面，建构出正确的知识逻辑以开展更加充分的说理，从而满足青年大学生对广博知识的渴求。二是视野逻辑。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青年学生通过网络对世界各地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容易进行比较并产生一些疑惑困惑，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善于运用国内外的事实和案例进行分析，不封闭保守、不崇洋媚外，既能回答学生的疑惑，又能“引导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善于在批判鉴别中明辨是非”。[13]三是历史逻辑。思政课说理不仅要有横向视野，还要有纵向思考，才能充分发挥“历史是一面明镜”的作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灿若星河，才有今天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我们国家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断探索中完善的，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是经历了沧桑坎坷的。这些最透彻深刻的说理，必须建立在清晰的历史逻辑之上，它包括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50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史，新时代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等。四是生活逻辑。道理总是与人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思政课的说理必须将道理落到真实生活的层面。当教师说理时，虽然无可避免地会讲一些概括的用语、抽象的道理，但不能把这些理论道理讲得更加抽象、空洞，而要将它们融入丰富的社会生活，使之充实化、有感化，才能让学生真正地心领神会。五是言语逻辑。道理在言说中成形，说理要求掌握语言逻辑，将道理与事实通过巧妙的言语、善辩的形式，以提供更加切实可靠的论证说理。比如，教师在说理中，对有些问题需要层层递进、像剥洋葱似的安排好语言与事实的节点；对有些问题则作为切入点，把它讲深讲透之后引导学生触类旁通，带动一些关联问题一通百通；对有些问题不能一味地发散，而是要向纵深去探究事物的所以然，将语言安排到事物的拢集之处，收归到原理的统辖之下，形成一个系统；对有些问题要与其他问题连通思考，并找出矛盾的共同症结，引导学生开展系统思考；等等。

总之，说理中的事实与逻辑是说理成功的硬核依据。说理过程不仅要创造感觉、直觉、顿悟的情境氛围，更需要解说、解释与论证的客观力量。这种具备事实与逻辑的说理，不仅仅是正确的、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有感的、有血有肉的，以此形成使教育对象心悦诚服的坚实基础。

思政课说理要真正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这最终要通过说理对象的表现来评判。即说理是否成功，不仅在于创设说理的有效条件的情境与时机、把握说理的客观力量的事实与逻辑，更在于能否激活说理对象的主体要素，实现说理对象认知、情感与意志的融会贯通，真正将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提升说理对象的理解是首位

实际上，高校思政课的说理早就摒弃了单纯使教育对象识记、背诵某些知识理论的做法，而是意识到说理的过程是师生通过语言载体来实现互相交流，共同解决思想问题。因此，教育对象认知的提升并不是简单的知识容量的增加，而是以提升理解为首位。教师一般会在一个开放、真诚的环境中使教育对象尽量理顺知识逻辑、明白道理，但并非只是展示逻辑的力量就可以影响教育对象的认知了。“强势理性主义者把理当作摆好在那里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它都具有让人不得不接受的力量。自己手握真理，一番论证之后，持相反看法的人们自会弃暗投明。他们愚蠢地相信，听完他讲的道理，别人若还坚持相反的看法，那只能是因为他们愚蠢，甚至因为他们邪恶。”[14]对于这一种说理的态度，我们是要警惕的，因为它很可能会面临“你别跟我讲道理”的结局。事实上，说理的目标并不是简单的说服，即在于通过推论的逻辑强制性让人们去接受一个结论，不理解也去接受结论或者“从智性上使对方臣服”，[15]而首先要推动教育对象真正去理解，自己获得理解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不理解、不明白一个道理，他又如何去接受这个结论，或者接受这个结论又有什么意义呢？无论是人们认识的道理却不“这么做”，还是不熟悉的道理却被内心惯常的观念拒之门外，说理者要努力推动教育对象去理解、接受它们，尤其是通过创造不同的新的理解途径，推动教育对象认知的深化或者转换。比如，思政课教师在说理时提供理据，这是为了探索事物之所以然，从而构成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又如，思政课教师用论证把新鲜之理与教育对象已经接受或者熟悉的常理连接起来，把尚不能理解的东西连接到已有的理解之中，从而完成知识体系的扩容。总之，道理通过“理解”与教育对象相连，才有可能成为深刻的道理透达人心，说理才不会沦为徒劳的东西。

2.调动说理对象积极的情感认同是基础

思政课的说理不仅仅是道理的讲述与阐释，更需要倾注积极的情感，实现师生心理的相容和情感的共鸣，建立说理有效的前提基础。一方面，道理化为个体的观念需要情感的投入。道理要成为个体的观念或者融入个体的观念体系，才能真正参与主体生活、指导主体行为，这是说理有效的最终检验标准。然而，个体观念是由经验来培养的，它的理在于跟真情实感有紧密的联系。当一个道理跟个体的真情实感联系在一起了，它才能成为有血有肉的观念，道理也即成为“合乎观念之理”，[16]反之则是抽象观念。一般而言，停留在抽象观念层面的道理是不符合观念之理的观念，容易陷入空洞虚假，对一个人的行止没有多少影响。另一方面，教育对象要投入情感参与说理活动。在广泛意义上，说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共同努力获得理解的过程，不仅是说理者尝试说服对方，而且说理对象也要希求理解、希求真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说理对象有了强烈认识和理解道理的情感冲动，才能产生对道理心悦诚服的可能。正如杜威所说的：“只有学生以同情和尊敬之情关注别人的思想感情并受到激励时，这样的课才有效果。如果没有这种关注别人感情的态度，这种功课对性格的影响不会大于关于亚洲山脉的知识对他的性格的影响。”[17]总之，整个说理过程充满情感力量，要让道理不再是说理者的理，而是与说理对象的自我需求连接起来，调动说理对象积极的情感认同，才能以“情”推动“理”发生作用以提高说理的有效性。教师可以通过陈情与故事，把价值、思想、道理贯穿其中，使道理鲜活、生动、亲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共情力，破除抽象说教、空洞僵化的说辞；营造思想政治教育“陈情”话语的真切语境，使抽象观念尽量充实化、生活化，实现情理交融的共通表达。

3.培育说理对象的心智是终极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上是做人的工作，“人”是价值引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思政课的说理要围绕人的发展，最终落到对人的智慧与心灵的涵养，即一种心智的培育。一方面，思政课的说理对象是学习能力强、素质较优、具备较强自我意识的青年大学生，他们的心灵世界正在成型，促进自我顺利发展与成长至关紧要，这一时期最需要的是培育，这种培育是用某些事实、道理来帮助青年学生的成长，而不是让学生接受一套泰山压顶式的道理来从头塑造。与此同时，思政课与知识学科的教学目标不一样，它并不以纯粹知识的学习为目的，而是引导学生通过求知来领会人生的价值追求与意义，这与青年学生自身贯通道理的诉求也是一致的。因此，思政课的说理要以促进学生精神成长为中心，使学生深度贯通一些道理形成有感之知后，真正实现把具体的个人价值同宏大的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日益纷繁复杂的世界，思政课教师的责任不仅是传播、宣扬主流价值理念，而是要敢于“穷理”，带领青年学生主动建构价值认知。因此，思政课教师要在向学生说理的互动交流中解释问题、辨析是非、证明真理，引导青年学生在申辩与反思中与各种意识形态、思想观点进行话语交锋，在认识社会的困惑、矛盾冲突中作出正确的思考判断与比较选择，真正以贯通之理实现对青年学生心智的培育。

4.实现说理对象认知、情感与意志的融会贯通，说理者的经验和知识十分关键

说理者的经验与知识不仅会为其呈现一定的风格与特征，而且经验与知识是达成说理相通性的基础，即经验普遍性和理性普遍性。经验普遍性是人们对共同或者相似、相近生活经验感受的共情与理解，这是说理双方能将外在的道理统一联系彼此的基础。缺乏了经验普遍性的说理，就像是鸡同鸭讲或者对牛弹琴，是无法进行说理甚至是沟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18]富有经验的思政课教师往往能对其传播的主流价值观念做到融会贯通，将理论与亲身的体验、感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与学生的交往互动中绝不会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唯融会贯通的道理才是真道理，否则成为没有体悟的‘从概念到概念”’，[19]说理就大打折扣了。理性普遍性也是很多场合人们在一种特定意义上谈论的普遍性，它在说理中能发挥极大作用。尤其是在“道德—政治”领域，人们“所关心的并非事情普遍是怎样，而是事情应该怎样”，[20]即不一定是人人都这么做了，或者从事实上从无例外，而是即使在不少地方、不少人身上发现并没有发生、实现，但它仍然是具有普遍理性的价值，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比如，“诚信”的道德标准，并非生活中人人都能做到，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道德的真知，应该得到普遍遵守。因此，思政课上的政治道德观念无须惧怕现实生活中的“落差”，教师应理直气壮地说出道理。与此同时，存在于说理者与说理对象之间的理性普遍性，也能增加说理对象对说理者的感受力，真正认清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乱象”，不容易受其迷惑，从而使学生在复杂的世界中选择坚定自己的价值信念。

虽然广大思政课教师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积累了很多说理的经验，但是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思想观念的多元、信息渠道的繁杂、生活方式的多样等都深刻地影响着思政课的教学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等，对思政课说理提出了诸多挑战。有研究者指出：“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当代，所谓读图时代，广告式的宣传，简单明快，才是制造观念的主要途径。”[21]事实上，传统的说理模式在现代社会的确面临了诸多挑战，说理的影响已经减弱了许多，说理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纵使如此，人类生活始终离不开说理，思政课的主要方式也仍然离不开说理，现阶段的思政课教学效果仍十分有赖于教师说理的水平。新时代的思政课“如何说理”，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亟待更多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思考。

[1]佘双好.从说理教育到心理疏导——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7）.

[2]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

[3][4][5][6][15][16][19][20]陈嘉映.说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383，391，249，383，320，320，52，345.

[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译者：甘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0.

[8][9][10][11][12][13]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14][21]陈嘉映.价值的理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64，36.

[17][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译者：王承绪.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71.

[18]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